拙作《北京出手四萬億的經濟分析》十一月十八日在這里發表時，編輯先生加了一段按語：「中國政府昨天宣布，為了穩定就業局勢，暫緩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變相凍結新勞動法?！勾税床粚?。新勞動法的江山依舊，何來變相哉？暫緩最低工資的上調，或這里那里放寬一點，有小助，但正著是撤銷，因為有影響力的最低工資存在，勞苦大眾的生活不會好過。

最低工資在國內不同地區各顧各的存在了好些年，為恐打草驚蛇，我不說。當時的最低工資低，一般沒有影響力，而偶有比市場低薪略高的，沒有誰執行。新勞動法的引進強化了最低工資的執行，而法定的「最低」，這些日子的升幅一般高于通脹率。新勞動法帶來的反效果是明顯的：今天，收入最低的工人失業的失業，回鄉的回鄉，而還有工作的工作時間是愈來愈少了。為什么到了今時今日，網上還有讀者支持新勞動法呢？

我在經濟學作出的比較重要的貢獻，屈指算來近兩掌之數。其中自己感到最滿意的，行內不重視，可能因為與傳統的分析格格不入吧。邏輯上我不可能錯，而對真實世界的市場觀察了數十年，認識與行內的朋友差別頗大。我是寫了出來的，一九八三年以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公司的合約本質》）為題發表于《法律經濟學報》，是該期的首篇。二十五年過去，該文大有名堂，可惜行家們到今天還看不到其中要點。

該文說的要點，是經濟學課本及課本之外的有關分析，永遠把生產要素（如勞力、土地等）的市場與產品市場分為兩個市場，課本一律在兩個不同的部分處理，是大錯。以我之見，市場是權利交換的地方，擴大起來只一個，其中的合約安排千變萬化，各各不同，而不同合約安排的選擇，一般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后來我在其它文章補充：因為人的自私，或政府多加左右，提升交易費用的安排出現，可以是災難。美國的金融合約安排是一例，中國的新勞動合同法也是一例。

我曾經提到一個尷尬例子。二十多年前被迫作評審，決定一個助理教授應否升級。見該教授專于產出函數研究，我問：「當你在街頭讓一個孩子替你擦皮鞋，擦好后給他一元。這一元是購買孩子的勞力呢？還是購買皮鞋給擦亮了？」他答不出來，不能升級。我也說過戰后香港西灣河山頭家家戶戶穿珠仔為生計的例子，拿開了中間人，勞力市場就是產品市場。在工廠見到的件工合約安排，略為復雜，但拆穿了跟穿珠仔沒有兩樣。二戰時在廣西，每十天有「趁墟」之盛，農民帶產品集中一處銷售，既是產品市場，也是他們的勞力市場了。就是今天，周末到農村一行，在農地或路旁購買農作物，也是二市難分：基本上二者一也，分之蠢也。

既然二者一也，管一就是管二，管制勞動市場就是管制產品市場，法定最低工資就是法定物價管制。那些高舉自由產品市場而又贊同最低工資的經濟學者，是有點胡涂了。

離開了擦皮鞋或穿珠仔，合約的形式變化多，例如以時間算工資，或分花紅，或算傭金，或送股票，或供食宿，或賜獎賞，或佃農分成……而又或者幾項花式合并而為約。然而，無論怎樣變，不管搞得如何復雜，皆可翻為件工合約的替代，穿珠仔之類也。從一方面看是雇用合約，是生產要素市場，從另一方面看是產品市場的替代，合約的形式有別，市場一也。

讓我提出一個淺問題來考考讀者吧。如果今天中國的勞動法規定最低工資是每天一千元人民幣，嚴厲執行，失業會增加嗎？答案是不一定。勞動市場可轉用件工、或分紅、或分成，等等其它合約處理。問題是政府約束一種合約的自由選擇（這里指約束時工合約），市場選其它合約安排替代，一般會增加交易費用，而政府見工人一天賺不到他們意圖的一千元，多半會左右其它替代合約。這樣一來，雇主要迫著關門大吉，被雇的迫著回鄉歸故里，或到街頭賣花生去。嚴格地說，行乞、犯案也是職業。

那所謂失業，是要有雇主及被雇的存在才出現的。失業主要是工業興起的發明，工人被炒后一時間找不到其它雇主，自己無鄉可歸，一時間想不出賣花生之法，要再找雇主，找不到合意的，稱為失業。炎黃子孫在地球存在了數千年，失業之聲近二十年才聽到。

為什么雇主與被雇于工業來得那樣普及呢？兩個原因。其一是分工合作，集中人手大量產出，每個成員分得的收入會遠高于各自為戰的產出方法。史密斯一七七六提出的造針工廠是好例子，雖然后來的實際經驗證明史前輩遠遠低估了。其二是好些生產程序，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需要監管。這監管促成了勞工有奴隸性質的形象，剝削之聲四起也。然而，多年的觀察，知道說剝削工人的人沒有一個做過廠。在市場的競爭下，剝削工人談何容易哉？

這就帶來上文提到的問題：為什么新勞動法為禍明確，網上還有讀者支持此法呢？利益分子或顏面問題不論，答案是有些人見到某些地方，或某些企業，最低工資及勞動法例是明顯地提升了就業工人的收入。這里的重點是租值的存在。最低工資及勞動法例由政府推出，更重要是跟著加進了工會，一個有租值的工廠或企業可以被蠶食而使工人的收入增加。租值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掌握得好不容易（見拙作《供應的行為》第二及第三章）。簡單地說一句：租值是資源使用不受價格變動影響的那部分的資產價值。一家工廠大手投資購買了機械，轉讓出去不值錢的那種投資，工資被迫增加也要繼續干下去，其租值是被蠶食了。一間因為苦干得法而打下名堂的企業，有值錢的注冊商標，一間工廠研究有獲，在發明及設計上拿得專利注冊，等等，皆有租值，不是什么最低工資或新勞動法一推出就要關門的。他們有一段頗長的時日可以逆來順受，但一旦遇到市場大為不景，租值全失，專利名牌就變得麻煩了。這是近今美國汽車行業的困境。龐大的租值被蠶食了數十年，幾殆盡矣，怎還可以經得起金融市場的風風雨雨呢？

一般而言，蠶食企業的租值，是需要工會的協助才能成事，所以工會有工人的支持。工會操作的關鍵（先進之邦的工會，不是目前中國的），是阻礙工人自由參與競爭，因為工人自由競爭不容易蠶食企業的租值。

有幸有不幸，中國的最低工資與新勞動法是來得太早了。君不見，目前紛紛關門大吉的工廠，清一色是接單工業，沒有什么租值可言，用不著什么工會對立老板就失蹤了。這是不幸。幸者，是關門關得那么快，而又是那么多，其示范大有說服力，好叫有關當局知道容易中先進之邦的勞動法例之計。

可以阻礙工人自由競爭的工會今天在中國還沒有出現，可能因為大有租值的企業目前在中國不多。新勞動法無疑鼓勵蠶食租值的工會出現，但要等到中國的發展更上一層樓，大有租值的企業無數，這類工會才會藉新勞動法的存在而林立起來。真的嗎？可能不會吧。聰明的老板會意識到只要新勞動法存在，有租值蠶食力的工會早晚會出現，不敢向增加租值的投資下注。

這就是北京的朋友要重視的一個關鍵問題。要搞經濟轉型這些日子說得多了，而所謂轉型者，就是要鼓勵增加租值的行業：研發科技、搞國際名牌，等等。有新勞動法的存在，企業租值上升，蠶食此值的工會隨時出現，豈非血本無歸乎？新勞動法來得那么早，一則是悲，一則似喜也。我這個老人家是怎樣也笑不出來的。(張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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