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原告：張連起，男，５６歲，天津港第二港埠公司工人。
原告：張國莉（張連起之女）。
被告：張學珍。
一、訴辯主張和事實認定
原告張連起、張國莉訴被告張學珍損害賠償糾紛案，經天津市塘沽區人民法院審理，查明：
天津市塘沽區生產服務管理局建筑工程公司第七施工隊承包的天津堿廠除鈣塔廠房拆除工程，于１９８６年１０月轉包給本案被告、個體工商戶業主張學珍組織領導的工人新村青年合作服務站，并簽訂了承包合同。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７日，由服務站經營活動全權代理人、被告張學珍之夫徐廣秋組織、指揮施工，并親自帶領雇傭的臨時工張國勝等人，拆除混泥土大梁。在拆除１至４根大梁時，起吊后梁身出現裂縫；起吊第五根時，梁身中間折裂（塌腰）。對此，并未引起徐廣秋的重視。當拆除第６根時，梁身從中折斷，站在大梁上的徐廣秋和原告張連起之子張國勝（均未系安全帶）滑落墜地，張國勝受傷，急送天津堿廠醫院檢查，左下踝關節內側血腫壓痛，活動障礙，濕片未見骨折。經醫院治療后，開具證明：左踝關節挫傷，休息兩天。１１月２１日，張國勝住進港口醫院，治療無效，于１２月７日死亡。經天津市法醫鑒定，結論是：張國勝系左內踝外傷后，引起局部組織感染、壞死，致膿毒敗血癥死亡。后又經塘沽區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鑒定認為：張國勝系外傷所致膿毒敗血癥，感染性休克，多臟器衰竭死亡，醫院治療無誤。張國勝的死亡與其他因素無關。
張國勝工傷后，服務站及時送往醫院檢查、治療；死后出資給予殯葬。除此，原告為給張國勝治病借支醫療費用、誤工工資等費用共損失１７６００．４０元。
張國勝死亡后，由誰承擔因此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雙方共同要求塘沽區勞動局予以裁決。勞動局經過調查，提出如下處理意見：一是張國勝住院期間的醫療費用，由服務站負擔；服務站一次性付給張國勝家屬撫恤金２０００元，不再承擔其他義務或責任。張連起、張國莉接受上述意見，張學珍拒絕。隨后，張連起、張國莉向塘沽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被告賠償全部經濟損失，并解決原告張國莉的住房問題。
被告辯稱：230原告張連起之子張國勝入站簽寫登記表時，同意“工傷概不負責”的說明；張國勝死因不明。據此，無法滿足原告的要求，只能根據實際情況，給予張國勝家屬一定的生活補助；解決張國莉住房問題，服務站無此義務。
二、判決理由和判決結果
塘沽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張學珍的經營活動全權代理人徐廣秋在組織、指揮施工中，不僅不按操作規程辦事，帶領工人違章作業，而且在發現事故隱患后，不采取預防措施，具有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可能發生事故而忽視或者輕信能夠避免發生事故的心理特征。因此，這起事故，是過失責任事故。經鑒定，張國勝死亡是工傷后引起的死亡，與其他因素無關。我國憲法明文規定，對勞動者實行勞動保護。這是勞動者所享有的權利，受國家法律保護，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得任意侵犯。被告張學珍身為雇主，對雇員理應依法給予勞動保護。但她卻在招工登記表中注明：“工傷概不負責”。這是違反憲法和有關勞動法規的，也嚴重違反了社會主義公德，屬無效民事行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的規定，被告由于過錯侵害了張國勝的人身安全，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的規定，被告應承擔賠償張國勝死亡前的醫療費、家屬誤工減少的收入和死者生前撫養的人的生活費等費用。
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責任的基礎上，塘沽區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九十七條的規定，于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４日主持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達成如下協議：
一、被告張學珍賠償原告張連起、張國莉１８０００元，從１９８９年１月至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分６次付清，每次付給３０００元。
二、鑒定費１２０元，由被告承擔。本案受理費１７０元，由被告負擔。
【評析】
本案是房屋拆除施工過程中造成人員傷亡而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
房屋拆除也是一個技術性較強的工作，組織的不好就可能造成重大傷亡事故，本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231《建筑法》第五十條規定：“房屋拆除應當由具備保證安全條件的建筑施工單位承擔，由建筑施工單位負責人對安全負責。”該條款明確了房屋拆除施工安全的負責單位和具體負責人。應當注意的是建筑工程施工的情況比較復雜，有時業主直接對施工方案和施工現場進行管理和控制。在這種情況下應當考慮由業主承擔相應的安全責任，而不能完全由承包商負責拆除施工的安全責任。
本案爭議的主要問題，也是被告抗辯的重要理由，即張國勝曾經同意了“工傷概不負責”的說明，雇主是否還要承擔責任？實際上，在許多不規范的雇傭合同中也有類似規定。那么，在雇傭合同中的“工傷概不負責”條款的效力如何呢？本案的判決合理合法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即由于該條款違反了憲法和有關勞動法律，應認定這類條款無效。這是因為在簽定勞動合同時，雇主和雇工處于不同的地位，雇主同雇工相比處于強者和優越的地位，雇主能夠運用這一優越地位將對雇工不利的條款強加給雇工。在簽定合同時，雇主往往已經制定好了雇傭合同，雇工所面臨的是“要么簽定合同，要么就不簽合同”而不允許雇工對合同條款進行公平的討價還價。在審理有關的案件時，法院對于這類不公平的條款應當依法宣布無效，以便加強對社會弱者的保護。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發布的典型案例，該案例對于正確處理勞動合同中的這類不公平的條款有很好的指導作用。
232本案天津市塘沽區生產服務管理局建筑工程公司第七施工隊承包的天津堿廠除鈣塔廠房拆除工程，于１９８６年１０月轉包給本案被告、個體工商戶業主張學珍組織領導的工人新村青年合作服務站。轉包工程是有關法律法規所嚴格禁止的，轉包合同應當認定無效。對于被告死亡造成的損失，轉包單位天津市塘沽區生產服務管理局建筑工程公司第七施工隊應當承擔一定責任。
11、 安裝施工作業不當造成設備損壞案
【案例】
原告（被上訴人）：哈爾濱拖拉機廠（簡稱拖拉機廠）。
被告（上訴人）：哈爾濱市大件搬運包裝公司（簡稱搬運包裝公司）。
第三人（被上訴人）：黑龍江省農墾建筑總公司（簡稱農墾公司）。
一、一審訴辯主張
1．原告訴稱：1991年8月，我廠與被告簽訂吊裝合同一份：委托被告為我廠吊裝落地式鏜床立柱等配件。同年9月，被告在吊裝過程中因鋼絲繩斷裂，將鏜床立柱摔壞，同時還造成鏜床的滑座、床身等損壞，要求被告賠償設備損失493200元，負擔重新加工設備的全部運輸、吊裝費用及延誤使用該設備造成的經濟損失。
2．被告訴稱：與原告簽訂吊裝合同后，我公司又租用了第三人的吊車給原告吊裝設備，因第三人吊車帶的吊索太細，司機違章作業，致使事故發生，應由第三人賠償原告的經濟損失。
3．第三人辯稱：被告是按臺班計算租用我公司吊車，在吊裝作業中完全由被告負責指揮。因被告上崗人員捆綁不當，造成被吊裝的設備損壞，其責任完全在被告，與我公司無關。在事故中，還將我公司的吊車砸壞，要求被告賠償經濟損失16050元。
二、一審事實認定
哈爾濱市道里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2331991年8月，原、被告簽訂吊裝合同一份。合同規定：原告委托被告為其吊裝23噸鏜床立柱，21噸走刀架及19噸配重各1件，吊裝費為6000元；如在吊裝過程中發生設備破損，后果由被告承擔全部責任。同年9月，被告為履行吊裝合同，言定租用第三人40噸汽車吊車－輛。當月22日，被告派本公司工人葉喜山等6人到原告處吊裝鏜床配件。第三人亦根據被告指定的時間派兩名司機將40噸吊車駛至原告廠內。由于被告在吊裝前未制定具體的吊裝措施，葉喜山等6人又均無起重作業的操作證，在用吊車鋼絲繩穿掛吊裝鉤時，因穿掛方式錯誤，在吊起鏜床立柱時，四根鋼絲繩受力不均，被克斷一根，鏜床立柱被摔壞，鏜床的滑座及床身等亦造成損壞，直接經濟損失達493200元（不含重新加工設備的運輸及吊裝費）。
案件審理期間，一審法院就造成該事故的原因及責任問題，委托哈爾濱市勞動安全衛生檢疫站進行了鑒定。結論為：吊索具穿掛方法錯誤；吊索具安全系數達不到標準要求；現場司索人員和指揮人員均未經勞動部門培訓，無操作證，系違章指揮，違章作業；汽車吊屬正常作業。
三、一審判決理由和判決結果
1．原、被告所簽吊裝合同合法有效。原、被告在平等互利，協商一致、等價有償等原則下簽訂的吊裝合同，符合法律規定，具有法律效力。
2．被告違章作業是造成損害結果的主要原因。234被告派出吊裝的指揮人員和司索人員未經培訓，無操作證，并且吊索具穿掛方法錯誤，導致鋼絲繩受力不均拉斷而使鏜床摔壞。
3．被告方應承擔賠償責任。造成設備損壞的主要原因是被告違章作業，被告違章作業存在過錯，對設備損壞后果應負賠償責任。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二條第一款之規定，哈爾濱市道里區人民法院于1992年4月21日作出判決：
1．被告于本判決生效后10日內賠償原告經濟損失493200元。
2．被告于本判決生效后10日內，根據原告的要求將須更換的鏜床配件發至生產廠家齊齊哈爾第二機床廠，其費用均由被告負擔。如被告逾期不發，原告可自行組織發運，實際支出費用由被告負擔。齊齊哈爾第二機床廠將設備修復后，發至被告處的運雜費亦由被告負擔。
3．駁回原告、第三人的其他訴訟請求。
案件訴訟費11013元（含鑒定費1000元）由被告負擔。
四、二審訴辯主張
一審判決后，被告搬運包裝公司不服，以“造成事故的原因是第三人農墾公司沒有配備指揮人員和司索工，且吊索拉力不夠，是農墾公司違章造成的”為由向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被上訴人農墾公司辯稱：事故的根本原因是搬運包裝公司違章作業。由于現場指揮和司索工是搬運包裝公司派出的，我單位只是出車，收臺班費。事故責任與我單位無關。被上訴一人拖拉機廠未答辯。
五、二審事實和證據
二審法院受案后，查明拖拉機廠在清理事故現場支付費用9500元，吊裝鏜床立柱事故造成實際損失493200元（包括修理費用），共計502700元。
六、二審判決理由和判決結果
二審法院認為：搬運包裝公司與農墾公司的口頭約定，雖未明確由誰出指揮和司索人員，但在實際作業中是搬運包裝公司的人員進行的，應認可。吊裝中因吊裝索具安全系數不夠，穿掛方式錯誤，造成吊索具斷繩，摔壞鏜床立柱等，搬運包裝公司與農墾公司均有責任。由于搬運包裝公司現場指揮并司索，應負主要責任。原審法院確認造成事故的責任全部由搬運包裝公司承擔不當。
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三項的規定，作出如下判決：
1、撤銷哈爾濱市道里區人民法院（91）經字第553號經濟判決書中第1項。
2、維持哈爾濱市道里區人民法院（91）經字第553號經濟判決書第2、3項。
3、本判決送達后10日內包裝公司賠償拖拉機廠經濟損失402160元，農墾公司賠償拖拉機廠經濟損失100540元。
一、二審訴訟費計21026（含鑒定費1000元），搬運包裝公司承擔16820.80元，農墾公司承擔4205．20元。
【評析】
本案是安裝施工造成設備損壞引起的糾紛。本案是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競合的一個比較典型案例。一方面，本案被告的行為在合同的約定范圍內，安裝合同規定“在吊裝過程中發生設備破損，后果由搬運包裝公司承擔全部責任”，被告應當安全、符合合同要求地進行安裝；另一方面，被告損壞原告設備的行為有侵犯了原告財產的所有權，即使合同對設備的安全沒有規定，被告也應當承擔責任。
本案是依照違約責任進行審理和判決的。拖拉機廠與搬運包裝公司在合同中約定：“在吊裝過程中發生設備破損，后果由搬運包裝公司承擔全部責任”這一約定明確了搬運包裝公司的義務。搬運包裝公司在實際履行合同中，沒有適當地履行這一約定，造成吊裝的設備損壞。搬運包裝公司應承擔違約賠償責任。但是，致使搬運包裝公司違約的原因之一是搬運包裝公司租用農墾公司的汽車吊索具安全系數不夠，農墾公司根據租用合同應當對損失承擔責任，因此而成為本案第三人。編者認為本案根據侵權理論來說明當事人的責任更合適一些。
所吊設備損壞是指揮、司索人員不具備專業技能，無證作業，索具穿掛方法錯誤，索具安全系數不夠等幾個原因造成的。被告派出無證人員違章作業，索具穿掛方法錯誤是本次事故發生的直接原因；農墾公司出租汽車吊并隨帶索具，就有使索具與汽車吊所吊物件安全要求相符合的義務，索具安全系數不夠也是事故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農墾公司對此應承擔相應責任。一審法院將責任全部歸屬搬運包裝公司實屬不當，二審法院改判是合適的。判決沒有對于索具安全系數不夠和索具穿掛方法錯誤在事故中的具體作用進行更深入的說明似有不足，就此認定被告承擔五分之四的責任理由不是很充分。
一審法院對第三人關于在事故中造成吊車損壞，要求被告搬運包裝公司賠償損失的請求，未予審理，在判決理由中也未作交待而徑行駁回其請求，顯屬不當。根據民事訴訟法，本案第三人應屬于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法院應當對其訴訟請求予以審理。二審法院在審理中將拖拉機廠的事故現場清理費予以認定，并判決搬運包裝公司和農墾公司賠償，超出了拖拉機廠的訴訟請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