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上訴案對于我來說，創造了兩項之最：第一，本案上訴狀是我執業以來寫得最長、也最為憤慨的一份上訴狀；第二，本上訴案也是我執業以來在省高院開庭的第一案。2006年11月2日，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進行了公開審理，其判決結果待續。

為使大家清楚了解本案的來龍去脈，也為使大家看清樂山中級人民法院“秉公辦案”和樂山市中區人民政府“秉公辦事”的本色，特將所寫的長達12頁的本案上訴狀發表在此，望大家多多指正。

行 政 上 訴 狀

上訴人：樂山市市中區臨江鎮游壩村四社
法定代表人：黃其文，社長
被上訴人：樂山市市中區人民政府，地址：樂山市縣街30號，電 話：0833-2113866
法定代表人：賴淑芳，區長
上訴人因土地確權行政訴訟一案，不服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05）樂行初字第4號行政判決，現依法提出上訴。
請求事項：
1、依法撤銷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05）樂行初字第4號行政判決；
2、依法撤銷被上訴人關于臨江鎮游壩村四、五社土地權屬爭議的樂中府函[2005]17號處理決定；
3、依法責成被上訴人再次確認本案所爭之地的權屬；
4、依法判令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用。
事實和理由：
上訴人認為：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6年6月16日所作出的（2005）樂行初字第4號行政判決，明顯袒護被上訴人，是一起典型的違背事實，違背法律，甚至是違背法律良知的錯誤判決。此判決事實認定及證據采信存在嚴重錯誤，程序嚴重違法，判決結果嚴重不公，嚴重損害了國家法律的公正性與權威性，嚴重侵害了我社全體村民的合法權益，也嚴重損害了司法機關“公正司法,一心為民”的良好形象。對此錯判，上訴人堅決不服。
一、本案的基本事實情況
本案所爭議的木魚山、梧桐子、曬谷坪和五斗巖四處土地自始以來，即為上訴人所有。50年代初即“土改”時期，此四處土地就已分給我社全體村民所有；“合作化”時期歸我社集體所有；1964年即“四固定”之后，此四處土地也固定為我社集體所有。到了 1981年，樂山市人民政府為我社頒發了《林權證》，也確定上述四處林地歸我社集體所有。上述四處土地，上訴人一直經營耕種，延續不斷，至今已有50多年之久。在1998年以前，上訴人與五社雙方一直友好相處，根本不存在任何土地林地權屬爭議。但自李方明擔任五社社長并承包了與我社相鄰的五社土地，以及出現奇怪的《林權證》和《林權邊界證明》以后，李方明為了自己的私利，打起五社集體的晃子，妄圖搶占與我社相鄰的土地及林地，接連挑起與我社的土地邊界爭議，致使以后兩社的爭議就開始接連不斷。更為惡劣的是2002年12月10日，五社社長李方明為了爭奪我社的上述四處土地，帶領本社某些村民放火燒毀了我社曬谷坪一帶的10余畝林木，給我社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該事件發生之后，李方明由于沒有被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致使其有恃無恐，并繼續采取一些過激手段爭奪歸我社所有的上述四處土地。為平息兩社的糾紛，我社向被上訴人樂山市中區人民政府提出了申請，請求被上訴人對本案所涉的上述四處土地進行確權。接到申請后，被上訴人對本案所爭的上述四處土地并未進行全面的調查核實，就于2005年6月29日作出了關于臨江鎮游壩村四、五社土地權屬爭議的樂中府函[2005]17號錯誤的處理決定。接到處理決定后，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所作的處理決定存在嚴重錯誤，嚴重侵害了上訴人的合法權益，嚴重挫傷了我社村民對政府的信任感情和發展生產的積極性，應當依法予以糾正。為此，上訴人于2005年8月30日又向樂山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復議，但遺憾的是復議機關并沒有對本案認真核查就作出了維持被上訴人處理決定的復議決定。無奈之下，原告只好向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希望人民法院能夠秉公審理本案，依法撤銷被上訴人錯誤的處理決定，以維護上訴人全體村民的合法權益。但是，更為遺憾的是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并未公正審理本案，而是盡量幫助被上訴人回避、遮掩、修飾該錯誤處理決定，并于2006年6月16日作出了維持了被上訴人處理決定的（2005）樂行初字第4號行政判決。對此違法判決，上訴人是堅決不服的。為求得公正判決，上訴人依法向提起了上訴。
從本案上述基本事實來看，上訴人與第三人五社在1998年以前長達50年的時間內，雙方都是和睦相處的，從未發生過任何土地或林地權屬爭議。雙方之所以在1998年以后不斷發生權屬爭議，主要是五社個別人（李方明等人）為達到侵占我社土地的目的單方面挑釁所致的。在爭議的這幾年里，五社個別人與有關人員串通一氣又人為制造很多虛假的證據材料（包括林權證、林木管理登記表及林權邊界證明），而后又人為地欺騙了確權機關及有關承辦人員，在訴訟過程中又欺騙了法院及主審法官，從而導致確權機關及法院錯誤地作出了裁判。對此，請二審法院予以明析。
二、本案爭議的焦點問題
上訴人認為，本案并不是極其復雜的行政訴訟案件，而是由于人為的因素致使本案變得復雜化。仔細分析本案，上訴人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問題主要有以下四點：
1、本案所爭議的四處土地既然已被確認給上訴人所有(見處理決定第4頁：本府認為：以上四處爭議地方，為尊重歷史、注意現實，當屬四社所有)，那么在此情況下，被上訴人還有沒有權力再對上訴人四社、五社土地及林地進行調權（調整兩社的土地權屬）？
2、抽象的“新墾擴大土地現象”（見處理決定第3頁：社員在耕作過程中有新墾擴大現象）能否作為認定“新墾擴大土地具體事實”的依據？
3、被上訴人所提供的《五社林權證》能否作為確權的依據？
4、被上訴人直接認定“我社在五社林權范圍內新墾擴大原有土地屬侵犯五社集體林權行為”（見處理決定第4頁）是否屬于超越職權？
上訴人認為，本案以上四個焦點問題是審理本案不可逾越的基本前提，是認定被上訴人處理決定是否合法的關健所在，只有正確認識和解決本案的上述四個焦點問題，才能作出公平合理的判決結果。對于上述焦點問題，上訴人總的觀點是，被上訴人在本案中是無權進行調權的，抽象的 “新墾擴大土地現象”不能作為認定“新墾擴大土地具體事實”的依據，被上訴人所提供的《五社林權證》是不能作為確權的依據，直接認定我社侵權明顯屬于超越職權行為。（具體詳見后面的分析）。
三、一審判決存在的錯誤及有關問題。
上訴人認為，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一審判決事實認定及證據采信都存在嚴重錯誤，程序嚴重違法，其判決結果嚴重不公，嚴重損害了上訴人全社村民的合法權益。
（一）、一審認定事實嚴重錯誤及有關問題。
上訴人認為，一審事實認定最大的錯誤就是將被上訴人違法的處理決定認定為合法。具體來說就是對被上訴人認定“新墾擴大土地事實”的維持嚴重錯誤和認定被上訴人據以作出“在五社林權范圍內新墾擴大土地事實”的“主要證據確鑿”（見一審判決書第18頁）嚴重錯誤。
1、一審判決對被上訴人“新墾擴大土地事實”認定的維持極其錯誤。
本案中，被上訴人在處理決定中認定的一個事實就是“四社在五社林權范圍內新墾擴大原有土地屬侵犯五社集體林權行為”（詳見處理決定第4頁）。在一審庭審過程中，上訴人已經指出，該事實認定是嚴重不清的。首先，對“在五社林權圍內”的事實認定不清。在本案中，五社所謂的《林權證》根本不是林權憑證（詳見后面的分析）。根據法律規定，林權的依據是《林權證》，然而本案中五社并沒有提供合法有效的《林權證》，因而被上訴人憑這種所謂的《林權證》是不能得出“在五社林權范圍內”的事實結論的；其次，對“新墾擴大土地”的事實認定不清。從本案證據材料來看，沒有一份證據能夠證明“新墾擴大土地”的具體事實（即到底是何時、何地、何人在五社林權范圍內新墾擴大了“多少畝”土地的事實），僅有幾份表述為“有新墾擴大土地現象”的證人證言（見朱學初、黃志華、周大金、李方慶四人的調查筆錄）。“新墾擴大現象”不是具體事實，只是一種抽象認識。憑抽象認識是得不出關于“新墾擴大土地”具體事實的結論的。而本案被上訴人關于“新墾擴大土地”的事實認定是屬于抽象認識的范圍，而非具體事實，因此其認定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我們認為：在本案被上訴人是不能僅憑“新墾擴大現象”就將原本歸上訴人所有的土地劃給五社的。如果被上訴人能深入調查“新墾擴大現象”，查明“在五社林權范圍內新墾擴大土地”的具體事實，那么就具體查明的新墾擴大土地數額，要求返還給五社，這也是合法合理的。對此，上訴人也并無任何異議。但是，在尚待查明“在五社林權范圍內新墾擴大土地”的具體事實的情況下，被上訴人就決定將本來屬于上訴人所有的土地劃給五社，這種決定極不公平，極不合理。對此，上訴人是肯定不服的。
由以上分析可見，本案被上訴人對該事實的認定顯然是嚴重不清的，是經不起推敲的，在此情況下，一審法院應當以該事實認定不清為由就直接撤銷該錯誤的處理決定。然而，在一審判決中，一審法院不但并未以此來撤銷被上訴人的處理決定，而且仍維持其被上訴人的這樣認定（見一審判決書第18頁）。不知何故？本案中，該“新墾擴大土地”的事實認定顯屬不清，一審對此不應采取回避態度，袒護被上訴人。這種做法是極不公正的。
2、一審判決認定被上訴人據以作出“在五社林權范圍內新墾擴大土地事實”的“主要證據確鑿”嚴重錯誤。
本案中，上訴人在一審過程中已經指出，被上訴人據以認定“在五社林權范圍內新墾擴大土地”事實的證據是嚴重不足的。從本案證據材料來看，被上訴人認定我社“在五社林權范圍內新墾擴大土地”事實的證據僅有一份存在嚴重暇疵的五社《林權證》和兩張人為偽造而成的《林木管理登記表》及朱學初等四人相互串證而形成的四份調查筆錄。對于上述證據在沒有排除自身重大疑點之前，是不能作為確權及定案的依據（見后面的證據采信分析），在此情況下，被上訴人認定該事實所依據的證據明顯是“嚴重不足”，而根本沒有達到“證據確鑿充分”的證明要求。在此情況下，一審法院憑什么就認定被上訴人所作出的處理決定“主要證據確鑿”呢？對此，上訴人深感疑惑。
3、一審事實認定存在的其他錯誤。
（1）一審判決認定“從原告和第三人提供的林權證看，其爭議地四至界限相互矛盾，表述不清”也是極其錯誤的。
上訴人認為，第一，我社所提供的81年《林權證》、周大鳳和李方松的《林權證》所記載的四至界限是非常清楚的，表述并不存在模糊之處；而第三人五社所謂的《林權證》根本不是合法的權利憑證，我社《林權證》關于四至界限的表述與五社所有的林地并不存在相互矛盾之處；第二，從被上訴人的處理決定中可以看出，被上訴人在處理決定中認定的第一個事實就是“本案以上四處爭議地方，當屬四社所有”（見處理決定第4頁）。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對于本案這一關健事實的認定是尊重歷史事實的，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從被上訴人對該關健事實的認定中可以看出，我社《林權證》所記載的四至界限也是非常清楚的。在上述情況下，一審法院憑什么還認定“我社的林權證與第三人所謂的林權證所記載的四至界限相互矛盾，表述不清”的？上訴人認為，一審判決對此事實的認定是不能成立的。
（2）一審判決認定“2000年1月29日之前林權證無統一的式樣”極其錯誤。
一審判決認定“2000年1月29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實施條例》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了‘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權屬證書式樣由國務院林業主管部門規定’，在此之前林權證無統一的式樣” （見一審判決書第9頁）是極其錯誤的。上訴人認為，《林權證》是國家頒發的確定林地、林權權屬的法律憑證。無論是任何歷史時期頒發的《林權證》都有統一的格式，不可能同一時期頒發的《林權證》形態萬千，格式紛繁多樣，否則即失去了國家機關“依法行政，依法頒證”的嚴肅性。從我社所提供的81年《林權證》及徐正華、李成倫的《林權證》等很多林權證來看，樂山市人民政府在1981年所頒發的林權證都是格式統一，款式一致的。因此，一審認定“2000年1月29日之前林權證無統一的式樣”是極其荒誕的，有失法官多年審理行政案件的水準。
（二）、證據采信嚴重錯誤及有關問題
上訴人認為，一審在證據認定上具有嚴重的隨意性和“為我所用”的主觀傾向性，對于本案證據采取了雙重采信標準。仔細分析本案，一審判決證據采信最大的錯誤就是采信了帶有嚴重暇疵的五社《林權證》和兩張人為偽造而成的《林木管理登記表》及朱學初等四人相互串證而形成的四份調查筆錄。
1、一審采信五社《林權證》極其錯誤。
第一，一審認定“五社《林權證》為合法有效的證件”（見一審判決書第9頁）是極其錯誤的。
本案中，上訴人在一審過程中已經指出，該《林權證》在形式上是嚴重不合法的。首先，同樂山市人民政府在1981年頒發的同一時期的其它《林權證》如上訴人四社的林權證及徐正華、李成倫的林權證相比，該《林權證》根本不符合國家頒發的《林權證》的法定形式，《林木管理登記表》根本不是《林權證》的內容，《林權證》和《林木管理登記表》是兩個概念，被上訴人是不應該將這樣的《林權證》當作林權憑證來使用的；其次，從該張《林木管理登記表》的形成時間來看，該張登記表只能形成于1984年以后。據我們到當地調查了解，該張《林木管理登記表》上所記載的“游壩村”的名稱在1981年時并不存在，當時還是“紅星大隊”，在當地直到1984年以后才有“游壩村”的稱謂。這一點，可以從上訴人所提供的四社《林權證》及加農公社李成倫、徐正華的《林權證》中得以證實；再次，在一審庭審過程中，上訴人已經指出，如果被告能夠提供法律依據證明該“與眾不同”的《林權證》合法，那么才能將其作為確權的依據。但是，被告代理人明確表示對此不能找到相關的法律依據（見一審庭審筆錄），在此情況下，主審法官憑什么還認定該《林權證》是合法有效的？難道主審法院能夠幫助被告提供相關的法律依據證明該《林權證》合法嗎？
第二，一審將證明該《林權證》真實、合法的舉證責任強加于原告（上訴人）是極其錯誤的。
本案是行政訴訟案件，根據《行政訴訟法》第32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條規定，被告對自己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據以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全部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從上述規定可見，證明被告具體行政行為合法包括事實是否合法、證據是否合法、程序是否合法等，舉證責任在于被告，而不在于原告（上訴人）。因為原告（上訴人）并不是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在一審過程中，上訴人已經指出，從行政證據審查義務來看，被告應對該份《林權證》的合法性和真實性進行審查核實，這是被告所承擔的法定職責。只有排除該份《林權證》在合法性及真實性方面的瑕疵，被告才能將其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但被告代理人在庭審過程中卻荒唐地提出應由原告（上訴人）申請鑒定，以排除該份《林權證》上的瑕疵，顯然是本末倒置，轉稼舉證責任。而一審判決也持這種觀點并堅持把舉證責任（鑒定以及提供法律依據證明符合法定形式）強加于原告（上訴人），明顯是顛倒了本案的舉證責任，未盡到法官所應盡到的證據審核義務。上訴人認為，對于該《林權證》的真偽及是否合法，主審法官應當根據原、被告雙方對該份證據的質證情況以及憑借自己的智力、認識及經驗，審查該份證據是否符合真實性及合法性，這是主審法官審理案件所應盡到的法定義務。如果審核任何證據都必須通過鑒定來完成，那么法官的存在就是多余的。本案中，顯然，主審法官沒有盡到證據審核的法定義務。
2、一審采信五社《林木管理登記表》也是極其錯誤的。
對于該份《林木管理登記表》，上訴人在一審庭審過程中已經指出，該份證據有后補作偽之嫌。第一，從形式上看，形成時間不詳；第二，該份《林木管理登記表》與前述《林權證》中夾雜的那份《林木管理登記表》的印章不一致，而且其記載的內容也不一致。例如，第一份關于五斗巖處南至界限表述為“加農山分水”，第二份則表述為“加農山頂分水”，另外第二份又增加了木魚山的地名，而且據被上訴人調查在當地不存在“大灣心”地名的說法。由此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同樣是五社的兩份《林木管理登記表》怎么會出現多處不一致情況呢？第三，編號不一致。由以上可見，該份《林木管理登記表》在真實性存在很多重大疑點。如不能排除上述疑點，則不能作為被上訴人認定事實的依據。在一審質證過程中，被上訴人并未提供任何排除上述疑點的證據，在此情況下，審理法庭就應直接認定該份證據不具有真實性。然而，在一審判決中，審理法庭以“該份《林木管理登記表》確系臨江鎮政府檔案保存的歷史資料”為由，對該份證據的真實性予以確認，顯然荒謬，如根據其上述推理，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凡是檔案室保存的歷史資料不管有多少瑕疵，即使是人為偽造的，都是真實的這樣錯誤的結論。
3、一審采信朱學初、黃志華、周大金、李方慶、游貴元等人的調查筆錄也是極其錯誤的。
對于上述調查筆錄，上訴人在一審過程中已經指出，第一，朱學初、李方慶、游貴元三人均與五社及其負責人有歷害關系；第二，從朱學初、黃志華、周大金、李方慶的調查筆錄來看，對新墾擴大土地一事都基本表述為“社員在耕種過程中確有新墾擴大土地現象”。由此可見，該四人對此事的表述基本一致，口徑高度統一，不能不令人懷疑有相互串證的可能，其真實性極低，在證據采信上應予排除。但是，一審判決對上述情形不予理會，并竟然認定該上述調查筆錄符合證據真實性。這種做法是極其錯誤的。
4、一審判決證據采信的其它錯誤及有關問題。
對于被告5號證據中對李方清的調查筆錄，上訴人在一審過程中已經指出，李方清與五社負責人李方明有利害關系，所作的陳述違背歷史客觀事實，缺乏真實性，不能作為證據予以采信。
對于被告5號證據中對游如均的調查筆錄及原告提供的6號證據游如均的書面證明材料，上訴人在一審過程中已經指出，上訴人提供的6號證據游如均的書面證明材料是對被告所提供的游如均的調查筆錄的修正和補充，并不存在前后矛盾之處，而且游如均是當時原紅星大隊的隊長兼書記，是親自劃分四、五社土地及林地的指揮人及參與者，他對當時的劃地情況是非常清楚的，因此，游如均在本案所作的證詞證明效力極高。一審判決簡單地認定其陳述前后矛盾，但并不能指出具體存在什么矛盾，即認定其陳述不具有證明力，嚴重違背了證據采信規則。
對于被告提供的5號證據中對游世全的調查筆錄，上訴人認為，一審判決不予采信該調查筆錄的理由很難成立。本案中，游世全即使是四社社員周維坤的親屬，但周維坤并不是本案的當事人。如果依上述推理，就會得出一個結論即凡是與上訴人（原告）或第三人五社社員有親屬關系的證人所作的證言，都有利害關系，都不能單獨作為定案依據這種錯誤的結論。此種證據采信錯誤是不應該犯的。
對于原告提供的證據1中的（2）、（3）號證據，上訴人認為，第一，本社周大鳳、李方松的林權證能夠證明木魚山所爭之地歸本社所有；第二，該兩份林權證四至界限表述非常清楚，被告沒有證據證明該表述四至界限不清。而一審法院卻對被告的說法予以支持是不正確的。
對于原告提供的證據1中的（4）、（5）號證據，上訴人認為，第一，（4）號證據徐正華的林權證已經證明了五斗巖所爭之地歸我社所有，而一審法院在已經認定徐正華的西面為五斗巖的爭議地，而后又說無法證明是否包含五斗巖所爭之地，不知一審法官到底要說什么？既然徐正華的林地西與紅星大隊四社（上訴人）地邊相鄰，當然所爭議之地即歸原告所有；第二，（5）號證據李成倫的林權證已經證明了梧桐子所爭之地歸原告所有，而五社的《林木管理登記表》所記載的內容如與李成倫的《林權證》有沖突，則應以李成倫的《林權證》為準。因為在本案中《林權證》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本案梧桐子所爭之地歸原告所有是十分清楚的，而一審判決認為該《林權證》不足以證明梧桐子所有土地歸原告所有是非常錯誤的。
對于原告提供的2號證據中加農鎮人民政府、民政辦公室、加農鎮所出具的四至界限的證明材料，上訴人認為，一審法院引用《森林法》第3條，認為“該份書面證明材料需以相關的林權證相印證才具有證明力”是錯誤的。《森林法》第3條并沒有規定“書面證明材料需以相關的林權證相印證才具有證明力”，顯然一審法院引用該條規定來認定該份證據不具有證明力是不能成立的。
對于原告提供的5號證據游如均等人的證明，上訴人在一審庭審過程中已經指出，該份證明是原紅星大隊隊長兼支部書記游如均所寫的證明材料，其它三人也是當年劃分四、五社土地及林地的參與者。他們認為游如均所寫的材料屬實，才在該份證明材料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在庭審過程中已經向審理法庭對這一情況進行了說明。而一審判決認定其它三人均以該身份（隊長兼支部書記）出此證明，上訴認為，主審法官可能在作出判決之前疏忽了我們當時的說明，對此，請二審法院注意這一細節；第二，游如均的該份書面證言與被告所提供的5號證據中對游如均的調查筆錄并無矛盾之處，而一審判決卻簡單地認為其陳述有前后矛盾之處，但并不能指出具體的矛盾之處即認定該證據不具有真實性。這種做法是相當錯誤的。
對于原告提供的7、8號證據周大全、周大林的證明，上訴人認為，該兩位證人確實是本社的社員，但該二人也都是當年劃分四、五社土地的參與者，其證言的證明力極高，因此，一審法院以“該兩位證人是四社的社員”為由對該兩份證據不予采信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基于前述分析，上訴人認為，一審判決在證據認定上具有嚴重的隨意性和主觀傾向性，采取了兩重證據采信標準。具體來說，對于被告有利的證據，無論有多大瑕疵，都可以予以采信；但對于原告有利的證據，無論多么完善，都可以不予認定。比如，對于五社的《林權證》，連一般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看出該《林權證》存在很多重大瑕疵，但不知為何在從事多年審判工作的法官那里卻能蒙混過關并且還予以了采信？再比如，一審判決對原告提供的7、8號證據僅以“該兩位證人是四社的社員”就認定該兩份證據缺乏真實性，不予采信。那么依其推理，就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凡是四、五社社員所作的證言都應不予采信。那么本案中很多調查筆錄都出自于四社及五社社員之口，是不是都應以存在利害關系，予以否定，包括被告5號證據中的對朱學初、黃志華、周大金、李方慶、游貴元的調查筆錄。因此，一審判決在證據認定上并沒有采用統一的證據采信標準，嚴重違背了證據采信原則。
（三）、一審判決程序嚴重違法及有關問題
上訴人認為，一審判決最大的程序違法問題就是一審對被上訴人的“超越職權行為”應予糾正而未糾正以及有幫助被告甚至替代被告舉證以修飾違法行政行為的做法和傾向。
1、一審應對被上訴人的“超越職權行為”應予糾正而未糾正。
上訴人在一審過程中已經指出，被上訴人將以上四處爭議土地確認給我社所有是非常正確的，按程序，該確權行為已經完成。但被上訴人隨后卻又認定我社社員在五社林權范圍內新墾擴大原有土地屬侵犯五社集體林權行為以及又進行了相應的“調權”（即調整兩社的土地權屬）就屬于嚴重的超越職權的行為。
確定我社“是否侵權以及是否應當返還財產”是司法權審查的范圍，并不是行政權審查的范圍。《土地管理法》只賦予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確權的權力，而沒有賦予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審查侵權及調權的權力。根據國土資源部2003年3月1日《土地權屬爭議調查處理辦法》第2條規定： 本辦法所稱土地權屬爭議，是指土地所有權或者使用權歸屬爭議；第14條第1款規定，土地侵權案件是不作為土地權屬爭議案件受理的。本案中，第一，我社與五社并沒有請求被上訴人認定是否侵權及是否調權；二是根據上述規定，如果被上訴人在調查取證過程中發現我社確有在“五社林權范圍內”新墾擴大土地的情況，作為確權機關應告知五社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而不能直接受理該土地侵權案件。因此，被上訴人認定我社侵權以及進行相應調權的做法就是明顯屬于超越行政權的行為，就是在違法行政，其結果也嚴重侵害了其它機關的司法權，這是國家法律所絕不允許的。 為此，上訴人在一審過程多次指出被上訴人的超越職權行為，希望一審法院對此能夠堅決予以糾正。但一審判決中雖然認定了“被告在處理決定中關于‘四社在五社林權范圍內新墾擴大原有土地屬侵犯五社集體林權行為’的表述存在一定瑕疵”，但又認為“該瑕疵并未影響其處理決定的合法性”（見一審判決書第18頁）。上訴人認為，一審法院的這種認識是極其錯誤的。根據《行政訴訟法》第54條第2項的規定，具體行政行為只要有主要證據不足，適用法律、法規錯誤，違反法定程序，超越職權，濫用職權情形之一，人民法院應判決確認該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撤銷該具體行政行為。本案中，被上訴人認定我社侵權以及進行相應的調權的做法明顯屬于超越職權行為，在此情況下，一審法院不應繼續為其掩護其違法行為，理應根據上述規定撤銷其違法的處理決定。因此，上訴人認為，一審判決認定“該瑕疵不影響其處理決定的合法性”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認定。對該錯誤認定，請二審法院能夠充分注意并堅決予以糾正。
2、一審法院有幫助被告甚至替代被告舉證以修飾違法行政行為的做法和傾向。
根據《行政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規定，人民法院認定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只能以被告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所收集的證據作為界限，被告及其訴訟代理人在作出具體行為后或者在訴訟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證據以及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訴訟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為具體行政行為依據的證據都不能作為認定其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根據。在訴訟過程中，人民法院不得幫助被告證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也不得為證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調取被告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未收集的證據。這是人民法院審理行政訴訟案件所應遵循的原則。在本案中，縱觀一審判決書，到處都可以看到一審法院有多處幫助被告證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的做法。在該判決書中，一審法院為掩飾其被告處理決定違法，多處以“本院經現場查看”為由幫助被告修補其處理決定的違法之處。這種做法嚴重超越了司法審判職權，也嚴重違背了行政訴訟法的上述規定。在該判決書第8頁中，一審法院為證明被告所提供的證據2五社《林權證》真實有效，調取了被告在作出處理決定時未收集的樂山市市中區紀律檢查委員會于2003年9月28日出具的《關于群眾反映臨江鎮林業站站長劉長興假造〈林權證〉問題的初核報告》，這種做法無疑是在幫助被告甚至替代被告證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其用心良苦，不能不令人懷疑其公正性。上訴人認為，一審上述種種做法就是在以司法審判行為替代行政行為，就是在為被告掩蓋其錯誤的處理決定，這些做法是嚴重違反《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的，應當嚴格依法予以糾正。
（四）、一審判決結果嚴重不當，嚴重損害了上訴人全體村民的合法權益。
“公正司法、司法為民”是人民法院審理各類案件的指導原則，也是《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決定》的內涵要求所在。但是本案中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所作所為恰恰與前者要求背道而馳，其判決結果不是“司法為民”，而是“司法坑民”。面對上訴人所提出的被上訴人事實認定不清，證據嚴重不足，超越職權，濫用職權等多種情形，一審法院卻避而不管，仍然打著“尊重歷史和現實，本著有利于保護森林資源，有利于群眾生產和管理”的晃子，暗中卻在損民害民，不僅不糾正被上訴人的錯誤，而且還讓該錯誤繼續發展甚至擴大。本案所爭議的上述四處土地，我社已耕種管理50多年，并且上訴人也已將這些土地承包給社員，在這種情況下，一審所作的判決還能說是“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嗎？還能說是“有利于”不是“有害于”保護森林資源及群眾生產和管理”呢？這種判決表面上看似維護了政府的權威，實際上在損害政府的權威，是在損害社會公平和法律正義，是對政府秉公辦事和法院秉公斷案的極大嘲諷，也是對當今和諧社會秩序的嚴重破壞，其后患是無窮的。上訴人認為，只要本案主審法官真的能站在中立的立場，真的尊重歷史和現實，真的負起責任來，作出公正的判決是不難的。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有利于化解這場沖突和矛盾，也才能真正有利于當地的安定團結和當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綜上所述，上訴人認為：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一審判決是一起典型的懲了善、揚了惡的違法判決，此判決事實認定嚴重錯誤，證據采信存在嚴重問題，程序嚴重違法，其判決結果嚴重損害了上訴人全社村民的合法權益。為求得公正判決，根據《行政訴訟法》第58條規定，上訴人特向你院提起上訴，請求您院依法公正審理本案，明察本案，依法撤銷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05）樂行初字第4號行政判決，依法撤銷被上訴人所作的處理決定，依法責成被上訴人再次確認定本案所爭之地的權屬，以切實維護上訴人全體村民的合法權益，以維護國家法律的公正性和嚴肅性。

此致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
上訴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附： 1、本狀副本 份；
2、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05）樂行初字第4號行政判決書；
3、樂山市中區人民政府 樂中府函[2005]17號處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