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鬧” 熱鬧之后的落寞

不愁找不到活兒的“職業”

　　兩年前，張某的右手小拇指骨折了，可鄉衛生院的大夫把張某的小拇指接壞了，導致小拇指不能彎曲，張某只好自認倒霉。

　　2006年10月，張某遇到了同鄉老李。老李跟張某的遭遇相似，也遇上了醫療事故，可老李組織了一大堆的親戚朋友，堵了醫院兩次門，結果拿到了1萬元賠償金。那時張某第一次知道當“醫鬧”可以索賠。

　　不久后的一天，老李找到張某，讓張某幫別人“鬧醫”，一天給100元錢，介紹其他人入伙，可掙10元錢中介費，從那時起，張某開始了“職業醫鬧”生涯。

　　“醫鬧們”的方法其實很簡單，一般就是圍攻醫院、堵塞醫院大門、打橫幅喊冤、將尸體停放在醫院一走了之等。

　　據張某的了解，“醫鬧”共分為4種：第一種是患者家屬自己鬧；第二種是請老鄉或親戚幫忙一起鬧；第三種是為了擴大影響、引起重視，花錢雇人鬧；第四種就是像張某一樣的職業“醫鬧”。

　　張某們的“生意”一直不錯，從來不愁找不到“活兒”干，患者一方提出的索賠金額也越來越高，這讓醫院很頭痛。

　　死者家屬往往特別排斥醫療事故鑒定，比如，在一起醫療糾紛中，死者家屬拒絕接受醫療事故鑒定，要求保持死者尸體完整，只希望醫院能夠給予一定數額的撫恤金。而醫院則堅決要求照章辦事，或者鑒定或者起訴，否則“一分錢也不給”。有時張某也在想，家屬方面為什么偏愛找張某們去醫院“鬧鬧”而不愿意上法院呢？

　　在張某看來，醫院在醫療產業化的現實下，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經常透支患者對醫生的崇敬和信任，偏離了自己的職業宗旨。個別醫院還把患者的病痛當成斂財良機，利用自身優勢，加重患者的負擔和痛苦。

　　再就是，人們通過各種途徑，聽說過太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醫療鑒定”，同一事件不同鑒定結果相互打架的情況也是家常便飯。

　　誰都知道，醫療部門與鑒定部門的關系形同魚水。對于普通百姓，尤其是來自農村地區的患者和家屬來說，通過事故鑒定進而訴訟索賠的過程太漫長、成本太高、希望太渺茫，他們打不起官司。在他們的眼里，律師和法庭遠不如找上門來的職業“醫鬧”靠得住、來得快。

醫患雙方都不是最終贏家

　　但是患者最終也不是贏家。張某決定不干了，是因為張某的父親得了一場大病。

　　2007年4月20日，張某父親得了股骨頭壞死，急需做手術。張某陪他到省里一家知名醫院看病，但醫生建議張某轉院。醫生說，這項手術本來是他們醫院的強項，但去年一名患者手術后死亡，患者家屬請了“醫鬧”來“鬧醫”。雖然根本不屬于醫療事故，但醫院賠了10多萬元才了事，事后，醫院處罰了主刀醫生和麻醉師。又受氣又受罰，主刀醫生不愿再做這樣的手術，麻醉師則提前退休了。

　　這邊，張某70多歲的老父親整天喊痛，那邊，醫生卻因為害怕“醫鬧”不敢做手術，看著這些，張某心如刀絞。后來，別人再請張某去幫助“鬧醫”時，張某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在醫院方面，相關專家認為，職業“醫鬧”的出現，開了以“惡”解決醫患糾紛的先例，助長了不良勢力的滋長，也惡化了醫患之間的關系。

　　不可否認，在處理醫療事故的實踐中，個別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發生醫療事故后，為了逃避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或者為了減輕發生醫療事故可能給單位及其醫務人員帶來的不利影響，不是依法行事，而是采取高額賠償的方式來化解醫療事故爭議，甚至將一些嚴重醫療責任事故通過高額賠償的方式捂住、蓋住、遮住。

　　但是，醫院這么做弊大于利，因為，醫院雖然規避了衛生行政部門追究的行政責任(衛生局的警告、吊銷醫生的執業證、吊銷院方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等)，但這種“害怕見官，花錢私了”的心理，很大程度上助長了“醫鬧”的延續。

暢通維權渠道

　　相關專家認為，解決“醫鬧”問題的關鍵，是要向患者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務，同時降低患者依法維權的成本，將患者的維權行動疏導到合法的渠道上，這樣才能使“醫鬧”無隙可乘，也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規定，醫療事故發生后，醫療機構可以與患者一方通過協商的形式達成諒解和協議，自行解決醫療事故問題。但是協商解決并不等于醫患雙方之間可以毫無原則地“私了”，也不等于醫患雙方自行協商醫療事故爭議，醫療機構對患方進行了賠償，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就可以不接受衛生部門的管理和監督，構成犯罪的醫務人員就可以規避應當承擔的刑事法律責任。

　　醫院要防范“醫鬧”，首先醫務人員應當依法行醫，切實履行高度注意義務、告知義務、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權，多些人文關懷，與患者及家屬做好溝通、解釋、說明。這樣能贏得患者的信任，減少猜忌和隔閡，更有利于醫生對患者的治療，同時也減少了患者和醫院產生矛盾的幾率。

作者： 劉愛華 陳鐵營發布時間：2009-09-20 文章錄入：成都李剛律師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