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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范化量刑參照哪些原則

來源: 律霸小編整理 · 2025-05-03 · 209人看過

一、刑事審判量刑的原則

(一)罪刑相適應原則。《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這是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是一切刑事審判活動應遵守的準則,說明法官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認真查清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確定犯罪的性質,考察犯罪的情節以及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等,審判人員只有綜合考慮這些因素,才能作出公正的判決。

(二)依法量刑的原則。在刑事審判領域,法不明之不為罪,已成為至理名言。因此,法官在刑事審判活動中,必須以刑法為準繩,正確量刑,在刑法分則中找出法律條文,在法律條文規定的幅度范圍內作出合理、公正的判決,如果刑法分則未有規定,則不能判處刑罰。

二、目前量刑存在不規范性

從審判實踐中,由于歷史的原因以及我國法官隊伍的構成存在著法律職業道德和業務能力參差不齊的情況,就同一案件事實或犯罪情節大致相似的案件,不同的審判組織,不同地區,所判決的結果大相徑庭,導致被告人和社會公眾無法接受,影響了法律的尊嚴,破壞了法治。造成同類案件不同判決的原因,筆者認為是以下幾種原因造成:

(一)由于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自然條件、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的差異造成的。為此,最高人民法院針對某類案件只規定了量刑幅度,由高級人民法院根據其本轄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制定具體的起刑點。基于此,某類案件可能在此地構成犯罪,在彼地不構成犯罪,或在此地判的重,在彼地判的輕,這些差異的判決結果在法律界沒有什么大驚小怪,因為這也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則。但在普通人眼里,還是在影響了法律的權威和神圣,引起了人們對法律的質疑。

(二)中國法官自身的業務素質影響。從2002年啟動全國統一司法考試,修改的《法官法》也才規定初任法官必須有本科學歷,但是我國的法官原來許多都是文化水平不高,業務能力不強,而且大多數都是改行進來的,真正從法律院校畢業到法院微乎其微,所以,法官的業務素質和自由裁量權之間矛盾和差異是顯而易見的,也是造成量刑不當的原因之一。

(三)刑法分則中的具體法定刑規定的比較粗象。比喻說,《刑法》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里的“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規定的比較粗象、模糊,導致了某些案件有的法官認為構成犯罪,有的法官認為不構成犯罪,混淆了罪與非罪的界線。

(四)自由裁量權空間大,導致判決的差別大。目前我國刑法分則中大多數都規定了法定刑的上下限,如刑法分則規定,犯故意傷害致人輕傷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這就給了法官一個自由裁量權的過大空間,法官可以根據事實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無疑會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結果。

(五)刑法分則中沒有明確的規定,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對某些規定又未細化解釋。如刑法中規定的“情節顯著輕微”、“情節特別惡劣”、“造成重大損失”、“數額巨大、較大”等不明確用語,導致具體犯罪構成缺乏明確的客觀條件,法官對這些粗象的東西理解又不一致,必須會導致判決的不統一。

(六)量刑情節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犯罪情節是指犯罪過程中,能反映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主客觀情況,主要影響定罪的各種事實,其中有的情節有交叉重合,即可能影響定罪,也可能影響量刑,所以犯罪情節是量刑的重要依據。但是量刑情節與犯罪情節是有區別的,為了準確、科學的對被告人的科刑、法律對有些量刑情節只是作了粗象的規定,特別是在有減輕量刑情節和加重量刑情況出現重合時,而法律對減輕和加重又沒有細化、具體的規定,導致法官只能憑經驗作出量刑,從而導致量刑同類案件在不同地區、甚至同一法院不同的法官作出有較大差異的量刑判決。

(七)收入不均衡,導致法官不依法量刑。目前,法官的收入與其他的有關部門相比,工資收入特低,比喻律師一年能收入達幾十萬,而法官一年才幾萬,這樣的巨大反差,導致法官心理失衡,難免會主動或被動收取被告人親屬的好處費,枉法裁判,該判實刑的判緩刑,該重判的輕判,導致對被告人量刑不公,造成了對同類案件被告人量刑的失衡。

(八)法律制度本身的原因。法律具有穩定性、滯后性,不可能朝令夕改,所以一些新形的刑事案件發生后,法官無所適從,只能憑借其辦案經驗或比照相關的規定來處理,難免會出現量刑失衡問題。

三、量刑失衡的危害性

(一)“因為有犯罪并為了沒有犯罪而科處刑罰”。這一刑法格言揭示了預防犯罪是刑罰適用的主要目的,國家設立刑法,主要是懲罰犯罪分子,讓犯罪分子認識到犯罪的后果是痛苦不堪,甚至有時要以付出生命作為代價的,從而震懾犯罪分子,教育人民不能越雷池半步,遵紀守法,維護社會和諧和穩定。如果判刑“因人”、“因地”而判處刑罰不同,受到刑事處罰的人就會認為法律不公平,不但影響改造,還會認為法律是非正義、非理性,所以預防犯罪的目的就難以實現,法律的權威和尊嚴就會在人們的心目中大打折扣,失去了對法律的信任和敬仰。

(二)由于量刑不當,被告人就會提起上訴、申訴,服刑后還會到處上訪、纏訪。在服刑期間,一旦發現量刑失衡,往往產生逆反、仇視心理。目前因判決不公,導致被告人服刑后,傷害原承辦法官的案件時有發生,這雖然是個案,個別被告人所為,但危害總是巨大的,嚴重影響了社會和諧的進程。

四、構建我國規范化的量刑制度

(一)構建規范化的量刑制度是我國量刑改革的必然要求

一位西方哲學家說:“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后果可能超過十次犯罪。實踐中,情節相似、相同而判決懸殊的案例并不可見,該殺的不殺,不該殺的殺了”,這是社會公眾對當前量刑的形象化評價。量刑結果是公民觀查和評價司法公正,最為直觀和便捷的方式。量刑失衡問題,已嚴重影響了社會公眾對于法治的信心,為了進一步促進刑事量刑的公開與公正,體現法律的公平與正義,實現量刑的科學性,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納要中明確提出要健全和完善規范化的量刑程序,所以,刑事審判實務中,法官都圍繞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定罪與量刑展開的,從而實現公正司法,罰當其罪,樹立法律的權益和神圣,規范量刑更是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

(二)構建規范化量刑又可以制約法官量刑的主觀隨意性

我國刑法分則中雖然對具體的犯罪規定了具體的法定刑,也對具體的犯罪規定了量刑幅度的上下限,但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空間太大,只要在量刑的幅度范圍內,就不算是錯案。這就無疑為法官辦理“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提供了溫床,從而也導致判決量刑失衡,致使被告人對判決不服,對法官的公正性提出質疑和產生合理性的懷疑,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法院公正司法的公信力,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社會。構建規范化的量刑制度,可以給法官量刑提供量刑標準和尺度。

(三)構建我國規范化量刑制度的模式

1、以量刑基準點為某類犯罪的量刑參照物,根據具體的案情確定公正合理的量刑。

對于量刑基準點的內涵,學者之間存在著一些分歧,一種觀點主張,量刑基準是指某一犯罪在既遂狀態下刑罰自然量的基本標準,此時的刑罰量(基準點)表現為一定的點,即精確的數值而不是一定的幅度,它作為刑罰裁量的參照標準不含有任何影響量刑輕重的因素,另一種觀點認為,量刑基準是指排除各種法定和酌定量刑情節,對某種僅抽象為一種既遂狀態的犯罪構成的基本事實所判處的刑罰。我國刑罰中雖然沒有明確的量刑基準,但《刑法》第二十三條明確規定:對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從這一條的規定來看,量刑基準還是存在的,也是以某類犯罪的既遂作為基準點,確定量刑,然后再根據犯罪情節,確定具體的刑罰。所以筆者認為在刑事審判實務中,首先要確定被告人犯的什么罪,在何種檔次類量刑,打出個案的量刑基準點,然后再考慮量刑情節,如果量刑情節既有加重、減輕、從輕的情節并存時,那么第一就是在量刑基準加重刑罰量,第二就是在加重刑罰量上的基礎上又減輕刑罰量,第三在減輕,刑罰量的基礎上從輕對被告人科處刑罰。所有刑事案件量刑,均以這種量刑基準點為參照物的話,就可以大大避免量刑巨大失衡的現象,有利于維護法治的權威。

2、根據犯罪情節的量化檔次用數字坐標計算出基本刑。

以盜竊罪為例,根據盜竊數額較大、巨大、特別巨大和刑期的分類作出三個坐標圖:以橫軸x代表盜竊數額,分別以百元、千元、萬元為單位,以縱軸y代表刑期,以月為代位,分別以盜竊罪定罪的起點數額處作y軸平行線,與過起點刑期作x軸平行線相交于A點,再次該罪數額幅度和處刑幅度的最高點分別作x軸,y軸平行線,相交于B點,連續A、B點,則AB線段就成為量刑的幅度段。要算出某個盜竊罪數額的基本刑。可以x軸的數額為基點作垂線相交于直線AB,并從交點上作垂直于y軸的垂線,則垂足為定罪量刑的基本刑期,這種量刑方法雖然中國的刑法沒有規定,但是美國于1987年制定了頗為詳細的《量刑指南》,主旨是在刑法劃定的框架內,對“罪”作進一步的具體描述,對“刑”作進一步的精細區分,以便于刑事審判人員的實際操作和提高量刑活動的公正性和準確性,所以它是刑法的實施細則,該指南把所有犯罪劃分為43級,每罪規定一個基本級,然后根據各種情節予以加減級數,個罪的級無固定的位置,有的定在上限,有的則在下限,如一級謀殺罪的基本級是43級,在具備明文列舉的某一或某些從輕情節時,最低可減至33級,普通盜竊罪的基本級是4級,最高可至24級。筆者認為此種方法雖然不是最科學的,但是在目前還是比較規范的量刑方法。

3、以定量分析為主,定性分析為輔的相對獨立的量刑模式。

量刑即對被告人應處刑罰的度量與計算,法官對被告人的量刑依據,是寬幅度的法定刑,相對獨立的量刑模式即在庭審的每一個階段(法庭調查、法庭辯論、被告人最后陳述以及法庭評議階段)先解決定罪問題后解決量刑問題,相比較量刑程序與定罪程序徹底分離模式而言,這種以定量分析為主,定性分析為輔的相對獨立的量刑模式,即保障了定罪與量刑活動的相對分離,也不會出現因先定罪而導致審理期限延長,訴訟成本增高的問題。但是,這種模式明顯對法官的要求有所提高,即審判人員即要精確把握定罪與量刑活動的聯系與區別,又要能夠有效行使庭審指揮權與法律釋明權,及時告知被告人所享有的各項權利,合理掌控審判環節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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