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生活中，廣泛存在各種債權債務額關系，為了保證債權人的利益各項法規對債權轉讓的主體，以及在何種情形下轉讓才會生效，都做出了較為明確的規定。在新修該的民法總論對于債權的轉讓主體也做了一些規定，從法律條文上分析，民法總則債權轉讓能否由受讓人作出?

一、爭議問題與裁判現狀

《合同法》第80條第1款規定：“債權人轉讓權利的，應當通知債務人。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關于該條是否將債權轉讓的通知主體限于讓與人，實務上素有爭議，集中反映為債權轉讓通知能否由受讓人作出。實踐中采肯定與否定觀點的裁判均大量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現象較為明顯，折射出理論思考的必要性與急迫性。

為明確討論范圍，需要說明兩點：第一，票據、債券等證券債權的轉讓遵循特別法規則，無通知債務人之要求，故本文探討對象限于指名債權;第二，債權轉讓實踐中，常由讓與人作成通知文件，再由受讓人單方送達債務人，此時受讓人實為讓與人之使者或代理人，通知主體仍為讓與人[采此觀點的裁判如吉林高院(2015)吉民二終字第76號判決、江蘇高院(2014)蘇商再終字第0004號判決、浙江高院(2011)浙民申字第1102號裁定等]，故此種情形不足爭論。

于本文所述爭議，否定受讓人為適格通知主體的裁判，大多通過對《合同法》第80條第1款的文義解釋，得出“只能由讓與人作出通知”的結論。有的裁判還提供了其他理由，例如，債權轉讓通知義務是債權人在債權轉讓合同項下對受讓人負有的一項合同義務，以使受讓人獲得向債務人主張債權的權利;另如，若由受讓人通知，債務人無法確認通知的真實性。但上述理由恐難以成立：其一，《合同法》第80條第1款“債權人轉讓權利的，應當通知債務人”一句，固然包含“讓與人是適格通知主體”的含義，但無法從該條文邏輯地推導出“受讓人不是適格通知主體”;其二，債權轉讓通知雖可視為讓與人對受讓人的義務，但基于私法自治，雙方自可另行約定，且作為權利主體的受讓人亦可單方豁免受讓人的此項義務，故從讓與人與受讓人的內部關系來看，沒有理由不準受讓人作出通知;其三，至于“接收受讓人所為通知，債務人無法確認債權轉讓真實性”的理由，本文也認為不足為據，將在下文重點分析。

肯定受讓人通知效力的裁判觀點則認為，《合同法》第80條第1款未限定債權轉讓通知主體只能是讓與人，故由受讓人進行通知亦無不可。但此種邏輯有失縝密，因為私法自由以不損害他人權益為限，債權轉讓通知關涉債務人切身利益，故確定何人可為通知，應當考慮對債務人權益可能產生的影響。

二、受讓人作為通知主體的適格性分析

一般認為，因債權轉讓的事實并不當然被債務人知悉，為防止債務人錯誤清償，須將債權轉讓的事實通知債務人。之所以人們普遍認為讓與人是適格的通知主體，是因為債務人基于讓與人的通知而向第三人履行，一般不會產生法律風險，故對債務人的保護較為周全。具體而言，一方面，債務人收到讓與人通知后，依常理將不再向讓與人履行，故讓與人通常不會甘冒債權無法受償的風險而作虛假通知，亦即，作出債權轉讓通知本身對讓與人是不利益的，此種經濟上的反向激勵確保了“通知由讓與人作出”與“債權轉讓真實發生”具有高度蓋然的一致性。因此，即便債務人未審查債權轉讓的真實性，僅依據通知由讓與人作出這一事實而向第三人履行，通常都不會構成錯誤清償。另一方面，如讓與人作出虛假通知，則其對自身債權不能受償負有過錯，須自擔相應風險。藉由表見讓與制度，債務人基于對讓與人通知的信賴而為履行仍然有效，故可避免重復清償之風險。

相比而言，若容許受讓人作出通知，上述保護路徑的基礎將大為弱化。一方面，真實的受讓人和虛假的“受讓人”魚龍混雜，債務人自身難以辨識，僅憑通知者的一面之詞而履行，很可能發生錯誤清償。另一方面，如債務人因信賴虛假通知(包括虛假“受讓人”所作通知，以及真實受讓人所作的虛假通知)而履行，往往無法自證清白，難以對抗債權人。出于對債務人保護不足的擔憂，不少人對允許受讓人作出通知心存疑慮乃至予以否定。

然而，完全不接受由受讓人作出通知，客觀上有礙債權的高效流轉，也會給受讓人行使債權帶來障礙，亦非適應現實需求的明智之舉。首先，債權轉讓完成后，讓與人一般再無動力積極通知債務人，受讓人最有經濟上的激勵實施通知，強令通知主體限為讓與人有違經濟理性;特別是，如果讓與人由于種種原因未作出通知，受讓人行使債權的成本將極大提高，甚或面臨失權風險。其次，債權多次轉讓時，要求原債權人乃至所有讓與人作出通知可能并不現實。第三，在應收賬款融資業務中，允許受讓人(金融機構)作出通知，對保障金融機構合法權益，促進融資業務與經濟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典型如跨境保理，債權人(供貨商)和債務人(進口商)位于不同國家和地區，囿于語言、法律、文化、通信、商事習慣等多方面的限制，由債權人作出通知往往困難重重，反倒不如與債務人同處一地，且財力與資信雄厚的受讓人(進口保理商)作出通知更為可靠、便捷。再者，《聯合國國際貿易應收款轉讓公約》第13條“通知債務人的權利”第1款規定：“除非轉讓人與受讓人之間另行議定，轉讓人或受讓人或雙方均可向債務人發出轉讓通知和付款指示，但在通知發出后，只有受讓人才可發出這種指示。”順應國際貿易一體化、便利化的趨勢和要求，我國也應允許受讓人作出通知。

當然，反對意見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不過，由本文前述分析可見，對債務人的保護是通過確保債權轉讓通知的真實性來實現的，而通知主體與通知真實性之間雖有一定關聯，卻難謂存在確定、唯一的因果關系。也就是說，雖可將通知主體作為衡量通知真實性的一個方面，但以限定通知主體的方式來替代對通知真實性的判斷，不僅邏輯上無法成立，結果上也會出現偏差與不公。故此，本文不贊成僅憑債權轉讓通知由受讓人作出便予以否定。另一方面，為保護債務人，消除其對清償風險的疑慮，受讓人所作通知應滿足內容、方式等方面的要求。這也有助于債務人接受通知，促進受讓人債權的實現。

三、受讓人作出通知的內容、方式、舉證責任

以債權轉讓通知的目的與原理為基礎，本文認為，設定對受讓人通知的要求，應遵循兩個原則：一是要保護債務人利益，因為債權轉讓原則上僅由讓與人與受讓人決定，基于“任何人不得單方為他人設定義務”的私法規則，讓與人和受讓人不應單方面使債務人承受新的義務。二是要以通知足以反映債權轉讓的真實性為核心要求，此為債權轉讓通知原理的內在要求。而且，從保護債務人的角度出發，對“真實性”的考察不僅要看債權轉讓客觀上是否真實有效發生，也要分析債務人是否基于通知合理地相信債權轉讓真實發生。也就是說，即便債權轉讓真實存在，但如受讓人所作通知反映不足，債務人仍可拒絕向受讓人履行而無需承擔違約責任;或者，即便債權轉讓未發生或無效，但如受讓人所作通知足以使債務人合理相信債權轉讓真實發生，則債務人依通知指示所為清償，仍然有效。概言之，受讓人所作通知應使債務人產生合理信賴。

惟需指出的是，為避免當事人權義失衡，在債務人對受讓人所作通知提出異議，或者債務人向債權人提出表見讓與抗辯時，債務人須為善意，即不知債權轉讓之事實，且非因過失而不知。

在上述原則的基礎上，判斷債務人是否對受讓人通知產生合理信賴，可結合通知內容、通知方式、舉證責任等因素綜合予以分析。

(一)通知內容

一般認為，受讓人作出債權轉讓通知，應提供其取得債權的證據及受讓人身份證明;其中，受讓人取得債權的證據包括債權轉讓的基礎合同，確認債權轉讓真實發生的公證書、生效法律文書等。同時，為避免債務人濫用抗辯，對通知內容是否足以表明債權轉讓發生，應采取客觀標準，即依據具體情事，以社會一般之人對該情事的正常認識來加以判斷。

有疑問的是，債務人對受讓人所作通知提出異議的，通知效果應如何認定?與之相對的問題是，受讓人所作通知內容雖不完整，但債務人予以接受的，通知效果應如何認定?對此本文認為，債權轉讓通知性質上屬觀念通知，不受債務人是否接受之影響，結合前文所提原則，可作三點推論：其一，內容不完整的通知難以產生債務人的合理信賴，故除非債務人確已知悉債權轉讓事宜，債務人可拒絕向受讓人履行，受讓人須向債務人補充提出證明債權轉讓真實的證據;債務人也可要求通知者補充證據，以促進對債權轉讓真實發生的合理信賴，減小自身風險。其二，通知內容雖不完整，但債務人予以接受并依通知指示而履行的，如果債權未轉讓或轉讓無效，因合理信賴之欠缺，債務人將不得提出表見讓與的抗辯。其三，通知內容完整，但債務人提出合理異議的，應為債務人提供保護措施，例如允許債務人請求法院審查確認債權轉讓的真實性與合法性，允許債務人依法提存標的物等。

(二)通知方式

債權轉讓通知既為觀念通知，則其作成方式準用法律行為的規定，因此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原則上均可(《民法總則》第135條)，且對生效時間的認定采到達主義(《民法總則》第137條)。有爭議的是，債權轉讓通知可否以公告、起訴等方式作出，對此分析如下。

1、公告

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管理、處置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形成的資產的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6條第1款(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受讓國有銀行債權后，原債權銀行在全國或者省級有影響的報紙上發布債權轉讓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債權人履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八十條第一款規定的通知義務)認可公告在特殊情況下可作為債權轉讓通知的方式，但不宜將此推廣到一般的債權轉讓。其一，“因公告形式、公告地點、公告時間等缺乏法律規定，容易產生分歧，且很多債務人可能未能見到公告，因此不知道債權轉讓情況，容易受到損害。”(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4月第2版，第218頁)其二，公告內容通常不會披露債權轉讓的交易文件或確認文書，故由受讓人作出公告，債務人基本上不可能直接判斷債權轉讓的真實性，更難言合理信賴;若令債務人承擔實質審查義務，顯屬增添債務人負擔，有違保護債務人的原則。因此，債權轉讓通知不得由公告作出，須是個別通知。

2、起訴

反對受讓人通過起訴作成通知的觀點，其理由主要為：第一，訴訟文書的送達僅是法院行使審判職權的行為，不能視為替當事人所完成的民事行為;第二，訴訟文書無法明確告知債務人關于債權轉讓的必要細節。對此本文認為，訴訟文書雖由法院送達，但其效果仍是受讓人向債務人主張權利，至于債權轉讓的真實性可由受讓人提交的證據和法庭審理予以查明，債務人并無重復清償的風險，故應肯定起訴為通知方式之一。審判實踐中，多數裁判亦持肯定觀點，例如《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理民商事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之五(試行)》第20條認為：“債權轉讓沒有通知債務人，受讓債權人直接起訴債務人的，視為‘通知’，法院應該在滿足債務人舉證期限后直接進行審理，而不應駁回受讓債權人的起訴。”類似地，訴訟程序中受讓人申請變更為原告[最高法院(2013)民申字第2325號裁定]，執行程序中受讓人申請變更為申請執行人[(2016)最高法執復48號裁定]，均被接受為債權轉讓通知的適當方式。

(三)舉證責任

當受讓人向債務人主張債權時，應就已進行債權轉讓通知承擔舉證責任，需證明的內容包括：債權轉讓的真實性，債權轉讓通知已由個別通知方式到達債務人，以及通知內容足以反映債權轉讓真實發生。當債務人向債權人提出表見讓與抗辯時，債務人應就表見讓與的構成承擔舉證責任。

四、民法總則債權轉讓能否由受讓人作出?

允許受讓人作為通知主體的實益。

債權轉讓通知的目的是防止債務人錯誤清償。因應現實需求，在保護債務人的同時，應允許受讓人作出通知。兼顧不同價值，本文認為，受讓人所作通知應滿足內容、方式等方面的要求，促使債務人產生合理信賴。

合理信賴標準固然充分保護了債務人，但矛盾相伴而生：“合理信賴”對于當事人來說并非客觀確定之標準，即使受讓人提出的證據至為充分，債務人為徹底避免自身風險，仍有可能要求受讓人請讓與人作出確認或者交由法院裁決，程序上的拖沓似乎與本文所提“允許受讓人通知有助于債權高效流轉，促進受讓人權利實現”之觀點相沖突;換言之，如果允許受讓人作出通知，但結果仍是債權轉讓通知的效力需待讓與人或者法院一錘定音，那么賦予受讓人通知資格有何實際意義?

澄清上述疑問，需對受讓人作出通知這一行為的法律意義進行更為細致的觀察。籠統地講，受讓人作出債權轉讓通知，意在使債務人受其拘束(《合同法》第80條第1款第2句“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但條分縷析，此種意涵可細分為三方面：其一，受讓人作為新的債權人進行權利的宣示和主張;其二，受讓人提示債務人不得再向讓與人履行;其三，受讓人請求債務人向其履行。本文以為，這三方面的意涵反映了受讓人在實現債權這一目標下的多種細分利益，但每種細分利益對債務人的影響并不相同，決定了法律保護受讓人與債務人權益的平衡點當相應區別。

首先，“受讓人請求債務人向其履行”是通知對債務人施加的積極負擔，其影響是造成債務人財產的減少，因而關涉債務人的核心利益，須對債務人予以充分保護。前文闡述的“合理信賴標準”著眼即在于此：在債務人未對受讓人所作通知產生合理信賴之前，債務人可拒絕向受讓人履行。

其次，“提示債務人不得再向讓與人履行”是通知對債務人施加的消極負擔，意在提高債務人對謹慎確定履行對象的注意義務。收到債權轉讓通知后，債務人至少不應肆意無視通知而草率地向原債權人履行，此為理性人之常情，也是誠實信用原則對債務人的內在要求，所以該注意義務不應以合理信賴為前提。具體來講，受讓人通知到達債務人后，即使債務人對通知存有異議，也不得輕易再向讓與人履行，否則該給付不能消滅其對受讓人的債務。就此而言，受讓人作出通知具有保全債權的作用。

最后，但可能最為重要的是，自受讓人角度觀察，通知是其宣示和主張權利的手段，而權利宣示和主張僅因受讓人的自由意志發生與完成，與債權轉讓通知系為防止債務人錯誤清償之目的無涉，亦與債務人是否合理信賴無關。這意味著，受讓人作出通知，即生權利宣示和主張的效果，并取得與之相伴的利益。實踐中，這種利益典型體現在訴訟時效上：訴訟時效從債權轉讓通知到達債務人之日起中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9條第1款)，訴訟時效中斷既屬債權主張之后果，則不受債務人對通知提出異議的影響;也就是說，只要債權轉讓真實，訴訟時效中斷的時點就應確定為受讓人通知首次到達債務人之日，而非債務人對通知產生合理信賴之時。可見，允許受讓人作出通知，受讓人可取得兩個時點之間的期限利益，而此無疑助益于債權的保障與實現。

由以上信息我們可以看出，債權轉讓是可以由受讓人提出的，在之前的民法通則第九十一條也對債權轉讓的情形進行了規定，但是，在新頒發的民法總則債權轉讓已經被刪除。由此可以看出，諸如合同法等規定債權轉讓的法規，會再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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