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胡某系某銀行山東省日照某分理處客戶經理。2011年3月,因胡某向其遠房表兄張某攬儲,張某夫婦到胡某所在銀行開戶,并于當月21日從其他銀行電匯到該賬戶112萬元。
匯款當天,張某夫婦到銀行確認款項是否到賬,胡某順便向張某推薦起理財產品,稱該理財產品收益高,風險低,錢能隨用隨取。因胡某系銀行經理也是自己的親戚,張某便委托他辦理理財業務。隨后,胡某以辦理理財開通網銀比較方便為由,讓張某在柜臺開通了網銀,并領取了K寶。在教授張某夫婦使用網銀的過程中,胡某獲取了張某的網銀密碼,并以銀行理財需要K寶為由從張某處取得K寶。
2011年3月22日,被告人胡某為逃避銀行監管系統的監管,從張某的賬戶內,以轉增值金的名義轉出1108141.12元資金,用于歸還自己的欠款和出借給他人等。2012年11月,被告人胡某因涉嫌犯挪用公款罪被提起公訴。
【分歧】
案件審理過程中,合議庭成員對本案被告人的行為是否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構成要件“利用職務之便”,存在如下爭議:
第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的行為能夠完成系基于親屬之間的信任和工作上的便利條件,而非基于職務上的便利。
另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的行為系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第一,個人金融產品的營銷與服務屬于被告人職權范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包括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被告人胡某擔任某銀行日照某分理處客戶經理,其職責在于有針對性地向客戶營銷和推薦其銀行的個人金融產品和服務,與客戶達成交易,協助客戶完成操作,提供產品售后服務等,因此個人金融產品的營銷與服務屬于其職權范圍。
第二,被告人的行為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完成。本案中,被告人胡某正是履行其職責向張某推薦理財產品時,致使張某產生了購買的是某銀行的理財產品,只有利益沒有風險、可隨時取用的錯誤認識,并在教授網銀使用方法的過程中竊取了密碼、騙取了K寶,從而得以操作張某的網銀轉移其中的存款歸個人使用。這些行為均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完成。
第三,被告人的行為單純基于親屬間的信任不足以實現。本案中,張某夫婦從開戶、存款,到購買理財產品,其內心認可的行為實施對象均為某銀行,而非被告人胡某。若單純基于親屬間的信任,胡某難以獲取網銀密碼、K寶等,亦難以完成挪用張某賬戶內資金的行為。因此,被告人的行為并非基于親屬間的信任和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條件,而是利用職務上承辦該項事務的職權。
綜上,本案被告人的行為系利用職務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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