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

你好，請問死刑政策全球視野及中國視角？

吳-忠律師解答：

一、死刑政策的全球考察

自從18世紀末**利亞等啟蒙思想家將死刑推向理性的祭壇以來，在過去的200多年里，圍繞死刑的存廢之爭在國外一浪高過一浪。今天的情形，正如有的日本學者所言，死刑存廢的論戰雙方已經把各自的道理都講透、講盡了，已經到了無話可說的地步，死刑是存是廢，完全是國家刑事政策的問題，而非屬于法律和學理的問題。那么，當今世界，各國的死刑政策到底是怎樣的呢?本文將首先從此談起。

可以好不夸張地說，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死刑政策是朝著廢除死刑、嚴格限制死刑的方向努力的。據大-赦國際的最新統計，截止2003年1月1日，世界上已有76個國家(包括地區，下同)在法律上明確廢除了所有罪行的死刑，15個國家廢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軍事犯罪或戰時犯罪除外)，還有21個國家在實踐中事實上廢除了死刑(過去10年內沒有執行過死刑、并且確信其不執行死刑的政策將繼續下去或者它已向國際社會作出承諾不再使用死刑)，三者加在一起是112個國家，這其中包括了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意大利、南非和俄羅斯等，相應地，保留死刑的國家只剩下83個。在過去的10年里，平均每年有3個以上的國家在法律上廢除死刑(包括過去已經廢除了普通犯罪死刑、現在則廢除所有犯罪死刑的國家)。

為了進一步說明當今世界各國的死刑政策走向，這里特對過去22年來的死刑廢除情況做一統計：

在保留死刑的國家里，情況也不可同日而語。越來越多的國家傾向于對死刑持嚴格限制的態度，表現之一是在立法上大幅度減少適用死刑的條款，將其限制在謀殺、叛逆和戰時犯罪等少數幾種性質極其嚴重的犯罪上，而不對經濟犯罪等非暴力的普通犯罪適用死刑。表現之二是在司法上對死刑進行嚴格控制，有的國家一年僅判決或執行幾件或一件死刑，有的國家甚至數年才執行一件死刑。如日本，從1979年到1984年，平均每年僅執行1件死刑(這意味著有時一年連一件死刑也沒有)。從1985年到1988年四年期間也僅執行9件死刑。2002年，日本執行的死刑也只有2件。又如韓國，繼1990年修訂特別刑法取消15個條款的死刑、1995年修訂刑法又取消5個條款的死刑之后，1998年，當時的金*中總統公開告訴大-赦國際他本人反對死刑，因此韓國近幾年一例死刑也沒有執行。2002年，在83個保留死刑的國家中，只有67個國家宣判了死刑，這就是說，有16個保留死刑的國家在該年度連一例死刑都沒有宣判(但因其還沒有達到10年期限的標準，所以沒有將其納入廢除死刑的名單)。可見，“這些國家法律中的死刑規定，與其說是為了適用，倒不如說是為了震懾。”即使宣判死刑的國家，也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暫時停止了死刑的執行，因而使死刑執行逐漸集中到了少數一些國家身上。以2002年為例，雖然有67個國家判處了至少3248名罪犯的死刑，但只有31個國家執行了至少1526名罪犯的死刑。而在這31個國家執行的至少1526名死刑犯中，中國又至少執行了1060名，伊朗也至少執行了113名。

現在，在所有的大國中，除中國外，只有美國、日本和印度還保留有死刑。日本如前所述，每年最多也就執行一至二件死刑，且都限于嚴重謀殺罪。值得重視的是，日本從官方到學界到民間，一直都在認真對待和研究廢除死刑的問題，例如，日本國會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廢除死刑的提案，該提案說：“在現時的我國，由于過去戰爭的影響，尊重人的生命的觀念顯著低下，這可以認為是殺人等犯罪增加的原因。現在，隨著國家進步，尊重生命的觀念應當弘揚。同時，死刑所帶來的惡害在人道上是極重大的，且從報應的及一般預防的效果來看，很難認定它的存在是刑事政策上必不可少的。因此，有必要廢除作為刑罰方法的死刑。”雖然日本國會在廢除死刑的問題上持重保守，以至雖經多次討論至今仍然未果，但由于社會各界對死刑的討論已經相當深入、對其弊端披露得相當詳細，因此事實上對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印度的死刑適用也受到嚴格限制，并呈下降趨勢，例如，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總共只執行了35人的死刑，平均每年不到12件;而從1996年到2000年，5年間適用死刑總共才49件，平均每年不到10件，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考慮到印度作為世界上第二大人口大國，這個數字應當是比較低的。”美國的情形稍微復雜一些，但總的看，它對死刑的適用也是持相當嚴格的立場的，例如，在保留死刑的州，絕大多數州都規定只有嚴重謀殺罪(通常是一級謀殺罪)才可以判處死刑;在美國，要判處一個罪犯的死刑，其司法程序幾近繁瑣，為了減少冤假錯案和確保死囚的各項權利，國家不惜投入巨額的司法成本，據悉，一個檢察官要最終勝訴一件死刑案，其花費將高達50萬美元以上。近年來，在國內外人權組織的壓力下，美國的死刑適用呈明顯的下降趨勢，例如，1999年美國執行了98例死刑，但2001年只執行了66例。2002年，美國最高法院又作出裁決，禁止對弱智犯適用死刑;同一年，伊利諾依斯州州長鑒于有確鑿的證據表明死刑存在錯判，因此下令暫停所有該州的死刑執行;馬里蘭州的州長也在該年宣布，由于有研究指出死刑判決中存在種族和地理上的歧視，因此在此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之前，暫停所有該州的死刑執行。

由上可見，世界性的廢除和限制死刑運動正以從未有過的速度得到發展壯大。正如有的學者所考察指出的：“從1965年到1988年，大約平均每年有1個國家走上廢除死刑的道路，但從1989年到2001年，卻有平均每年3個國家走上廢除死刑的道路。而且，越來越多的國家在廢除死刑時一步到位，而不象過去那樣先廢除普通犯罪的死刑，最后再廢除所有犯罪的死刑。另外，廢除死刑的運動也正得到跨區域的發展：在1965年廢除死刑的25個國家中，只有兩個是西歐和中南美洲之外的國家，但到2001年，廢除死刑的國家卻不僅擴大到了東歐，還擴大到了非洲和太平洋島。例如，已有11個非洲國家徹底廢除了死刑，另外11個非洲國家事實上廢除了死刑;有11個太平洋島的國家徹底廢除了死刑，4個國家事實上廢除了死刑。雖然在亞洲廢除死刑的運動相對緩慢，但也有兩個國家徹底廢除了死刑，另外6個國家事實上廢除了死刑(以10年內沒有執行死刑為標準)。最重要的是，這種全球性的廢除死刑運動在新千年里看不到減緩的跡象。”

為什么廢除死刑的運動會在過去短短的幾十年里取得如此迅速的進展?是什么影響了這些國家對死刑政策的選擇?對此，當然可以做多角度的分析，但筆者認為，最根本的一點在于世界人權運動的蓬勃發展，是人權將死刑推向了被審判的命運，是人權判處了死刑的死刑。正如大-赦國際所指出的：“無論如何，廢除死刑的運動與人權運動密不可分。”

首先，對人權保障的不斷強調，使聯合國及其有關機構在廢除死刑問題上的態度日益鮮明。在1948年發表《世界人權宣言》時，聯合國除了宣稱“人人享有生命權”(第3條)和“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者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第5條)外，并沒有直接表明反對死刑的態度，但到1966年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時，卻明確表明了反對死刑和限制死刑的態度，《公約》第6條規定：“一、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權，這個權利應受法律保護。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二、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四、任何被判處死刑的人均有權要求赦免或減刑。對一切判處死刑的案件，均得給予大-赦、特赦或減刑的機會。……六、本公約的任何締約國不得援引本條的任何部分來推遲或阻止死刑的廢除。”1971年、1977年，聯合國又先后兩次通過決議，要求“從廢除死刑的精神出發，不斷減少可以判處死刑的罪名。”1989年，聯合國又通過了《旨在廢除死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項任擇議定書》，進一步提出了廢除死刑的主張：“廢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嚴和促進人權的持續發展，……深信廢除死刑的所有措施應被視為是在享受生命權方面的進步(序言)。在本議定書締約國管轄范圍內，任何人不得被處死刑。每一締約國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轄范圍內廢除死刑(第1條)。”根據該議定書，除了允許當事國就戰時的嚴重軍事犯罪保留死刑外，其他一切條款均不得提出保留。

此外，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于1984年通過的《關于保證面對死刑的人的權利保障措施》、1989年通過的《對<保障措施>的補充規定》、1996年通過的《進一步加強<保障措施>的決議》等文件，均在鼓勵廢除死刑的同時，對如何具體限制死刑作出了詳細規定，如死刑只能適用于最嚴重的罪行，這里的“最嚴重的罪行”之范圍“不能超過具有致命的或者其他極其嚴重的后果的故意犯罪”;死刑不能適用于犯罪時未滿18周歲的人;不能對孕婦和新生兒的母親執行死刑;不能對有精神病和有智力障礙者判處或執行死刑;應確立一個最大年齡限度，超過這一限度，任何人不得被判處或執行死刑;等等。

近年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也致力于推動死刑的廢除，在1997/12號決議和1998/8號決議中，它分別呼吁和敦促各尚未廢除死刑的國家逐漸減少死刑適用范圍，暫停執行死刑判決，為全面廢除死刑而努力。

作為上述態度的體現，聯合國在前南法庭和盧旺達法庭的審理中，毫不奇怪地拋棄了二戰后紐倫堡法庭和東京法庭可以判處戰犯死刑的規則。同樣，1998年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也當然地排除了將死刑作為一種可能的刑罰方法。

聯合國之所以已不滿足于限制死刑或者通過正當程序適用死刑，而是要求從法律上廢除死刑，至少在司法中停止執行死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認為死刑與保障人權的現代理念相違背：死刑是殘忍的不人道的刑罰，與文明社會不相容;生命權是最大的人權，國家沒有剝奪公民生命的權利。

其次，對人權的看重使一些區域性組織在推動廢除死刑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這方面以歐洲最為突出。早在1982年，歐洲理事會就通過了《歐洲人權公約第六議定書》，該議定書要求當事國廢除和平時期的死刑。1994年、1996年、1999年，歐洲理事會又通過和重申“沒有死刑的歐洲”的決議，并號召“世界上其他還沒有廢除死刑的國家，象大多數歐洲議會成員國一樣，迅速廢除死刑。”在1994年，歐洲理事會還宣稱：“死刑在現代文明社會的刑罰體系中不能擁有合法的位置，死刑的適用應被視為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所指的酷刑和不人道、不體面的刑罰”，因此，“今后任何一個想加入歐洲理事會的國家，其前提必須同意立即停止死刑的執行，并在一定的年限之內簽署和批準《歐洲人權公約第六議定書》。”2002年，歐洲理事會又通過了《歐洲人權公約第十三議定書》，將廢除死刑的范圍由原來的和平時期推廣到包括戰爭時期，“這是為表明死刑在任何場合都是不能接受的一個堅強的政治信號。”

與歐洲理事會一樣，歐盟也將廢除死刑作為其成員資格的先決條件。在1998年通過的一項決議中，歐盟宣稱：廢除死刑有助于人的尊嚴與人權的進步發展，因此，作為所有成員國所同意的一種強有力的政策觀，必須努力廢除死刑。2001年，歐洲議會還通過了一個針對世界的死刑決議，要求歐盟各國把廢除死刑至少是停止執行死刑作為其與第三國打交道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作為這一政策的體現，它甚至在2001年的另一項決議中專門針對美國和日本這兩個重要盟友指出：除非他們在廢除死刑的執行方面取得“重要的進展”，否則將取消他們在歐洲議會中的觀察員資格。值得指出的是，在2000年歐盟通過的《歐洲基本權利憲章》中，明確規定了禁止將任何人引渡給一個有死刑危險的國家，除非對方保證將其引渡回去后不判死刑。其實，早在1989年，歐洲人權法院審理的一個案件中，就已經確立了不能將有死刑危險的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去的規則。歐盟還明確宣布，這一規則也應適用于對美國“9.11”后所聲稱的恐怖分子的引渡。

歐洲組織的這種死刑政策使渴望融入歐洲的所有東歐國家和部分前蘇聯國家不得不加快廢除死刑的步伐。截止2002年4月，共有16個東歐國家和包括俄羅斯、烏克蘭等在內的9個前蘇聯國家加入到了廢除死刑的行列。面對歐洲的批評，美國也開始感到“歐洲對死刑的敵意使美國這樣一個在世界事務中居于領導地位的國家感受到了道德上的挑戰。”

此外，《美洲人權公約》的成員國也于1990年通過了《〈美洲人權公約〉旨在廢除死刑的議定書》，號召當事國廢止死刑的適用，并要求已經廢止死刑的國家不能再恢復。

第三，一些以促進人權事業為宗旨的非政府組織不遺余力地為廢除死刑而斗爭。在人權高漲和結社自由的國際氛圍下，當今世界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如雨后春筍，各類人權組織也不可計數。這里，僅介紹一下大-赦國際及其在推動廢除死刑方面的努力。大-赦國際是1961年由一名叫PeterBenenson的英國律師在倫敦發起成立的，迄今已發展成為擁有會員和自愿者100多萬、組織7000多個、在世界上14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活動的著名人權組織。它在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和歐洲理事會均具有咨商地位。為了不受官方控制，它不接受任何政府或官方組織的資助，其活動經費來自會員的會費、出版物的收入和非政府組織的捐助。它每年定期出版一本《大-赦國際報告》，里面詳細記錄各國人權在過去一年里存在的不良記錄。在大-赦國際所關注的人權話題中，死刑是其重點之一。除每年的報告要對各國的死刑問題進行詳細分析外，它還定期出版《死刑新聞》，報告世界各地保留、適用和廢除死刑的各種動向，發表死刑存廢的各種統計資料與數據。這些數據均以其成員和各地的分支機構所收集到的事實為依據，具有較高的客觀性和可信度，成為了解世界死刑發展狀況的第一手資料。幾十年來，它以聯合國人權文件為武器，以聯合國有關人權組織為依托，廣泛動員和團結其他人權組織以及致力于人權保障的律師、學者、議員、宗教界人士和法官等，鍥而不舍地為減少和廢除死刑而努力，抨擊一切保留和濫用死刑的國家。鑒于其對國際人權事業的貢獻，它還于1977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1978年被授予聯合國人權獎。現在，越來越多的個人、國家和國際組織由開始討厭、反對其活動轉而贊成和采納其主張，由開始將其批評不當一回事轉而很在意其批評。據說，連美國這樣的國家也不得不顧及大-赦國際的嚴厲批評，在死刑執行上有所收斂，致使其死刑判得多而執行得少。

第四，許多廢除死刑的國家，都以人權作為其政策根據和合法性依據。例如，鑒于二戰期間意大利和德國法西斯濫用死刑、嚴重侵犯人權的教訓，這兩個國家戰后很快就廢除了死刑。又如，葡萄牙在1976年通過的新憲法中明確宣布：“1、人的生命不可侵犯;2、死刑沒有存在的余地。”尼加拉瓜在1979年頒布廢除死刑的《公民權利及保證法令》時，聲稱：“生命權是天賦人權，不可侵犯。尼加拉瓜沒有死刑。”其后，它又承諾遵守《美洲人權公約》要求的“已經廢除死刑的國家不得重新規定死刑”，并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尼加拉瓜廢除死刑的決定是建立在擁護國際人權文件的基礎之上的。南非在結束種族隔離制度后，先是暫停所有死刑的執行，后又通過憲法法院裁決死刑違憲，最后終于在1997年修改刑法時廢除所有犯罪的死刑。由于在廢除死刑時南非的社會治安形勢不好，尤其是暴力犯罪嚴重，因此社會上反對廢除死刑的呼聲非常之高，但南非國會還是頂住壓力，同意了憲法法院院長的意見，即“減少暴力犯罪應通過創造一種尊重人的生命的‘人權文化’來實現”。1981年，當法國廢除所有犯罪的死刑時，國內要求保留死刑的民意還很強烈，但當時的總統密*朗和司法部長**戴爾等人認為，法國作為在世界人權歷史上起過偉大作用的國家，現在卻成為西歐唯一一個適用死刑的國家，這是一種很不光彩的記錄，不符合他們的政治信仰，因此，死刑應當立即地、無條件地、一步到位地廢除。過去，包括西歐一些國家在內的廢除死刑國還保留戰時犯罪的死刑，但現在，“絕大多數西歐國家都已經認識到，即使在戰時也不能適用死刑，因為這與他們對人權保障的承諾相違背。”基于此種觀點，瑞士在1995年回答聯合國第五次關于死刑問題的調查問卷時，就申明：“瑞士已經廢除了軍事犯罪的死刑，因為它構成對人的生命權和尊嚴的公然侵犯……反對和平時期適用死刑的理由應同樣適用于戰時，因為保障人權沒有兩條路可走，只有一條路可走。”與此相類似，西班牙在其回答時也聲稱：“死刑在一個先進、文明的社會中應無生存的空間……很難想象哪一種刑罰會象死刑一樣使人痛苦、不體面，既然按照我國憲法的精神，刑罰的目的在于矯正犯罪人而不是將其一殺了之，那么我們就不能賦予任何死刑以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