罰金刑，就是強制犯罪人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量金錢的一種刑罰方法。在我國刑罰體系中屬附加刑的一種。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活動和經濟利益成為社會生活中重要內容。罰金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大規模適用具有積極作用。

第一，對貪利是罰當其罪，符合罪刑相適應的原則。

第二，為整個社會聚集財富，利于國家發展公共事業，促進整個社會進步。

第三，罰金刑較自由刑成本低，減少公共開支。

第四，罰金刑是懲罰的最佳手段。

第五，罰金刑削除了自由刑產生的犯罪人重新回到社會的不適應性。

最后，就是罰金刑具有易糾錯性。世界上錯誤在所難免，刑事也不能例外。生命刑不可糾正，自由刑也不能真正糾正，因為人的自由是不能以金錢衡量的，而罰金刑可以被完全的糾正，所造成的后果往往能夠被全部救濟而對社會正義破壞不大。

正是罰金刑的這些優點，世界各國都適用罰金刑，不少國家列它為主刑，我國也利用了這些優點大量適用罰金刑，或附加適用或單獨運用，成為現刑罰中不可缺少的一個刑種。

二、罰金刑的執行情況

刑法中規定罰金刑的法條很多，占整個的三分之一強，罰金刑成為打擊犯罪的重要手段。在法院判決中，罰金刑被大量地適用，但是執行情況并不理想，具體表現為：

1、判決的多、執行的少。因為罰金刑是刑法中一些罪名的法定刑，法院必須依法給犯罪分子科以罰金刑，但是判決后對罰金刑的執行很少。筆者對濱海縣人民法院近三年來罰金刑的兌現情況進行統計，得出結論：罰金刑執結率僅為26%。

2、罰金刑執行未能實現制度化、規范化。對罰金刑的執行，實踐中沒有嚴格固定的執行機制，沒有程序和組織的保證，無真正的嚴格意義上的執行活動，使罰金刑執行沒有落到實處。在1999年江蘇省高院組織的全省法院再追繳、再執行活動中，對罰金刑的執行也因缺乏正當規范的執行措施而收效甚微，根本無力憾動罰金刑的執行難。

3、以交易的執行方式少量兌現罰金刑。審判實踐中，法院為了從輕處罰犯罪分子，減輕自由刑，同時出于為財政增收的考慮，增加罰金刑等財產刑的適用。此時，法院往往和犯罪分子進行對話，以犯罪分子繳足罰金為條件減輕犯罪分子的自由刑，而犯罪分子往往在權衡得失后繳足罰金，實現減輕自由刑。實踐中多表現為單處罰金和適用。這種帶有交易性的執行往往因依賴于犯罪分子的意志而破壞罰金刑的強制性，軟化了罰金刑的權威。

三、罰金刑執行難原因分析

罰金刑的現狀是執行難，造成執行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罰金數額在量刑上標準不一，隨意性大。特別是立法沒有考慮犯罪人的經濟狀況，只以犯罪情節來決定，缺乏科學性。財產刑的目的就是讓貪利者沒有利，而且還要賠本，不僅僅懲罰其罪行，而且要斬斷其繼續犯罪的魔爪。如果單純以金錢罰其罪無異于古代的贖刑，即以罰代刑，縱容有錢人犯罪，維護貴族利益，是違背現行刑法目的，為現代法治所不允許的。對貪利犯科者施以罰金刑就是讓他倒貼一把米，削減其再犯罪經濟能力，側重于預防其再次犯罪。這里就必須注要他是否有米，即再犯罪經濟能力。如果該犯罪分子窮困潦倒，沒有多少米，還讓他拿米，一是沒有必要;二是勉為其難。

2、罰金刑的執行方法過于籠統原則，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操作性不強。《刑法》第53條規定的強制繳納，因無怎么強制繳納，有哪些措施可以采取等具體明確的規定，而使執行人員束手無策。

3、法院執行制度不完善。首先缺乏制度，是否執行只是審判人員審理時的意見，如果審判時不執行也就意味著罰金刑不再執行，杜絕了該類案件合法地進入。其次，沒有落實責任制，其它案件都規定了辦案任務，并建立相關責任制。而罰金刑的執行與否與任務無關，和責任無緣，使得罰金刑無人理睬。最后，就是立法對執行要求不夠嚴格。授權人民法院隨時追繳，以致在實踐中變成無期追繳，也就形成一時不追繳。

4、被執行人主客觀原因構成罰金刑執行的重大障礙。主觀上，被執行人不愿繳納罰金，往往以為坐牢就不應罰錢。對坐牢往往認為是應該受到的處罰。而給付罰金只是懲罰范圍外的事。主觀上不愿履行，使得罰金刑都要靠強制來實現，而強制難度必然大。客觀上，被執行人因犯罪受罰經濟必然惡化，給付能力實際減弱。更有其本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無法配合法院執行，法院對其所有的財產難查，對其以及他與家人的共同財產難以區分和分割，也必然影響執行工作的進展。

刑罰必須得到執行，這是一道自然的法則，也是我國違法必究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要求。罰金刑作為刑種是對犯罪的懲罰，沒有執行就是沒有懲罰犯罪。這是違背社會正義的，違反社會公眾的意志，應堅決解決這一難題，還罰金刑的存在價值。

四、解決罰金刑執行難的對策

首先，《刑法》應對罰金刑制度進行完善。要修改量刑標準，在考慮犯罪分子犯罪情節時，應考慮犯罪分子的實際財產情況，確保其有實際履行能力，否則一紙空文不但使犯罪分子未受到懲罰還破壞了法律的尊嚴，得不償失。基于上述道理，筆者認為，對未成年人犯罪不應科以罰金刑。未成年人一般都是依賴父母生活的，本人沒有多少財產，讓他繳納罰金無異讓他們父母承擔，這不但違反罰金刑立法本意，也違反罪責自負，不株連無辜的刑法原則。

其次，適用罰金刑應以機關主張為前提。我國是實行控審分離的刑事訴訟模式。這是司法權被動性，中立性所要求的。刑事訴訟中，公訴機關代表國家指控被告人犯罪應受刑罰處罰，其所扮演的角色實質上就是原告。他應向法庭主張被告人身犯何罪應受何種刑罰處罰，并承擔舉證責任。如果他主張給被告人科以罰金刑的，他就必須承擔該判決內容能夠執行的證明責任。只有這樣，才能使機關在偵查過程中有目的地查實犯罪分子財產狀況并盡可能采取相關措施，如查封、扣押相關財產，為犯罪嫌疑人指定財產保管人等，為罰金刑的執行進行保全。這樣，就使法院裁判時確定罰金數額有底，執行有基礎，容易取得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