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詐勒索罪就是指為了到達自己的目的或者為了自己的利益、強制要挾他人綁架他人的行為，在敲詐勒索罪的官司案件中也是需要寫辯護詞的，下面就跟小編一起來看看敲詐勒索罪無罪辯護詞如何寫吧。

辯 護 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山東敬人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董某某近親屬的委托，指派我擔任其涉嫌敲詐勒索罪的辯護人，依法參加今天的庭審活動，現根據庭審查明的事實和相關法律規定，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董某某犯有敲詐勒索罪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一、本案的事實真相。

在某某縣人民政府征收某某辦事處某某村的土地時，曾引起被征地農民阻撓、對抗，以至于上訪等事。本次征地也是如此，被征地群眾拒不配合工作，阻撓丈量、清障等工作，致使征地工作無法開展。在這種情況下，這塊地的開發商某某縣某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卜某某為了減少損失、盡早開工，主動通過某某縣公安局東關派出所的戶籍員張某某找到牛某某，先支給牛某某100萬元讓其打點希望盡快量地，后無果，又通過牛某某主動聯系上訴人董某某。2011年11月22日，在舜師路的繼東野味餐館主動宴請了上訴人董某某，上訴人董某某要求每畝再多補償8、9萬元才去做群眾工作，開發商卜某某拿不出這么多錢，并提出自愿拿出450萬元交給上訴人董某某和牛某某做被征地群眾工作，錢怎么使用不管，但必須保證政府能順利量地、征地工作。這樣， 2011年11月23日在開發商卜某某位于某某縣上海花園的家里，開發商卜某某主動自愿支付了上訴人董某某事先約定的450萬元，并安排自己的侄子卜某親自開車將準備好的現金送到上訴人董某某的家里。上訴人董某某和牛某某按照事先約定好的每畝3萬元補償給群眾，為了能更好的完成開發商卜某某的要求，也就是盡快完成征地工作，上訴人董某某于2011年11月24日將90萬元操心費支付給董某、劉某某、張某某、董某某四人，讓他們幫忙勸群眾不要阻撓征地工作，又支付給牛某某妻子30萬元，并支付了四隊補償款131萬元。在上訴人董某某、牛某某等人的努力勸阻下，被征地群眾領取了每畝7萬元的補償款，也不再阻撓丈量土地，使征地工作順利進行，圓滿完成了開發商卜某某交待的事，同時也維護了村民的利益，大力配合了政府的征地工作。

二、土地征收中，政府與被征地農民的法律關系。

根據《土地管理法》和《物權法》的規定，征收土地的法律關系具有主體、客體的特定性。征收土地法律關系的主體雙方都是特定的，征收土地的主體只能是國家，而被征地單位只能是農民集體。征收土地是一種行政行為，其征收主體是國家，征地是政府的專有權利，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無權行使征地權。土地征收的客體只能是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現行的《土地管理法》規定的土地征收客體只能是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另外，征收土地的法律行為還具有，土地征收行為的公共目的性，土地征收的強制性，土地征收的有償性以及土地征收程序的合法性等特征。就本案而言，征地行為僅局限于某某縣人民政府與某某村被征地的人民群眾之間，不管政府補償多少，以及某某村被征地的人民群眾不管如何阻撓征地行為都是與政府對抗以希望達到維護自己的權益，不希望賴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與開發商沒有任何關系，當然也不存在開發商不通過政府而直接補償給被征地農民的必要，也不符合我國法律的規定。

三、政府與開發商的法律關系。

按照我國的土地政策以及法律規定，征地主體必須是國家，開發商是沒有征地權利的，開發商獲得土地必須通過招拍掛法律程序，而招拍掛的土地由政府供給，因此，開發商與被征地群眾是根本沒有任何關系的。開發商需要土地進行商業開發應該通過政府取得，政府取得土地是通過很大程度通過征收來獲取新增的國有土地。開發商向政府交納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動輒每畝幾十萬元或幾百萬元，政府征收農民集體土地僅有幾萬元，因此，這之間巨大的差額便成為對被征地農民補償太低而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

四、上訴人董某某、牛某某與開發商卜某某的法律關系。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知，開發商卜某某與被征地農民上訴人董某某、牛某某等根本就沒有任何關系，待某某縣政府從被征地農民征地以后，開發商直接從某某縣政府手中得地進行商業開發就可以了。為什么開發商卜某某不通過政府就直接聯系被征地農民代表上訴人董某某、牛某某呢?其原因有二：1、通過卜某某的筆錄可知：政府在征地過程中遇到了村民的阻力，不讓盡地丈量，為了加快征地進度，促進項目盡快開工以及資金壓力才通過關系找到在被征地群眾中有較大影響力的上訴人董某某;2、卜某某拍到的地塊S111303，面積32905平方米，繳納土地出讓金為7000萬元，每畝地為141.7萬元，而政府補償為每畝7萬元，也是自己心中出于對被征地農民的同情，所以只要給了被征地農民錢，才能讓征地更順利，項目建設才能盡早開工。3、2012年8月份，開發商卜某某才正式取得了涉案地塊的土地使用權，在此之前，開發商卜某某僅是繳納了保證金，該地塊是否能被其拍下尚未可知，因此，開發商卜某某也完全沒有必要和被征地村民接觸。綜上，被征地農民根本也不需要找開發商協調，而是開發商為了征地順利，早日開工建設，主動找的上訴人董某某、牛某某二人，自愿出資450萬元。通過上訴人董某某等人的努力，使得被征土地得以順利丈量，開發商最終實現了盡早得地的目的。

五、450萬元錢款的性質。

開發商為了征地順利，早日開工建設，便主動通過關系找到在被征地群眾中有較大影響力的上訴人董某某、牛某某，先是自愿交給牛某某100萬元讓其活動、協調關系，見無效果后就逐漸增加了錢款數額，通過多次提現，才籌集了450萬元現金。2011年11月22日，開發商卜某某在舜師路的繼東野味餐館通過牛某某主動宴請了上訴人董某某，在經過協商后，最終確定為450萬元，第二天就讓上訴人董某某去其住所領取，說明，卜某某已早有準備，否則不可能不到一天的時間內就籌集到450萬元的現金。但對于450萬元怎么處分卜某某并沒有明確表示，只要保證被征地農民不阻撓征地，不要鬧事就行了;上訴人董某某和牛某某商議，按每畝3萬元補償，又給了董士軍等5人操心費，剩余下來的款項作為上訴人董某某的操心費處理。因此，該450元僅包含兩部分:補償款和操心費。

六、上訴人董某某與沒有得到補償的被征地農民的關系。

上訴人董某某和牛某某是被征地群眾之一，在其中具有較大影響力。不管每畝地補償3萬元也好，還是450萬元都是土地補償也好，都是上訴人董某某為被征地農民爭取過來的款項，也是開發商卜某某主動自愿支付的款項，不管上訴人董某某挪用或侵占沒有得到補償的群眾款項，僅是侵犯了他們的利益，可由沒有得到補償的群眾向上訴人董某某主張權利或追究其侵占罪的刑事責任，而與敲詐勒索無關。

七、根據以上六點，結合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我們通過分析可以看出，上訴人董某某根本構不成敲詐勒索罪，也與敲詐勒索無關。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74條之規定，所謂敲詐勒索罪，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他人實行威脅，索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下面結合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進行分析如下：

1、從敲詐勒索罪主觀構成要件來看，上訴人董某某沒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

敲詐勒索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必須具有非法強索和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如果行為人不具有這種目的，或者索取財物的目的并不違法，則不構成本罪。結合本案給出的事實情況，偵查卷宗大量的證據表明，上訴人董某某作為被征地群眾不希望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阻撓征地，也僅是與政府對抗，希望能獲得更大的利益，根本和開發商沒有交集，至少在上訴人董某某于2011年11月22日在舜師路的繼東野味餐館接受開發商卜某某宴請之前，兩人從來沒有接觸過，更沒有談過勸阻群眾以及補償問題，更沒有主動找到開發商卜某某要過一分錢，何來非法強索。450萬元款項，是開發商卜某某通過牛某某介紹主動找到上訴人董某某，自愿交給上訴人董某某用于勸阻群眾不要鬧事，順利征地，早日開工建設而支付的，讓上訴人董某某親自到卜某某家領取，又安排侄子卜凡強親自開車將450萬元巨款送到上訴人董某某家里，上訴人董某某為完成開發商的交待，將部分補償款分配給被征地群眾，并未獨自占為己有，還成功勸阻了群眾阻撓，使土地征收順利完成，怎么能說上訴人董某某主動強行索取并非法占有呢?(詳見偵查二卷：上訴人董某某、牛某某、卜某某、卜某的筆錄)

2、從敲詐勒索罪客觀構成要件上看，上訴人董某某并沒有采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即并沒有實施對開發商卜某某以日后的侵害行為相威脅，當場或者日后占有數額較大財物，或者以當場實施暴力相威脅，迫使被害人日后交付數額較大的財物的客觀行為。

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手段要求對被害人實施威脅或者要挾強行勒索財物，同時最為重要的一點是這種威脅或者要挾需要達到使財物的所有者、保管者因為威脅或者要挾而喪失其自由意志為標準。從本案給出的相關事實情況來看，上訴人董某某不僅沒有對開發商卜某某實施威脅或要挾的行為，還為卜某某的開發掃清了障礙，最終實現了卜某某的目的，為政府征地鋪平了道路，有效地緩和了政府與群眾的關系。假如上訴人董某某對開發商實施了敲詐勒索行為，作為開發商應及時報案，向政府反映，需要政府給予解決，而不是支付錢財，既然開發商將征地款項交給了政府，那么由政府負責解決征地矛盾，所以說，被征地群眾與開發商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矛盾和關系。再說，開發商作為強勢群體，上訴人僅是一小老板百姓，無權無勢，也根本無法與之作對、為敵，更不用說威脅、恐嚇開發商了。所以說，被征地農民根本威脅或要挾不到開發商，也沒有實施威脅或要挾的必要。況且，開發商卜某某主動通過牛某某聯系的上訴人董某某，又自愿出資450萬元，并且是早已準備好的現金，又安排其侄子卜凡強親自開車將現金護送至上訴人董某某的家里，請問現實中存在這樣的敲詐勒索嗎?

3、對本案敲詐勒索而言，僅有上訴人董某某、牛某某、卜某某三人參與，并不涉及其他人，根據本案證據來看，并不足以證實上訴人董某某犯有敲詐勒索罪。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之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由此可見，我國法律對偵審判定罪的證據標準都是規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也就是追求“客觀真實”的證明標準，顯而易見，該案的證據完全不能符合“客觀真實”的定罪證明標準，不足以證實上訴人董某某犯有敲詐勒索罪，或者說敲詐勒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其他大量的證據都是證實上訴人董某某等群眾鬧事，不讓丈量土地等對抗政府征收的行為，但這些證據與本案敲詐勒索根本沒有任何關系。

八、董某某敲詐勒索罪的產生來源于失地農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解決根源在于征地利益分配的問題。

我國政府長期依賴于土地財政，在土地利益的分配時，形成巨大的剪刀差，相比本案而言，政府征地僅補償失地農民每畝7萬元，而該地變更一下土地性質就被拍賣每畝140萬余元，失地農民連零頭都得不到，致使政府和失地農民大量的矛盾和對立，農民產生強烈的對抗情緒，政府為與民爭利不惜動用國家機器進行打擊。這樣，就使政府失信于民，長此以往，會對黨和國家嚴重不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打破現行土地的公有化或在分配土地利益時失地農民能得到大多數，改變政府土地財政，使之為土地的流轉服務，讓利于民。這才是值得黨和政府所思考的!!!

綜上，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董某某犯有敲詐勒索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請法院查清事實真相，依法宣告被告人董某某無罪。

辯護人： 山東敬人律師事務所

賈西全 律師

2013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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