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專利法》第60條的規定,對于專利侵權糾紛,專利權人或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或者請求地方專利局處理。專利侵權的司法保護和行政保護是兩種并行的保護手段,這兩種保護手段各有特色,當事人可以根據侵權糾紛的具體特點,選擇不同的保護手段。然而,現實中,這兩種保護手段由于自身的不足,往往無法相互補益,當事人在請求專利侵權保護時,侵權糾紛常常得不到全面、有效的解決。

一、目前專利侵權保護的困局

(一)專利侵權司法保護的不足

作為終局的民事糾紛解決方法,司法保護具有權威性、終局性、中立性等優點,請求人民法院對受到侵犯的民事權利給予保護,是一般的權利救濟的方法,然而由于專利侵權案件的特殊性和司法保護的固有缺陷,法院在審理一些專利侵權案件時存在不足。

第一,程序復雜、多審級,時效性差。專利權是對技術方案的保護,由于技術的不斷更新、發展,要求專利權保護具有較強的時效性。然而,“訴訟是解決法律糾紛的最后途徑,在追求效率的同時更主要的是謀求法律的公正”①,因此,司法公正一直是司法審判的首要原則。由于民事訴訟法對審判程序有嚴格的規定,當事人發現專利侵權行為,向法院提起訴訟,需要經過立案、受理、答辯、出庭、審議、判決等法定的訴訟程序,期間還可能經歷二審、再審等多道程序,因此,很多專利侵權案件都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結案,而專利技術本身具有無形性和可復制性,侵權行為對權利人造成的損害很容易短時間內迅速擴大,經過復雜、較長時間的訴訟程序后,損失可能已經無法彌補。

第二,技術背景不足,侵權認定困難。專利侵權案件中,需要將權利要求與被控侵權產品進行對比,而這必須充分理解專利權申請保護的技術方案。

專利權一般請求保護的是特定技術領域的前沿技術,必須有足夠的技術背景才能準確的界定權利要求的邊界,處理好專利侵權糾紛。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逐漸成為影響知識產權審判整體效率和質量的最大障礙②。司法實踐中不得不常常依靠司法鑒定、專家證人、技術咨詢、人民陪審員等方式來克服技術障礙,這些方式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技術問題,但是也會帶來效率低、公正性受質疑、缺乏案件的整體把握等方面的問題①。

第三,司法資源有限,案件積壓量大,無法滿足知識產權案件的增長需求。知識產權民事案件數量繼續保持多年來快速增長的勢頭,案件增幅明顯,遠超過其他類型民商事案件的增幅。2009年,全國地方法院共新收和審結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30626件和30509件,分別比上年增長25·49%和29·73%②。由于知識產權案件的快速增長,知識產權案件存在明顯的積壓,其中專利案件由于涉及技術問題,處理難度較大,積壓現象更為明顯。

第四,維權成本高昂。在專利侵權訴訟中,雙方當事人都需要付出較高的訴訟成本。專利侵權訴訟中,由于案件專業性,一般都需要聘請律師或專利代理人,支付較高的律師或代理費用;對于標的額較大的專利侵權案件,案件受理費用也一般較高;此外,有些專利侵權案件還需要進行技術上的司法鑒定和現場勘查。而專利侵權訴訟中,由于消耗了較長的時間,侵權人不當占有市場導致的損失往往通過賠償也無法彌補。

第五,地方保護現象時常存在。專利侵權訴訟中,由于侵權產品的生產、流通涉及多個環節,因此,專利侵權案件可以選擇的管轄法院一般包括:被告住所地、侵權產品制造地、使用地、銷售地、許諾銷售地、進口地。這也就意味著專利權人往往具有比一般的民事糾紛更廣泛的法院選擇權。被控侵權人是被動參加法院訴訟的,對于管轄法院沒有選擇的機會,當專利權人在一定的地域具有較大的影響力時,案件審判往往會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

(二)專利侵權行政保護的不足

地方專利行政機關處理專利侵權糾紛的優勢主要體現在經濟性、主動性、效率性上。作為行政機關,地方行政機關在處理專利糾紛時,省去了當事人高昂的訴訟和代理費用。行政主體能在受理案件后,迅速成立調查小組,現場執法了解案情、主動調查證據、能在查清事實后快速做出行政決定。因而,地方專利行政機關往往能夠給予專利權人及時、經濟的保護,能快速、便捷地解決專利侵權糾紛。但是,目前專利行政執法并沒有按照立法設定的方向發展,現實操作中也存在著較大的不足。

第一,不能認定侵權賠償,保護力度很有限。《專利法》第60條雖然授予地方專利行政機關處理專利糾紛的權利,但是只賦予了行政主體調解和認定侵權的權利,沒有賦予其認定侵權賠償數額的權利。然而,專利侵權賠償損失,往往是專利侵權發生后,權利人最基本的訴求之一。不賦予地方行政機關認定侵權賠償的權力,就意味著在專利侵權糾紛中,一旦選擇行政處理,則權利人的基本訴求往往無法得到滿足。

第二,行政處理具有非終局性,循環訴訟現象時常存在,往往更加耗費時間和成本。根據專利法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地方專利行政機關對糾紛作出處理后,當事人對其處理結果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一旦行政處理進入司法審查程序,則仍然需要經歷復雜的行政訴訟程序,耗費大量的時間和成本。被撤銷后再次做出的行政行為還可能面臨司法審查,從而可能轉入循環訴訟。當事人選擇行政機關處理專利侵權糾紛,一般是希望收益于行政處理的快捷、效率、經濟,但是只要進入司法審查程序,專利侵權糾紛就并不因為行政機關的處理而會節約時間和成本。

第三,案件受理量低,解決糾紛有限。由于行政處理保護有限,又常常更加耗費時間和成本,因此,目前大部分專利侵權案件,當事人都選擇了到法院起訴以解決糾紛①。地方專利行政機不愿意面臨司法審查,也往往建議當事人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專利法設立讓當事人選擇行政機關或法院處理侵權糾紛的模式,是為了讓兩者各自發揮其優勢,共同解決糾紛,然而,現實中行政機關處理的專利侵權案件數量遠小于法院受理的案件,解決糾紛方面作用非常有限,無法實現專利法設立這一制度的初衷。

二、新的專利侵權糾紛解決途徑亟待出現

根據上文分析可知,專利侵權司法保護和行政保護都存在自身的不足,目前在專利侵權糾紛領域,糾紛解決途徑不夠全面,很多案件不能專業、快速有效的解決。有必要對該領域的民事糾紛解決途徑進行梳理,構建一個符合不同專利侵權案件需求的專利侵權糾紛解決體系。

(一)專利侵權糾紛解決途徑分析

專利侵權糾紛,作為一種民事糾紛,具有民事糾紛的一般性特點:第一,糾紛具有可處分性。由于民事糾紛是關于民事權利享有和民事義務承擔的爭議,民事主體能夠自由處分其民事權利,以民事權利為基礎的民事爭議也具有可處分性。第二,解決糾紛的方法應該是多元的。民事糾紛數量龐大、類型多樣的特點決定了民事糾紛解決方法應該是多途徑的、多方式的,民事糾紛可以通過個人、社會、國家等各種力量來獲得解決,糾紛主體可以視需要自由做出選擇。第三,糾紛解決途徑由國家通過立法設定。雖然民事糾紛具有可處分性,但是民事糾紛解決途徑確需要國家立法設定,國家通過民事訴訟法、仲裁法設定法院和仲裁庭受理民事糾紛案件的范圍,在行政法規中設定行政機關處理民事糾紛的范圍,超出上述范圍的民事糾紛,相應機關無權受理。

然而專利侵權糾紛解決途徑卻與一般民事糾紛解決途徑不同。民事糾紛解決途徑可以分為自力救濟、社會救濟和公力救濟三種爭議解決方式①。自力救濟是指糾紛主體依自己的力量解決糾紛,維護自己的權益,主要是指和解等簡單的民事糾紛解決機制;社會救濟主要包括仲裁和訴訟外調解,是基于主體的合意并依靠社會力量來解決民事糾紛的機制;公力救濟是指依國家公權力解決糾紛,主要指訴訟。公力救濟具有嚴格的規范性和國家強制性,在當事人通過自力救濟和社會救濟無法解決糾紛的情況下,公力救濟成為當事人解決糾紛的最終手段。根據《專利法》第57條的規定,一般認為,專利侵權糾紛不能通過仲裁的方式解決②。專利侵權糾紛排除了社會救濟這一重要的解決方式,然而,社會救濟本身具自身的特點和獨特的優勢,社會救濟相比自力救濟更注重規范性和可預見性,相比公力救濟更具有靈活性和自主性,專利侵權糾紛排除了社會救濟,就堵塞了民事糾紛的一條重要的解決途徑。

此外,由于現實中,專利行政處理的上述不足,當事人選擇行政手段處理的案件很少,訴訟幾乎成為了目前唯一的糾紛解決方式。

(二)民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方式的社會發展趨勢

糾紛解決機制的多元化,是指多種多樣的糾紛解決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運作方式相互協調的共同存在、所結成的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的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調整系統①。多元化的意義在于避免把糾紛的解決單純寄托于某一種程序(如訴訟),主張以人類社會價值和手段的多元化為基本理念,以每一種方式的特定價值(如經濟、便利、符合情理等)為當事人提供價值引導,不排除來自民間和社會的各種自法的或組織的力量在糾紛解決中的作用。

當代,在司法的權威和社會功能逐漸提高的同時,重視和積極發展各種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時代潮流。在美國,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被廣泛用于產品責任、離婚、醫療事故、環境爭議,直至涉及多方當事人的數以億美元計的商務案件;而在澳大利亞,法院甚至可以命令當事人進行強制性調解②。在世界民事糾紛解決途徑多元化發展的同時,我國民事糾紛解決機制利用比例嚴重失衡,主要表現為以司法救濟為主的公力救濟被過度的提倡。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在全國法院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的:“目前社會上出現了濫用訴訟手段的傾向,這樣造成的結果是,少數案件審判質量不高,法院不堪重負,這又不可避免地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司法應有的權威也受到損害”③。司法一元糾紛解決機制在功能上存在錯位,表現為注重發的形式合理及裁決的做出,忽視或難以兼顧形式合理與實質合理的統一,無法實現對糾紛的有效解決④。目前,在我國糾紛解決機制中形成這樣一種格局:一方面,訴訟資源供不應求,法院負擔沉重;另一方面,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未得到充分利用和重視,訴訟內外解決機制之間缺少銜接和協調。在法院注意到這一問題后,我國的糾紛解決機制已經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法院在注重以開庭和判決為核心的審判方式改革的同時,正在加強與民間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的銜接①。

三、專利仲裁制度的提出

仲裁是指爭議雙方在爭議發生前或爭議發生后達成協議,自愿將爭議交給第三者做出裁決,雙方有義務執行的一種解決爭議的方法②。仲裁是一種最主要的社會救濟途徑,是民事糾紛解決途徑多元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我國專利侵權糾紛大部分都是通過訴訟這一公力救濟來解決,行政保護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能夠通過和解、調解等私力救濟解決的案件數量也不多,社會救濟這一重要的糾紛解決途徑沒有被有效利用。

(一)專利仲裁制度的法理依據

《專利法》第60條對于專利侵權糾紛解決方式作了規定:專利侵權可以采用和解、調解、行政處理、訴訟的方式處理。專利法沒有明確規定專利侵權糾紛可以采用仲裁的方式處理,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為目前專利侵權糾紛尚沒有仲裁處理的實例,在這種情況之下,將仲裁的方式寫入專利法顯然是不夠謹慎的,同時也面臨將未經實踐檢驗的方式向社會推廣的風險。然而從《專利法》第60條開放式、列舉式的規定來看,該條款也沒有否定專利侵權案件仲裁的可能性。

仲裁法也并不排除專利侵權糾紛可以適用仲裁③。第一,專利侵權糾紛屬于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權益糾紛,也不屬于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因此,專利侵權屬于仲裁法規定的可仲裁的范圍。專利權是私權,屬于當事人可以行使處分權的權利,平等主體間可以自由處分的權益一直是屬于可仲裁范圍的④。第二,在我國,一般的民事侵權糾紛是屬于仲裁的范圍,在專業性強的領域(如船舶碰撞侵權案件),往往更多地依靠仲裁來解決糾紛,而專利侵權糾紛作為民事侵權糾紛的一種也具備民事侵權糾紛的一般性特定,應該也屬于可仲裁的范圍。第三,專利侵權責任包括:停止侵權、賠償損失、消除影響,這些責任屬于民法意義上“債”的范疇,關于“債”的糾紛本質上是可以通過仲裁解決的①。此外,TRIPS協議中也只是要求當事人有權對行政處理的司法審查,并沒有排除專利侵權的仲裁處理,也不要求仲裁案件的司法終局②。

同時,專利侵權糾紛的可仲裁性在很多國家已經得到了認可。在美國,1982年美國國會修改專利法時,增加了《專利法》第294條,明確規定涉及專利權的合同可以事先或事后約定將有關專利效力及專利侵權的爭議提交仲裁,該條款向法院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必須像對待其它類裁決一樣對待專利有效性及侵權裁決③。在英國,英國國家知識產權局設立“高效解決爭端中心”,該中心受理專利侵權仲裁申請,處理專利侵權糾紛④。在德國,自從1988年民事訴訟法頒布后,專利侵權爭議就屬于可以仲裁的范圍⑤。

雖然目前,專利侵權尚未采用仲裁的方式處理,但這并不意味著仲裁處理不能成為解決專利侵權糾紛的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我國的仲裁制度正是經歷了從無到有,受案范圍逐漸擴大,社會影響力逐漸增強的過程。1954年,國務院通過了《設立對外貿易仲裁委員會的決定》,設立了第一個獨立的常設貿易仲裁機構,仲裁的范圍僅僅包括對外商品購買和對外貿易業務上所發生的爭議;1958年,國務院通過了《設立海事仲裁委員會的決定》,仲裁范圍擴大到海上船舶碰撞、海上保險等海域爭議;1987年,國務院發布了《國營企業爭議處理暫行規定》,將勞動爭議納入到了仲裁體系;之后,國家通過一系列部門法,對不同的仲裁類型做出規定,仲裁范圍擴展到鐵路運輸合同、技術合同、著作權合同;1994年,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仲裁法》,以單行法的形式統一了各種仲裁制度,仲裁制度涵蓋了幾乎一切的民事權益糾紛。隨著仲裁制度的發展,仲裁領域的不斷拓寬,在司法資源緊張和社會糾紛的多元化解決趨勢下,仲裁制度完全有可能應用于專利侵權糾紛領域,完善該領域的社會救濟機制。

(二)專利仲裁制度的動因分析

專利侵權案件有其自身的特點,有其獨特的審理需求。仲裁制度的特點與專利審查需求有著高度的契合性。仲裁作為一種主要的社會救濟方式,在處理專利侵權糾紛時存在著獨特的優勢。

第一,專利仲裁的專業性。在專利侵權糾紛領域,專業性要求往往比一般的民事爭議更高,并且其專業性水平往往直接決定了案件的處理水平和解決糾紛的能力。在專利侵權案件中,技術特征的認定,等同原則的適用,公知技術抗辯等方面的認定都需要裁決者知曉本領域公開的技術狀況,不了解行業狀態和技術特征的實際效果,就很可能會得出與實際技術狀況不符的認定結論。法官是一個相對固定的群體,雖然熟知法律,卻對技術領域很少了解,要求審理專利案件的法官對各個領域的技術都有熟知的了解,顯然并不現實。而仲裁員并不是固定群體,當事人可以根據專利所在的行業選擇該行業的專家作為仲裁員來審理案件。專利所屬的特定領域專家的選擇會使得案件在技術認定上具有明顯的優勢,這更有利于爭議得到公平合理的解決。

第二,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接受行政處理的專利侵權案件,在進入司法審查后并不能節省時間;直接提起訴訟也常常會經歷兩審終審和審判監督程序,此外,由于法院嚴格的程序設置和較多的案件積壓,訴訟程序也很難達到高效率。而仲裁程序一般在成立仲裁庭后9個月內就能結案,簡易程序會在3個月內結案,更重要的是仲裁案件實行一裁終局,避免了一二審之間大量的時間耗損,不會出現案件久拖不決的情形。在專利侵權案件中,由于案件本身的特點,效率往往具有更重要的價值,仲裁的高效性能迎合專利侵權案件的審理需求。更高的效率必然意味著更低的時間成本;而選擇仲裁處理,只需支付仲裁庭開支和仲裁員費用,一般不依據標的收費,當索賠的標的很高時,仲裁費用會比訴訟費用低很多。

第三,自主性與靈活性。相對于訴訟、行政處理等公力救濟,仲裁更能體現當事人意思自治。自主性一直作為仲裁制度的價值,貫穿于仲裁制度的始終,從仲裁協議的達成到仲裁機構選擇、仲裁員的指定、仲裁地點的確定、提交仲裁爭議的范圍、仲裁程序事項的確定等,當事人均可以自主決定,仲裁具有的這種高度的自主性是在公力救濟中難以實現的。專利仲裁中,仲裁庭合議根據當事人的請求,靈活地安排技術鑒定,調查取證,現場勘查等程序,更有利于事實的調查和案件的處理。由于仲裁程序中大量的事項都是當事人自己選擇的,因此無論結果如何,當事人也更能接受。運用仲裁制度解決糾紛,更能體現雙方當事人的意愿,也往往能更好地平息糾紛。

第四,更好地避免司法腐敗和地方保護。司法腐敗和地方保護一直是司法制度中被廣為詬病的,消除這些現象也一直是司法改革的方向;由于仲裁的市場性和管理的透明性,這一現象在仲裁中要相對更好,同時,由于當事人能夠各自選擇一名仲裁員,參與和監督案件的審理,也能更好地避免司法腐敗。此外,由于仲裁地點由雙方當事人約定,雙方可以共同選擇雙方都認可的、更中立、超然的仲裁地點,避免出現地方保護現象。在涉外案件中,當事人甚至可以通過選擇中立的第三國仲裁機構處理爭議,以免去對法院保護本國產業的擔憂。

第五,國際可執行性。仲裁裁決相比法院判決具有更好的國際可執行性。

1958年《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第5條規定:如仲裁裁決來自本公約成員國,這時當事人可向外國有管轄權的法院申請執行。與之相對的是,至今國際上尚無統一的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制度,這使得在一國法院作出的判決,往往很難在另一國得到承認與執行。我國加入了104個成員國的《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如果當事人選擇國際商事仲裁解決,則只需要向一個仲裁機構提出仲裁申請,就可以通過單一程序獲得終局性的裁決①。

第六,仲裁處理更有利于維持雙方正常的商貿關系。專利侵權糾紛中,很多情況下雙方都是貿易伙伴關系,由于雙方當事人在仲裁中的對抗性遠比在訴訟中小,仲裁對當事人當中可能存在的長期合作關系的損害程度最輕,采用仲裁的方式處理糾紛,更容易維持雙方的合作關系。

(三)構建專利仲裁制度面臨的問題

1.專利仲裁制度的定位

專利仲裁制度是針對目前專利侵權糾紛解決途徑單一提出的。專利侵權領域,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尚沒有形成,在自力救濟、社會救濟和公力救濟這三類糾紛解決途徑中,作為公力救濟之一的行政保護無法發揮預期的功能,社會救濟完全缺失。建立專利仲裁制度能夠構建專利侵權的社會救濟,疏導糾紛解決途徑,建立完善的多元化糾紛解決途徑。

雖然在國外仲裁已經被大量運用解決社會糾紛①,但是我國目前仲裁解決社會糾紛的能力和處理的社會糾紛案件數量尚且有限,仲裁還只是作為訴訟的一種補充性的糾紛解決途徑,訴訟仍然是當前解決社會糾紛的主要途徑。

在專利侵權糾紛解決機制中,專利仲裁制度還處于探索階段,仲裁的可適用性仍然需要社會的進一步認同,在仲裁協議的達成、仲裁庭的設置、仲裁員的選任方面仍然面臨一些問題。因此將專利仲裁定位為一種主流性糾紛解決途徑為時尚早,然而,由于仲裁制度迎合了專利案件的審理需求,專利仲裁制度的發展應該得到我們的重視,對于運用訴訟程序處理,會面臨較大難度的案件,如果適用仲裁程序能夠更加合理、效率地解決糾紛,理應讓當事人根據案件的特點多一種解決糾紛的途徑選擇。專利仲裁制度應該發展為訴訟的一種重要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使其成為訴訟的一種有益補充。

2.仲裁協議的達成

目前仲裁大量運用在合同糾紛領域,這是因為合同法律關系在違約行為發生前就已經存在,當事人很容易在合同成立之時就達成仲裁條款。侵權法律關系是在侵權行為發生后才產生的,發生專利侵權糾紛時,雙方當事人之間已經是對抗狀態,難以協商相關仲裁事項,也難以達成仲裁協議。

然而,很多專利侵權案件的特點與仲裁程序有著高度的契合性,運用仲裁程序處理能帶來較大的優勢,對于這些案件,如果僅僅因為雙方沒有協商的機會或者協商的時機不成熟而失去仲裁的適用空間,實質上是社會糾紛沒有通過合理的途徑高效地解決,也不利于雙方當事人有效解決爭議。目前,地方專利行政管理部門處理專利侵權案件的數量很少,立法設立的行政處理的功能沒有有效的發揮,因此,如果地方專利行政管理部門能夠發揮政府的社會服務功能,居間促成仲裁協議,有效實現案件分流和糾紛解決機制的多元化,不失為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

《專利法》第60條規定了地方專利行政管理部門調解的職能,目前地方專利行政管理部門的調解工作一般是對專利侵權認定、賠償等實體部分達成調解協議。在專利仲裁制度建立以后,對于確實適合仲裁處理的案件,地方專利行政管理部門可以把促成雙方當事人達成仲裁協議作為一個重要的調解方向。調解范圍從實體擴大到程序,也是地方專利行政管理部門社會服務職能得以加強的表現。在調解過程中,地方專利行政管理部門可以建立調解與行政處理、仲裁程序接軌的模式,如果權利人希望通過仲裁處理糾紛,同時同意在無法達成仲裁協議之時給予行政處理,則地方專利行政管理部門可以先行告知被控侵權人,一旦在規定的時限內無法達成仲裁協議,則會啟動行政處理程序。調解與行政處理、仲裁程序接軌的模式顯然更有利于仲裁協議的達成。隨著地方專利行政管理部門社會服務職能的加強和調解與行政處理、仲裁程序接軌模式的建立,必然能夠較大范圍地擴大地方專利行政管理部門的專利侵權案件受理量,更好地實現專利法賦予的處理專利侵權案件的職能。

即便是當事人已經將專利侵權糾紛訴諸于法院,也并不是沒有專利仲裁制度的適用空間。在法院審理該侵權案件確實存在技術上難度、法院現階段案件積壓很嚴重或者適用仲裁制度確實具有較大的優勢時,法院也可以將專利仲裁作為調解結案的一個重要的方向。這種處理方式在國外已經具有較成熟的經驗了,在美國華盛頓高等法院,當某些民事案件被提交到法院時,首次由有關專家會晤起訴人,并根據案情和當事人的愿望,幫助當事人選擇最合適的手段(調解、仲裁,或者審判)以解決爭議;在佛羅里達州,根據該州的法律,允許法官將案件分流,指導當事人去進行仲裁①。對于上述已經起訴至法院但實質上更適合仲裁處理的案件,如果當事人能夠在法官主持的調解程序中達成仲裁協議,則案件也將得到更好的解決。

3.專利仲裁的民間性

仲裁機構的去行政化是仲裁法實施多年逐步實現的目標②。專利仲裁制度也應該將民間性作為其追求的目標和價值。然而從仲裁制度1954年在中國開始實行起,直到1994年頒布仲裁法,才明確將仲裁機構的民間性寫入法律③,到目前為止,全國大多數仲裁機構仍然實行收支兩條線,其資金來源通過行政機關撥付,其領導崗位由行政機關領導兼任①。專利仲裁制度在設立之初,其制度的實施、推廣還需要地方專利行政機關的協助,組建仲裁機構在人力、資金上都需要行政機關的支持,仲裁員的選任、監督也需要地方行政機關的參與,因此,專利仲裁機構設立初期,雖然在法律地位上應該是獨立于行政機關,然而在資金來源、人事任免、業務承接上,需要依賴地方專利行政機關。在專利仲裁制度得到推廣之后,案源已經穩定,社會信譽得以建立,才能逐步的去行政化,真正的實現自主管理、自負盈虧,脫離對財政的依賴,靠公正、高效仲裁和優質的服務獲得公信力和市場。

雖然專利仲裁在適用的初期需要依賴地方專利行政部門在案源、仲裁員選任、仲裁程序設立等方面提供咨詢和幫助,但是專利案件的仲裁審理卻必須保證其民間性。專利仲裁是一種社會救濟的手段,不能與行政機關的公力救濟相混淆,仲裁審理的民間性是仲裁制度與其他糾紛解決途徑相比的特色和優勢,只有從制度設立之初就保證專利仲裁審理的民間性,才能使專利仲裁制度能逐步得到社會的認可,確立其社會信譽和權威性。仲裁審理的民間性的核心是要保證專利仲裁庭的獨立性,仲裁庭必須獨立審理案件,不受仲裁機構的干涉。

結語

專利侵權仲裁制度在我國還處于制度構建階段,其實施的可行性與制度構建面臨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討②。然而我國目前面臨著專利侵權案件行政手段受理量低,案件過于集中于訴訟,糾紛解決手段單一的現狀。訴訟在解決一些專利侵權案件時呈現出了技術性、效率性等缺陷,而這些問題恰好是仲裁制度的優勢,因此,在我國構建專利侵權仲裁制度,發展社會救濟的手段,是我國解決目前專利侵權糾紛困局的發展方向,值得我們做一些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