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現代社會的人權發展相聯系，精神損害成為本世紀世界各國侵權法中突出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尤其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人權運動的高漲和人權組織的空前發展給法律發展提出了嚴峻和現實的課題：保護人權和尊重人權應當成為現代法律的精神。在此歷史背景下，侵權行為人須對其侵權行為而使他人遭受的精神損害給予金錢賠償成為各國立法和司法發展的一大特色。在我國，從1986年的《民法通則》到其后的有關法律、司法解釋等，亦對精神損害賠償問題作了一系列規定，而且，這些規定在相當程度上逐漸體現了與世界趨同的特色。然而，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5日公布的法釋［2OO2］17號司法解釋──《關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17號司法解釋）卻規定：“根據刑法第三十六條和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以及我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一條第二款的規定，對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失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在該刑事案件審結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很顯然，根據該項司法解釋，因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害的，無法獲得司法救濟。對該解釋之結論，筆者持有不同見解，特撰此稿，略陳愚見，以作分析檢討。一、17號司法解釋不符合規范競合的處理原則。本來，犯罪行為及其刑事責任和侵權行為及其民事責任分屬刑法和民法規制的對象。但這種“分家”并非絕對。因為犯罪行為與侵權行為的聯系往往表現為規范競合。所謂規范競合，是指一種行為被法律規定為犯罪行為，同時被規定為侵權行為，從而使刑法和民法的規范競合在一起；簡言之，即指同一行為符合數個規范之要件，而該數個規范均得適用的現象。實踐中，在侵犯人身、財產等案件中，一個行為同時構成犯罪行為和侵權行為的現象比較常見。在上述規范競合的情形下，立法和司法必須恪守的一個重要原則是：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不能相互排斥。對此，采用權威論者的表述更為妥當：即在侵權行為和犯罪行為競合的情況下，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并不能成為他免除或者減輕民事責任的理由，反之亦然。尤需強調：上述原則不只指刑、民責任不能互相免除，還包括不能互相減輕。以上原理在學界（尤其是民法學界）得到了統一認識。在我國過去的立法中，對此原理雖未見十分明確的表述，但還是有相近內容的條文，如《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條規定：“對承擔民事責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責任的，應當追究行政責任；構成犯罪的，對公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新近，部分民法專家學者共同設計了《〈中國民法典？侵權行為法編〉草案建議稿》，其中第七條（侵權責任與刑事責任、行政責任的關系）規定：“侵權人因同一行為而承擔刑事責任、行政責任的，不影響依照本法規定承擔侵權民事責任。”上述《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條以及專家起草的侵權法草案建議稿第七條均屬規范競合處理原則或建議，而且其中所稱“民事責任”是指全面責任而非部分責任。17號司法解釋只顧及行為人之行為構成犯罪和與之相應的刑事程序，而完全無視行為人之同一行為成立侵權給他人造成的精神損害，以致規定法院對受害人提起的精神損害賠償之訴不予受理。這實質上是在減輕或免除行為人的民事責任。顯然，它違反了以上所述規范競合的處理原則。這種規定，難免讓人詰難：對較輕的民事精神損害賠償之訴予以受理，對較重的刑案精神損害賠償之訴反不受理，其中道理何在？二、17號司法解釋有違侵權行為法之全面賠償原則，無法在犯罪給他人造成精神損害這一領域體現侵權行為法的社會作用。侵權行為法的社會作用總是包含著對公共秩序的滿足和對個人利益的滿足兩個方面。這些作用總是通過對行為的遏制和對損害的補償來實現的。就后者而言，如何補償損害？對此，作為侵權行為法關于損害賠償的基本原則之一──全面賠償無庸置疑是首先得遵循的原則。目前，絕大多數國家民事立法已經確立此一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