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否認政協(xié)委員建議的良好初衷,同時我們也承認一些學生家長抱著“孩子在學校沒的,學校就應賠錢”的心態(tài),向學校獅子大張口索要巨額賠償,甚至采用“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惡劣方式逼學校就范,學校為了維護正常工作和教學秩序不得不接受無理要求,息事寧人。但也必須旗幟鮮明地指出,死亡賠償金標準不是誰想定就能定的,地方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門無權制定死亡賠償金標準。
死亡賠償金是人身損害賠償制度的重要內容,標準的確定和數(shù)額的高低關系到對基本人權的尊重程度和對公民人身權益的保障力度,關系到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xiàn)。死亡賠償金標準屬于民事基本制度的范圍。對此,我國立法法有明確規(guī)定,關于民事基本制度的事項只能制定法律,亦即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制定法律來加以規(guī)定。不要說地方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門,就是國務院和省級人大都無權作出規(guī)定。因而,政協(xié)委員的提議與我國立法法的規(guī)定相悖,不具有合法性,也當然沒有可行性。
國務院的一個廢法決定,很能說明這一問題。2012年11月國務院作出決定,從2013年1月1日起,刪去《鐵路交通事故應急救援和調查處理條例》第三十三條,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第二十一條,即廢止行政法規(guī)中規(guī)定的鐵路、公路、水運旅客人身傷亡和自帶行李損失的限額賠償制度(人身傷亡最高賠15萬元、自帶行李最高賠2000元)。究其原因,除了賠償限額陳舊過時、形同虛設外,更重要的是它與立法法相抵觸,涉嫌越權立法,侵犯公民權利,損害法律的尊嚴和統(tǒng)一。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重申行政機關不得法外設定權力,沒有法律法規(guī)依據不得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禁止地方制發(fā)帶有立法性質的文件。
其實,我國已經制定了侵權責任法,對死亡賠償金規(guī)定了明確的標準。只要嚴格依法辦事,分清是非責任,就能做到公平合理,就能有效遏止“漫天要價”。問題可能出在學校缺乏應急處理類似事件的經驗和能力,加之相關政府部門打擊“學鬧”不夠,使學校不堪其擾,最終委曲求全。教育主管部門可以制定指導性的應急處理規(guī)范,引導高校依法理性及時處理類似事件,卻萬萬不可越權制定死亡賠償金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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