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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上海工馬工程機械有限公司因不正當競爭糾紛一案

來源: 律霸小編整理 · 2020-10-14 · 205人看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5)滬高民三(知)終字第4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上海工馬工程機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區安亭鎮百安路195號。

  法定代表人趙鵬九,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顧岱華,上海市正成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程德元。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禹強勛(WOO KANG HOON)。

  委托代理人楊權根,上海顧躍進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先韓機械(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區江橋鎮華江支路169號。

  法定代表人尹元相,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顧躍進,上海顧躍進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上海工馬工程機械有限公司因不正當競爭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4)滬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36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不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上訴人上海工馬工程機械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顧岱華、程德元,被上訴人禹強勛的委托代理人楊權根,被上訴人先韓機械(上海)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顧躍進,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告上海工馬工程機械有限公司及被告先韓機械(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先韓公司)同為經營液壓工程機械破碎錘及相關配套部件的外商獨資企業。原告成立于2002年10月28日,先韓公司成立于2003年11月20日。自原告成立之初,禹強勛即擔任該公司總經理職務。2004年2月 16日,原告解除了禹強勛的總經理職務,禹強勛隨后于同年4月到先韓公司工作,擔任該公司副總經理職務。

  原告認為,被告禹強勛違反基本的職業道德,非法利用其在原告處任職時知悉的原告技術資料、客戶資料、市場信息等,與先韓公司共同對原告進行不正當競爭,嚴重侵害了原告的商業秘密;禹強勛還煽動大批員工離開原告到先韓公司工作。兩被告的上述行為損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造成原告巨大經濟損失和無法估量的市場聲譽破壞,兩被告應以其在侵權期間獲得的全部利潤向原告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為此,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兩被告停止不正當競爭行為;兩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損害賠償金人民幣360萬元。

  原審法院認為:原告所稱客戶名單系指其提供的兩份“上海工馬工程機械有限公司及客戶電話聯絡網”(以下簡稱:電話聯絡網)及一份“Unpaid Amount Statistics/未收款現狀統計(中國地區)”(以下簡稱:未收款統計)。就“電話聯絡網”而言,整體上看,其信息組合的形成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 作為經營信息具有一定的實用性。但禹強勛否認曾收到上述形式的客戶名單,而原告既未能證明兩份名單在禹強勛任職于原告期間確已形成,也未能證明其已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雖然原告就此提供了證人證言,但是根據被告的反證及該證人當庭的陳述,可以認定該證人與本案當事人存在利害關系,其相關證言亦無其他證據佐證,故不予采信。原告關于該名單為商業秘密的主張不能成立。“未收款統計”形成的目的顯然是為了顯示原告與其部分客戶間的未收款帳務狀況,對其作為客戶名單經營信息,原告未能合理說明其實用性所在,也未能證明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不具備法律規定的必要條件,因此不屬于商業秘密。

  對于產品價格的產生方式,原告未能確定其所主張的該部分經營信息的內容及范圍,故無從判斷所謂商業秘密是否存在;關于銷售渠道和銷售方式,由于相關信息通過合同可輕易為相關客戶知悉,說明原告無意將相關信息作為商業秘密保護。綜上,原告的相關商業秘密主張均不成立。

  原告稱其產品技術信息存在于自己的KB手冊中,其主張的商業秘密系指與其中KB2000T、KB2000兩個型號產品相關的內容;手冊隨產品附送給客戶。原審法院認為,雖然原告在手冊上所使用的公司名稱不盡規范,但被告并無相反證據證明原告不是該手冊的權利人,故可認定原告為該手冊的權利人。但是,該手冊名稱及內容均顯示,原告主張的相關信息系對原告所經營產品的零件、操作和維修保養的說明,且手冊隨產品附送給所有客戶,說明原告無意將上述信息進行保密, 相關信息無疑已為相關公眾知悉,故原告相關的商業秘密主張,不能成立。

  綜上所述,原告所主張的經營信息和技術信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均不構成商業秘密。原告關于兩被告侵犯原告商業秘密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不能支持。

  對于原告關于2004年1月初,禹強勛成功地煽動原告員工許榮光等十余人離職到先韓公司工作,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訴稱,原審法院認為,原告就其所列舉的部分人員原系原告員工的事實提供了2003年1、2月及2004年1月的工資單,盡管原告未能提供相關的勞動合同,兩被告由此否認相關事實,但兩被告應能提供相反的證據而未提供,因此結合全案事實來看,可認定原告主張的關于部分人員原系原告員工的事實屬實。但是,關于兩被告“煽動”行為一節事實,原告僅有前述證人的證言支持。基于前述相同的理由,該證人的證言,不予采信,原告主張的事實不能認定。而且,正如原告在庭審中所承認的,其所請求認定兩被告的“煽動” 行為為不正當競爭行為并沒有法律依據。因此,原告關于禹強勛實施了煽動原告員工到先韓公司工作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訴稱,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綜上所述,原告關于兩被告實施了侵害原告商業秘密及煽動原告員工到先韓公司工作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指控,均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四條、第四十一條和第四十三條之規定,判決:對原告上海工馬工程機械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本案案件受理費人民幣28,010元,由原告上海工馬工程機械有限公司負擔。

  判決后,上海工馬工程機械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訴。其上訴理由主要是:(一)一審法院對本案事實的分析偏離了公正的立場,回避兩被上訴人侵害上訴人權益的客觀事實,否定上訴人有關合法權益存在的可能,剝奪上訴人挽回被侵權造成的經濟損失的權利:1、一審判決否認上訴人的有關客戶名單、產品價格的產生方式、銷售渠道、銷售方式以及產品技術信息為上訴人的商業秘密,是錯誤的; 2、關于證人證言,一審判決輕易地以“該證人與本案當事人存在利害關系”為由對該證人證言予以否決;3、一審法院對于被上訴人“煽動”行為一節的處理不當;4、一審判決對第一被上訴人到第二被上訴人公司任職的時間的表述有誤。(二)一審法院在證據收集、利用上,違背法律規定:1、一審法院拖延保全證據; 2、對上訴人一審開庭審理時向法庭出示的“至關重要的數份證據”不予采納。為此,請求撤銷原判,支持上訴人的一審訴訟請求。

  被上訴人禹強勛辯稱:上訴人無商業秘密,被上訴人也未侵權。

  被上訴人先韓公司辯稱:上訴人的訴訟請求無依據,上訴人無商業秘密,請求駁回上訴。

  二審中,上訴人上海工馬工程機械有限公司提交的證據是:

  1、長春得藝管件有限公司照片三張(復印件);

  2、上訴人與長春得藝管件有限公司簽訂買賣合同四份(復印件);

  3、長春得藝管件有限公司給上訴人的函件三份(復印件);

  4、杜成甫名片一張(復印件);

  5、物業租賃合同一份(復印件);

  6、上訴人財務帳冊中的2004年1月18日費用報銷單兩張(復印件);

  7、上訴人與杭州軍聯工程機械制造有限公司簽訂的買賣合同一份(復印件);

  8、第一被上訴人禹強勛簽署的上訴人部分客戶出庫、已付款、未付款清單(復印件);

  上述證據1-4,要證明被上訴人先韓公司與上訴人的客戶有交易關系,證據5-7要證明被上訴人禹強勛至2004年2月13日前仍在上訴人處任總經理,證據8要證明被上訴人禹強勛對上訴人的客戶資料很了解。

  對上述證據,被上訴人禹強勛和先韓公司認為上訴人的上述證據均不是新證據,且與本案無關聯性。

  本院認為,上述證據1的3張照片只反映了長春得藝管件有限公司門前有標志SHB的產品;證據2的4份合同簽訂時間是2003年3月至11月,且在2003 年11月合同上簽字的并非禹強勛;證據3的3份傳真件的內容是對帳單、應收帳款明細和KB2000TH處理事宜,時間是2003年3月至2004年4月,且2004年4月的一份中并無禹強勛的名字;證據4只是杭州軍聯工程機械制造有限公司、杭州互聯機械貿易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杜成甫的名片;證據5只反映了上訴人在2003年與他人簽訂了物業租賃合同;證據6的兩張費用報銷單只反映了禹強勛等在2004年1月18日作了有關數額的費用報銷;證據7只反映了被上訴人禹強勛在2004年2月13日作為上訴人的委托代理人與杭州軍聯工程機械制造有限公司簽訂了一份工程機械買賣合同;證據8的上訴人部分客戶出庫、已付款、未付款清單記載的時間是2003年11月份,無法反映這些客戶名單是僅僅屬于上訴人的商業秘密,或者上訴人對這些客戶名單采取了相關的保密措施。因此,上述證據不能證明兩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構成了不正當競爭,且上述證據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所界定的新的證據的條件,故本院難以采納。

  經審理查明:原審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屬實。

  本院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的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因此,商業秘密不但是經權利人采取了相應的保密措施的、不為公眾所知悉的,而且應該是確切和具體的。本案上訴人未能證明其對有關的客戶名單、產品價格的產生方式、銷售渠道以及銷售方式等信息采取了相應的保密措施;對產品價格的產生方式的內容和范圍也未能予以確定;其所稱的包含產品技術信息的KB手冊系有關產品的零件、操作和維修保養的說明,且該手冊是隨產品附送給客戶的,并未處于秘密狀態,故一審判決關于上訴人所主張的經營信息和技術信息均不構成商業秘密的認定并無不當。上訴人關于“一審判決否認上訴人的有關客戶名單、產品價格的產生方式、銷售渠道、銷售方式以及產品技術信息為上訴人的商業秘密,是錯誤的”這一上訴理由難以成立。

  上訴人訴稱,關于證人證言,一審判決輕易地以“該證人與本案當事人存在利害關系”為由對該證人證言予以否決。經查,一審判決不僅認為“該證人與本案當事人存在利害關系”,同時還認為該證人的“相關證言亦無其他證據佐證”,因而未采信該證人證言。故一審判決對該證人證言并未輕易否定。一審判決對該證人證言的審核認定也未違反有關法律的規定。

  上訴人訴稱,一審法院對于被上訴人“煽動”行為一節的處理不當。經查,有關證據雖然反映原來在上訴人處工作的有些員工到了第二被上訴人處工作,但并無充分證據證明原上訴人的員工到第二被上訴人處工作系第一被上訴人實施“煽動”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所至,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有關該節事實的訴請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并無不當。

  上訴人訴稱,一審判決對第一被上訴人到第二被上訴人公司任職的時間的表述有誤。經查,一審中,雖然第一被上訴人陳述自己是在 2004年4月到先韓公司工作,上訴人申請出庭的證人也當庭陳述第一被上訴人到先韓公司工作的時間“大概是2004年3、4月份”,但上訴人對“禹強勛隨后于同年4月到先韓公司工作,擔任該公司副總經理職務”一節并未表示過沒有異議。因此,一審判決中將此節事實作為原、被告三方均無爭議的事實進行表述確有不妥。但本案爭議的焦點是兩被上訴人是否實施了對上訴人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而非第一被上訴人到第二被上訴人處任職的時間。且一審判決書的這一表述并不影響對本案基本事實的認定和最終處理結果。因此上訴人關于一審法院對本案事實的分析偏離了公正的立場,回避兩被上訴人侵害上訴人權益的客觀事實,否定上訴人有關合法權益存在的可能,剝奪上訴人挽回被侵權造成的經濟損失的權利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上訴人訴稱,一審法院拖延保全證據。經查,上訴人雖然在遞交起訴狀時遞交了保全證據申請書,但其要求保全的內容并未正式確定,尚在變動中。上訴人正式遞交保全證據申請書的時間是2004年6月8日,一審法院于同日作出有關證據保全的裁定。該裁定作出的次日,一審法院即到被上訴人先韓公司處進行了證據保全。上述事實并不能說明一審法院有拖延證據保全的行為。另外,上訴人認為其在一審開庭審理時向法庭出示的“至關重要的數份證據”,一審法院未予采納。經查,這些證據并不能證明兩被上訴人構成了對上訴人的不正當競爭;且一審法院根據有關的法律規定,對這些證據進行的審核認定,也無不當。

  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28,010元,由上訴人上海工馬工程機械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朱 丹

  審 判 員 ?張曉都

  審 判 員 ?于金龍

  二OO五年五月十六日

  書 記 員 ?劉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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