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公布(2001)第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決 書
(1999)經終字第27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中國冶金進出口湖北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中南路中南大廈三門十五樓。
法定代表人:柳家友,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張志冰,湖北法輝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中國農業銀行武漢市分行漢口支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漢市漢口江漢北路254號。
負責人:嚴大春,該行行長。
委托代理人:馮培,北京市廣盛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杜衛東,北京市廣盛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中國冶金進出口湖北公司因與中國農業銀行武漢市分行漢口支行信用證贖單欠款糾紛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1997)鄂經初字第43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出上訴,本院依法組成了由審判員王j擔任審判長,代理審判員錢曉晨、陳紀忠參加評議的合議庭進行了審理,書記員由任雪峰擔任。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查明:1995年8月14日,中國冶金進出口湖北公司(以下簡稱中冶湖北公司)與揚州市金屬材料公司簽訂代理協議,約定揚州市金屬材料公司委托中冶湖北公司進口CIS鍍鋅卷板。同年9月5日,揚州市金屬材料公司向中冶湖北公司在中國農業銀行武漢市分行漢口支行(以下簡稱農行漢口支行)的保證金帳戶匯付人民幣300萬元作為開證保證金。次日,中冶湖北公司向農行漢口支行遞交了開證申請書,申請開立不可撤銷跟單信用證,開證金額為320萬美元。信用證項下的單據包括:全套清潔海運提單,用于指示、無背書,標明“運費預付,并通知中國冶金進出口湖北公司”;保險單/證明兩份,投保110%發票金額,可按匯票指定貨幣在中國索賠,無背書,包括海運一切險及戰爭險;包裝單/重量記錄單三份,說明每件貨的數量/毛重和凈重及信用證規定下的包裝情況;由受益人出具的質量證明兩份;由裝運港的一名獨立公證人開具的數量/重量證明兩份,說明實際上經證實的裝運貨物的數量/重量及包裝情況;受益人在裝運后48小時內,以電報/電傳/傳真發給付款人的證明文件,通知輪船名稱、船號、裝運日、數量、重量及貨物總價;受益人的證明,證實依據合同條款已經發出的特定單證;輪船公司的證明,證實裝運船只確由付款人或其船務代理人租用或預定。有效期至1995 年10月15日。單據必須在信用證有效期內,付運日15天內提交轉讓。中冶湖北公司同時出具進口付款保證書一份稱:同意按付匯日外匯牌價折合人民幣借記我司人民幣帳戶,若帳戶資金不足,該保證書視同銀行貸款借據,我司承擔因此而產生的一切責任。同日,中冶湖北公司還致函農行漢口支行稱:我司委托你行對外 5000噸鍍鋅板的信用證已付一部分保證金,拿單時將付100%貨款的銀行承兌匯票,如不能履行可沒收保證金,進口登記證明在拿單時一并交貴部。同年9月 7日,農行漢口支行向浙江興業銀行香港分行開出320LC9500100號、受益人為金霞有限公司(GOLDISH CLOUD LIMITED)的信用證,總額為320萬美元,議付終止日為1995年10月15日。同日,農行漢口支行應中冶湖北公司要求,傳真將原定信用證議付終止日修改為1995年10月31日,提單通知方由中國外貿運輸總公司取代中冶湖北公司;全部數量可允許5%增減。同年10月11日,浙江興業銀行香港分行向農行漢口支行寄出325.712萬美元的180天即期匯票及信用證項下的全套提貨單證,由武漢市郵政速遞公司于10月23日送達農行漢口支行簽收。后該信用證項下的全套提貨單證被農行漢口支行遺失。中冶湖北公司多次向農行漢口支行催問單證無果,遂于同年11月2日致函農行漢口支行稱:5000噸鍍鋅卷板信用證項下全套單證至今未到,貴行已超過L/C規定交單時間,我司現決定不接受L/C全套單據,拒絕承兌。同年11月14日,中冶湖北公司傳真致函農行漢口支行稱:信用證項下5000鍍鋅卷板貨款320萬美元,經與你行及揚州金屬材料公司商量該批貨款專款專用,1996年3月底前到農行漢口支行付全額的 70%,對外付匯前全部款項到齊,貴行不得向我司催要此款,請貴行今天下午對國外銀行予以承兌,以前與貴行所簽文函全部無效,揚州金屬材料公司同意嚴守以上條款(傳真上有揚州金屬材料公司負責人宋云峰的簽字)。次日,中冶湖北公司致函農行漢口支行稱,經揚州客戶要求與供應商商量,將5000噸鍍鋅板的目的港由江蘇張家港改為上海黃埔港,請在對外承兌的同時,發電傳或電報給議付行,將目的港進行修改調整,并請開出保函提貨。同年11月17日,農行漢口支行開出擔保書給有關方面稱:由于GALVANIZED STEEL INCOIL538卷(凈重5089250NTS)貨物已裝船,但相關單據還沒到達,上述貨物交付給中冶湖北公司不需其出具提單,并同意確保該貨物無損失及相關訴訟費用和不扣留、留置等責任。同月18日,中行漢口支行致函中冶湖北公司稱,信用證項下貨物已到上海港,速拿3257120美元或等值人民幣或半年期限銀行承兌匯票辦理對外承兌。同月29日,中冶湖北公司致函農行漢口支行,提出“對外拒付,并在拒付一周內將保證金余額退還我公司,我公司及我司客戶將保留因該單證遺失所造成我司及客戶經濟損失的追索權利”。12月12日,農行漢口支行致函中冶湖北公司稱,貨物已到上海港,我部愿為貴司提貨提供保函,如因提貨遲延的損失責任后果由你司承擔。同日,中冶湖北公司傳真答復農行漢口支行:“至今未收到單據,不要對外承兌”,并將揚州金屬材料公司“不接受此貨”的傳真件轉傳農行漢口支行,要求農行漢口支行當日回復。同月29日,農行漢口支行委托肇慶端州工業貿易公司代交進口關稅人民幣1941491.25 元、增值稅人民幣3997314.72元后,于1996年1月15日從港口提取貨物。同月23日,中冶湖北公司業務員在農行漢口支行送達的《進口到單通知書》上簽寫:“我司接受上述單證,請貴部及時承兌,并按期付匯”。此后,因中冶湖北公司未付款贖單,農行漢口支行一直未將該信用證項下538卷鍍鋅板交付給中冶湖北公司,自行轉倉、儲存在上海柴油機廠碼頭露天貨場,從1996年1月15日至1997年11月28日由此支付倉儲等雜費人民幣712446. 90元。1996年7月25日,農行漢口支行將320LC9500100號信用證項下的外匯3257120美元對外支付。農行漢口支行因向中冶湖北公司索賠無著,遂訴至原審法院,請求判令中冶湖北公司償付信用證下貨款,并賠償利息及各種稅費。
一審審理期間,1997年7月24日,根據農行漢口支行提出請求變賣信用證項下538卷鍍鋅卷板(凈重5089250噸)的訴訟保全申請,原審法院裁定:由農行漢口支行于1997年8月15日前處理該信用證項下鍍鋅板,并將變賣價款交該院保存。隨后,農行漢口支行、中冶湖北公司共同赴上柴碼頭勘驗實物。上述貨物銷售后售得價款人民幣22116779.50元(按當日人民幣兌換牌價折合267134.47美元),農行漢口支行在1997年9月24日至1998年3月4日期間,將變賣價款人民幣22028149.22元匯至一審法院。1998年5月18日根據農行漢口支行的申請,原審法院裁定,將變賣貨物價款人民幣2200萬元(按當日牌價折合美元2657325.76元)先予執行給農行漢口支行。至此,農行漢口支行墊付信用證項下的貨款3257120美元,在扣減已支付保證金人民幣300萬元(按當日人民幣兌換美元牌價折合 360871.87美元)和變賣價款人民幣22116779.50元(按先予執行之日人民幣兌換美元匯價折合2671334.47美元),實際墊付信用證項下貨款余額為224913.66美元,另有與此筆交易相關墊付的進口關稅、增值稅、裝卸費、倉儲費等合計人民幣6649252.87元。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農行漢口支行與中冶湖北公司之間委托開立信用證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農行漢口支行依約履行了對外開證義務,并依國際慣例對外墊付了信用證項下的貨款,又墊付了相關費用,其訴訟請求應當依法予以保護。但其請求償付的信用證項下貨款總額中應當扣減中冶湖北公司已付的300萬元人民幣保證金和先予執行的變賣貨物價款人民幣22116779.50元。同時,由于農行漢口支行未能提交確實充分的證據,對其請求償付商檢、吊裝費、差旅費損失的事實不予認定,亦應從其請求償付墊付的費用中予以扣減。中行漢口支行遺失信用證項下的提單等單證后,雖然采取了補救措施,但其對本案糾紛的產生負有一定過錯責任。中冶湖北公司在中行漢口支行遺失信用證項下的提單等單證后,雖多次致函農行漢口支行表示了不接受全套單證,拒絕承兌等意見,但最終簽收了信用證項下的提單等單證復印件,同意對外承兌、按期付匯,并要求農行漢口支行出具保函提貨,故其辯稱提單遺失無單可贖的理由不能成立,應當按照開證申請書的承諾付款贖單。中冶湖北公司既不依其承諾付款贖單行使提貨的權利,又不償付農行漢口支行墊付的貨款及其他費用,致使貨物損失擴大,應對本案糾紛的產生負主要責任,應當向農行漢口支行償付其實際墊付的信用證項下的貨款及利息,并償付其墊付的其他費用。揚州金屬材料公司與中冶湖北公司之間的委托代理進口合同關系屬另一民事法律關系,故對中冶湖北公司申請追加揚州金屬材料公司為本案當事人的請求不予支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一百一十二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的規定,判決如下:一、中冶湖北公司償付農行漢口支行墊付的信用證項下貨款224913.66美元。二、中冶湖北公司支付農行漢口支行自1996年7月25日起至 1998年5月18日止墊付2896248.13美元和自1998年5月19日起至一審判決生效之日止墊付224913.66美元的利息,分別按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銀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美元流動資金貸款利率計付。三、中冶湖北公司償付農行漢口支行墊付的提取信用證項下貨物所發生的稅、費人民幣 6649252.87元中的4654477元。上列應付款項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付清。逾期支付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執行。案件受理費262649元,由農行漢口支行負擔78794.7元,中冶湖北公司負擔183854.3元。
中冶湖北公司不服原審判決,向本院上訴稱:一、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回避對重要事實的認定。1、被上訴人的過錯是造成本案貨物損失的唯一原因。被上訴人開立信用證的有效期是1995年10月31日,在信用證有效期內,信用證項下的全套正本單證被被上訴人丟失。有效期過后,被上訴人仍不通知上訴人贖單。這期間,上訴人多次向被上訴人查詢,答復是均未收到。直至有效期過后一個月,被上訴人仍否認收到正本單證。無奈,上訴人只得向外商查詢,經查詢后得知:全套正本單據,被上訴人已于1995年10月23日有效收訖。因此,上訴人最終做出了拒付的表示。在丟失正本單證和查詢正本單證這段時間里,貨物積壓、滯港,錯過了銷售的最佳時機,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可見,信用證項下貨物發生嚴重損失的唯一原因是被上訴人丟失正本提單造成的。2、上訴人從未因得知正本單證丟失而要求被上訴人出具提貨保函。一審判決認定的提貨保函是一份被上訴人偽造的、虛假證據。上訴人曾于1995年11月15日應客戶的請求,將目的港由張家港改為上海黃埔,為能早日提貨請求被上訴人出具保函。而上訴人確知正本單證丟失是在有效期過后近2個月時間里。一審判決故意混淆前后不同的時間,將兩種因不同原因而出具的保函混為一談。把被上訴人憑空捏造的證據作為本案的依據。若此認定成立,本案產生下列疑問:其一,保函中無任何時間記載,一審判決憑何認定該函出自1995年11月17日?其二,保函本身清楚地指明出函原因是“……相關提單未到達”,“……一旦上述貨物的所有提單原件到達…出具及交付你方時,我方應承擔的責任立即終止”,可見出函的原因并非正本單證丟失;其三,如果1995年11月17日被上訴人已出具保函,那么為何同年12月12日被上訴人還致函上訴人稱“現貨已到目的港,我部愿為貴司提貨提供保函”?豈不自相矛盾?其四,既然保函注明被交付人為“中國冶金進出口湖北公司”,為何保函上無上訴人的任何簽收?如此保函怎能提到貨物?因此,上訴人在得知正本提單丟失后從未要求出具保函,更未簽收保函。一審判決認定的提貨保函是一份被上訴人偽造的虛假證據。二、一審判決適用法律完全錯誤,把理應由被上訴人承擔的責任判由上訴人承擔,顛倒是非,嚴重損害了上訴人的合法權益。1、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的業務員“最終簽收了信用證項下的提單等復印件,同意對外承兌”,因而全部貨物損失應由上訴人承擔。這是明顯適用法律錯誤。上訴人的業務員簽收提單復印件及同意對外承兌,其本身無任何過錯。根據國際商會第500號出版物《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第四條的規定:“在信用證業務中各有關方面處理的是單據而不是與單據有關的貨物、服務及其他行為”。正本單證是貨物所有權的唯一憑證,上訴人憑正本單證才能提貨,才能付款贖單而單證復印件并非正本單證,不能提貨,談何贖單?至于被上訴人是否對外承兌,并不以上訴人是否承諾付款為前提。根據國際信用證交易慣例被上訴人對外承兌付款的義務一經開出信用證就已經具備,只要單證相符,開證行必須履行對外承兌的義務,更何況上訴人某一業務員的簽收行為并不能代表上訴人的行為,而被上訴人在自己已提走全部貨物后,于1996年1月23日要求上訴人簽收單證的復印件,已無任何意義。因此,上訴人業務員簽收單證復印件的行為,不產生任何法律效力,更不能由此抵銷被上訴人因自身過錯而應承擔的一切責任。2、本案爭議貨物始終控制在被上訴人手中,貨物風險理應被上訴人承擔。一審法院裁定先予執行與法無據。根據我國有關法律規定,出賣人轉移標的物的所有權自標的物交付時起轉移,出賣人應履行交付標的物或提取標的物的單證、并交付單證以外的有關單證和資料的義務。本案中,被上訴人始終未向上訴人交付正本單證,在自行提取貨物之前也從未交付副本單證,至今上訴人也從未簽收所謂的“提貨保函”。可見,信用證項下的貨物一直控制在被上訴人手中。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先予執行是指人民法院對某些民事案件做出判決前,為解決權利人的生活或生產經營急需,裁定義務人履行一定義務的訴訟措施。本案上訴人自已變賣自己貨物的行為是明顯的適用法律錯誤。請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判決,判令被上訴人承擔全部貨物損失并退還上訴人已支付的300萬元人民幣保證金及利息,承擔本案全部訴訟費用。
農行漢口支行答辯稱:一、本案的性質是信用證贖單欠款糾紛。本案中,上訴人強調的是信用證涉及的貨物關系,強調貨損是由被上訴人的過錯造成的,責任應由被上訴人承擔,這是另一法律關系,與本訴無關。上訴人就貨損可以另行提起訴訟。二、在知道信用證下正本單據丟失的情況下,被上訴人采取補救措施,依上訴人申請開立了提貨保函,但上訴人未依約定備足資金贖單,構成違約行為。(一)上訴人是在得知信用證項下單證全部丟失情況下,要求被上訴人出具提貨保函的。1995年9月7日信用證開立后,根據開證申請人的指示,被上訴人將信用證有效期修改為1995年10月31日,由于被上訴人內部原因,并不知道下屬勝利街分理處已簽收信用證項下全部單證,信用證到期日過后的1995年11月2 日,被上訴人向議付行浙江興業銀行香港分行進行查詢,次日議付行告知全套單據已由被上訴人于10月23日簽收。由于雙方處于同城,被上訴人于當日將這一情況電話通知了上訴人。此后,上訴人、被上訴人與貨物實際用戶揚州市金屬材料公司做過協商,11月13日,上訴人曾擬定聯營協議傳真于被上訴人,其中對被上訴人將單證遺失作了認定,并就貨物銷售和贖單資金做過協商,但三方最終未達成協議。可見,上訴人是在知道單據丟失情況下,于1995年11月15日申請被上訴人出具保函提貨的。(二)被上訴人開出保函后,上訴人違反約定,未拿資金來贖保函。被上訴人開具提貨保函后,上訴人作為開證申請人,違反1995年9 月6日開證前與開證行的約定:“在拿單時我司將付100%的貨款的銀行承兌匯票”,未履行付款贖單的義務,被上訴人為減少經營風險,未將保函交付上訴人。依據國際慣例,提貨保函是銀行依申請人要求,在沒有提單或單據丟失情況下,出具用以代替提單提貨的。銀行開具保函,承擔了很大的風險;保函一旦開出,開證申請人就已經放棄了對信用證下任何不符點的抗辯權,并且申請人應付款贖保函。而實際上上訴人未履行付款贖保函義務,造成貨物滯留于港口,如果上訴人付款贖保函,并依據提貨保函提取貨物,完全可以滿足信用證下貨物最終需方關于交貨期的要求,因而單證遺失情況下,并不影響上訴人提貨。三、關于上訴人業務員李兵簽署《進口到單通知書》的效力。上訴人工作人員李兵于1996年1月23日簽署《進口到單通知書》,接受議付行提交的全部單證復印件,并簽署意見“我司接受上述單證,請貴部及時承兌,并按期付匯”。其行為是上訴人工作人員實施的職務行為,足以代表上訴人真實的意思表示,上訴人因而喪失了信用證下的抗辯權利。四、關于貨物提取的過程及與上訴人的關系。上訴人、被上訴人是與肇慶市端州工貿公司共同去完成提貨報關手續的。由于保函上記載的保證人是被上訴人,被保證人是上訴人,而貨物進口方也是上訴人,因而,只有被上訴人、上訴人雙方都加蓋公章,此保函才能去船務代理公司辦理換票手續。五、上訴人將信用證有效期視為開證行向申請人的交單期是錯誤的。UCP500和雙方合同中均沒有對開證行向申請人提交單證期限作出約定。實際上,由于雙方拿單時交付全額資金的約定,因而本案中交單期是隨機的,不是一個固定期限。請求本院維持一審判決。
本院認為:中冶湖北公司申請委托農行漢口支行開立以金霞有限公司為受益人的信用證,農行漢口支行開出不可撤銷跟單信用證,雙方之間成立了委托開立信用證關系。對這一民事關系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不違反法律規定,應為有效。依開證申請書的內容,開證行農行漢口支行負有及時開證、接受單據、承兌付款、向開證申請人交單的義務;開證申請人中冶湖北公司負有支付保證金、手續費等費用、按時辦理承兌、付款、在拒絕接受不符點時及時退單以及付款贖單等義務。本案爭議的焦點就是在付款贖單的環節,由于農行漢口支行工作失誤導致信用證項下的單證遺失,中冶湖北公司能否拒絕付款。開證行農行漢口支行遺失信用證項下的單證是不爭的事實,在信用證有效期內受益人已履行了交單義務,而農行漢口支行于1995年10月23日收到單證后,沒有通知中冶湖北公司,導致中冶湖北公司于11月2日表示不接受信用證項下的全套單據、拒絕承兌。并且由于單證的遺失,使開證行在接到議付行承兌通知的七個工作日內無法就單證是否存在不符點向議付行抗辯。在二審審理過程中,農行漢口支行稱其于11月3日發現信用證項下的單證遺失后及時電話告知中冶湖北公司,并以11月13日中冶湖北公司業務員李兵草擬的聯營協議為依據。該電話通知沒有書面證據,上訴人予以否認。李兵草擬的聯營協議是傳真復印件,農行漢口支行沒有舉出原件,況且該協議也未經任何一方簽字,不具有證據的效力。農行漢口支行出具的提貨保函中注明相關單據還沒到達,該保函不是由于單據遺失而被用于提貨的。農行漢口支行認為中冶湖北公司在11月15日請求開出保函提貨時就已經知道單證遺失,證據不充分。所以中冶湖北公司接受提貨保函并不意味其放棄了要求農行漢口支行交付信用證項下正本單證的權利。這是由于利用保函提貨往往是在正本單證未到,買方不愿意錯過商機,而采取的一種變通做法,其目的是為及時履行與揚州市金屬材料公司的合同;此外,提貨保函也不能完全替代信用證項下的單證,信用證項下的單證除貨物提單外,還有其他貨物數量、質量、裝船等證明,有關文件將被用來作為流轉貨物的證明文件或解決基礎交易糾紛的證明文件,是開證申請人需要得到的。因此從商業習慣和本案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來看都不能表明開證申請人中冶湖北公司放棄信用證項下正本單證的請求權。
依據11月14日中冶湖北公司致農行漢口支行的傳真件,至96年3月底前到農行漢口支行付全額的70%,對外付匯前全部款項到齊,也就是在11月17日農行漢口支行開出的提貨保函對中冶湖北公司的交付并不以付款為前提,因此農行漢口支行應當及時將提貨保函交予中冶湖北公司,而不應要求其付款贖保函。中冶湖北公司并不負有付款贖保函的義務。
信用證項下的進口貨物是中冶湖北公司作為外貿代理人為揚州市金屬材料公司進口的,由于最終用戶要求不超過11月底銀行提供全套正本單證,至11月底農行仍不能提供正本單據,導致中冶湖北公司履行開證協議的義務成為不必要,無法實現合同的目的,而此一后果恰恰是由于農行漢口支行單據遺失造成的。因此中冶湖北公司有權拒付信用證項下的款項。
1996年1月23日李兵在《進口到單通知書》通知書上簽署的意見是以單證存在為前提,并沒有放棄正本單據接受貨物的意思,況且此時貨物已由農行漢口支行委托的廣東省肇慶市端州工業貿易公司從港口提取,該意見不具有解決開證行與開證申請人之間關系的效力,僅是為開證行對外承兌付匯完善手續。
關于本案損失的原因和承擔的問題:農行漢口支行遺失單證,而在十幾天的時間內沒有察覺,之后又未將提貨保函交予中冶湖北公司,使中冶湖北公司不能及時履行其與揚州市金屬材料公司的外貿代理合同,喪失商機,因貨物價格下跌的損失不能由中冶湖北公司承擔。農行漢口支行在提取貨物之后長達一年半的時間內未對貨物進行處理,價格變化、貨物質量下降和倉儲費用的增加,亦應由其自負。
中冶湖北公司主張償還其信用證保證金300萬元人民幣的主張,由于其在一審中并未提出反訴,在本院二審期間上訴中提出請求,本院不予審理,予以駁回。
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部分不清,適用法律錯誤,應予改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1997)鄂經初字第43號民事判決。
二、駁回中國農業銀行武漢市分行漢口支行的訴訟請求。
一、二審案件受理費各262649元人民幣由中國農業銀行武漢市分行漢口支行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王 j
代理審判員 錢曉晨
代理審判員 陳紀忠
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書 記 員 任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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