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法官們：

　　上一次開庭時，我作為一名旁聽者坐在下面;這一次，我坐到這里為原告劉燕文申辯。之所以走上法庭，除了對劉燕文在訴訟中孤弱無援的處境的同情外(他因為付不起3萬元的律師費，不得不以他那貧乏的法律知識獨自對簿公堂)，更重要的是，本案涉及的不光是一個劉燕文、一個北京大學，在廣泛的意義上，它涉及整個學位評審制度的問題。我希望借助法庭這一特殊的場合，與法官們共同反思和評價我國現行的學位評審制度。我希望，通過本案的審理和判決，不但能夠給劉燕文他所渴求的正義，也有助于完善我國的學位評審制度，推動行政法律的發展。

　　綜合兩個案件，劉燕文的訴訟請求涉及兩個方面：第一是博士畢業證書;第二是博士學位證書。我將分別予以討論。

　　第一個問題是，劉燕文是否可以得到博士畢業證書?

　　依照北京大學的做法，頒發畢業證書是以獲得博士學位證書為前提的;劉燕文沒有被授予學位證書，因而不能獲得畢業證書。北京大學這種做法的依據是它根據國家教委《研究生學籍管理規定》(1995年2月23日教學〖1995〗4號)制定的《北京大學研究生學籍管理實施細則》(1995年5月)。這種細則在行政法上屬于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法院在司法審查中可以參照，但首先必須審查它的合法性。

　　那么，北京大學的規定是否合法呢? 我認為，北京大學的規定既不符合國家把學歷證書和學位證書分開的立法精神，更不符合國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規章的具體規定。國家教委的《研究生學籍管理規定》第33條規定頒發學歷證書的條件是：“研究生按培養計劃的規定，完成課程學習和必修環節，成績合格，完成畢業(學位)論文并通過答辯，準予畢業并發給畢業證書。”可見，博士學位論文通過答辯，并符合其它規定條件，就可以取得畢業證書;獲得博士學位證書不是頒發畢業證書的必要條件。

　　誠如校方所言，北京大學的做法是考慮到博士研究生期間課程不多，博士生很大的時間和精力應當用于學位論文的寫作，對博士生的把關，主要是看他的學位論文;有“全國最高學府”之譽的北京大學本著對博士生從嚴要求的原則，規定不能取得學位證書就不能頒發畢業證書。我理解北京大學的良苦用心，但我不贊成這種做法。它違背了法律的規定，也混淆了學歷證書和學位證書兩種不同證書的功能。良好的愿望還應當用合法合理的手段達成;北京大學欲從嚴治學，應當也完全可以探索其它的途徑和措施。

　　綜上所述，北京大學的做法不符合規章規定，不應予以采納。根據劉燕文的實際情況并依據國家教委的規章規定，劉燕文完全可以獲得博士畢業證書。請法庭判決北京大學給劉燕文頒發畢業證書。

　　第二個問題是：劉燕文是否可以得到博士學位證書?

　　也許，關心此案的人們自然而然會問：劉燕文的博士論文到底水平怎樣?是否達到博士論文應有的水準?在本案兩次庭審過程中，原、被告雙方都舉出大量證據，竭力表明劉燕文的論文達到了博士論文水準或者沒有達到博士論文水準。“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到底誰有理?事實上，這是一個很難憑普通常識判斷的問題。劉燕文的博士論文到底水平怎樣，這個問題不是法官的專業知識所能夠輕易回答的，也不適合由法官來回答。我們要明白，博士論文的評審是一項高度專業性的工作;對如此專業的問題，應當留給專家去評定。所以，法院有必要恰當地界定自己的角色，節制手中的司法審查權力，對博士學位論文評審不應當過深干預，特別是要避免探詢和評價劉燕文的論文水平。基于這樣的理由，我認為，被告向法庭出示的有關專家對劉燕文論文的評語，不管是對劉燕文的論文評價高的還是不高的，法院都不應予以考慮(當然，劉燕文向法庭提交的表明其論文水平的材料法院同樣也不應該考慮)。也基于這樣的理由，我們變更了訴訟請求，不再請求法院直接判決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給劉燕文頒發學位證書，而只是請求它對劉燕文的申請重新審議并作出決定。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及其分委員會和答辯委員會是法定的評定機構，它們的職權應當受到尊重。

　　這樣是否意味著法院對學位評定委員會的評定結果不能進行審查，而只能接受呢?不!法院要節制的僅僅是審查超出法官通常情況下專業能力以外的事情，在法官的專業能力以內的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法官不能放棄其審查行政行為合法性的神圣職責。在博士學位評審問題上，法官可以也應當審查學位評定委員會的職權、組成人員、決定程序、表決方式和結果等等問題。就本案而言，我想指出學位評定委員會在否決劉燕文博士論文中的兩個不合法之處：一是表決結果問題，二是否決決定的程序問題。

　　先說表決票數問題。

　　被告在答辯狀中稱，不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是因為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對劉燕文論文的表決結果是“10票反對6票贊成”。 這一說法的事實依據是被告向法庭提交的北京大學博士學位審批表。該審批表上記載，對劉燕文論文的表決結果是“到會16人，10人反對，6人同意”。但是，今天的法庭調查表明，被告的上述記載和說法是不正確的，實際的情況是DD7票反對，3票棄權，6票贊成。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有3位委員在決定一個人命運的表決中投了棄權票!這里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在表決時“棄權”是否允許?沒有相關的條文規定委員可以或者不可以投棄權票。如果泛泛而論，我們可能看到有的事項可以投棄權票，例如民主選舉和議會表決，但在更多的情形中則是不可以的。那么，是否允許棄權根據什么確定呢?是根據法律條文嗎?看來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例如，合議庭的合議，盡管訴訟法沒有規定法官不可以棄權，但如果法官在合議時棄權，那將會怎樣呢?我認為，是否允許棄權是依表決(決定)事項的性質而定的。在民主選舉和議會表決中，由于決策的高度政治性和政策性，需要尊重參與者的自由選擇，通常情形下法律允許棄權。但在諸如本案的學位評定中，面對的是不可回避的、同時又是普通人所無法解決的高度技術性的問題。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委員們就是被遴選出來以解決這一特定問題的。法律賦予他們神圣的權利，同時也意味著加給他們不可轉讓、不可拋棄的重大職責。委員們投贊成票還是反對票，這是他們基于專業知識作出的自由判斷，不應被質問和干預。但是，當他們投下棄權票時，他們不僅僅是放棄了權利，同時也懈怠了職責!我沒有太多的指責那3位不知名的委員的意思，在一定意義上，這是現行的不合理的評審程序造成的(關于這一點我將在后面再作分析)。在此我要指出的是，如果這三位委員不投棄權票，那么劉燕文的命運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是的，這僅僅是一種可能。但是，就算僅僅是一種可能，也使這一次表決結果失去了正當性、合法性。

　　退一步說，即使不考慮能不能棄權，我認為表決結果也不足以達到否決一篇博士論文的半數。《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10條規定：“學位評定委員會……負責對學位論文答辯委員會報請授予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的決議，作出是否批準的決定。決定以不記名投票方式，經全體成員過半數通過。”可見，學位評定委員會的決定有兩種：批準的決定和不批準的決定。“決定……經全體成員過半數通過”，應當理解為：批準的決定應當經過半數的贊成票才能通過，同樣，不批準的決定應當應過半數的反對票才能通過。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共有21名委員，對劉燕文論文的反對票只有7票，遠未達到全體成員(21位委員)的半數，甚至沒有達到出席人員(16位)的半數，因此不能作出不批準的決定。

　　下面著重討論學位評審的程序問題。

　　依照我國現行的制度，博士學位的授予可以說采用三級評審制：第一級是答辯委員會，第二級是校學位評定委員會設在各系的分委員會，最后是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從三級評審機構委員的人員組成和知識結構來看，答辯委員會的委員來自本校或者外校，都是博士論文相關領域的專家，對該博士學位論文的理論背景和學術價值最了解;分委員會的委員通常由本院系的專家組成，他們在學術專長上可能與博士論文的主題稍有差距，但其知識結構和學術訓練使他們基本能夠勝任;至于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委員，來自全校各院系的專家，在北京大學這樣的綜合性大學里，則是文理科學者兼而有之。那些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委員，無疑是本領域內具有很深學術造詣的權威，但是，當他們越出自己的知識領域，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時，這些專家實際上成了“門外漢”。試想，對于一位中文系、法律系、經濟系的教授而言，一篇非常前沿的電子學論文意味著什么呢?劉燕文的博士論文DD《超短脈沖激光驅動的大電流密度的光電陰極的研究》DD光看這題目就讓我們不知所云，更不用說評審它在電子學領域有多大的學術創新和實用價值，它的實驗數據是如何得出，論證是否可靠等等。在大部分評審委員實際上是外行的情況下，校學位評定委員會是如何進行評審的呢?

　　上次開庭表明，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在作出是否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前，不僅僅進行形式審查，而要進行實質審查。這意味著他們必須就每一篇博士論文是否達到應有水準作出判斷。由于時間的限制，學位評定委員會通常要在1天時間內評審上百篇博士論文;與劉燕文同期的博士論文有29篇，而評審的時間只有半天。那么短的時間，對那么多的論文進行審查，而且是實質審查，在技術上是有相當大的難度的。委員們既沒有精力也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來逐篇閱讀和評判來自不同學科的論文。作為一個現實的應對措施，委員們主要是參考論文評閱人的評閱意見、答辯記錄和分委員會的討論和表決情況;其中，最主要的是參考答辯委員會和分委員會的表決情況。也就是說，委員會的關注基本上局限于答辯委員會和分委員會表決中有反對票的論文。但即使是出現反對票的論文，通常情況下，委員會不會僅僅因為分委員會表決時有一、兩張反對票就否決一篇論文。與劉燕文論文同期審議的另一篇相同專業、相同情形的論文有不同的命運，也許可以作為一個佐證。只是由于“隔行如隔山”，大部分委員仍然無法有把握地獨立判斷其水準到底怎樣，而不得不依賴其中個別的DD如果有的話DD相關專業背景的委員的意見。在此情況下，一位論文主題所屬專業的委員的意見，無疑能夠影響甚至左右整個委員會的表決結果。

　　從被告出示的學位評定委員會討論記錄中，我們讀到一位電子學系委員的意見：“劉燕文是水平較低。”這是全部記錄中涉及到劉燕文論文的唯一的一句話。由于缺乏更詳細的記錄，我們無法掌握評審過程的全部細節。但根據我上面的分析，結合那一句寶貴的記錄，我們不難想像學位評定委員會對劉燕文論文的評審過程：

　　也許由于劉燕文的論文在分委員會表決時有2票反對票，到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議時被“盯上”了。在這關鍵的時候，劉燕文論文所屬專業電子學領域的委員發表了對劉燕文不利的意見DD“劉燕文是水平較低”。盡管也許這位專家沒有說明具體的理由，甚至其意見似乎不是直接針對劉燕文的論文，但他的意見無疑影響了多位委員。劉燕文的命運就這么被決定了!在這里，我絕對無意懷疑那位起了關鍵作用的電子學教授的動機和品格，更無意懷疑其學術能力;我也不想說那位教授對劉燕文論文的判斷是“錯誤”的。但我要指出的是，即使是那位本專業的委員，其判斷也不一定就是完全客觀和公允的。問題不在于某一位委員的判斷是否正確;可怕的是，沒有當事人的解釋和申辯，也沒有其他委員能夠提出不同意見，整個學位評定委員會的判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一個人的意見。一旦他的判斷出現偏差，那對整個委員會來說可能就是一個集體的錯誤，而對劉燕文個人來說，則是一個悲劇。

　　講到這里，我提醒一個細節：有3位委員對劉燕文的論文投了棄權票。為什么棄權?我猜想，他們聽取了對劉燕文論文的介紹和意見后，覺得反對意見也許有道理，但不是很充分;囿于知識上的局限，他們又沒辦法獨立判斷劉燕文論文的水準，左右為難，只好棄權。盡管在法律上棄權是對評審職責的懈怠，但在主觀上，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是認真的，因為他們不愿隨隨便便地投下一票。如果說對劉燕文的決定有“草菅人命”之嫌，那么，草菅人命的不是具體的哪一位委員，而是我們的評審制度本身!在這樣的評審制度下，要保證校學位評定委員會決定的公正性，實在太困難了!

　　盡管如上所述，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組成方式和決定過程初看起來似乎有些荒唐，但在今天的法庭上，我并不想否定學位評定委員會的審查職能及其組成方式。這是一個留待學位條例修改時討論的問題。在當前學科高度分化的時代，無論怎么細分，還是避免不了專業上的隔膜;相反，學位評定委員會由來自廣泛的知識領域的專家組成，也許具有學科綜合的優勢。關鍵是，如果把是否授予博士學位的最終“生殺大權”交給這樣一個委員會，委員會必須對它自身在知識結構上的欠缺有清醒的意識，在行使職權時應當小心謹慎。如果說，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對博士學位論文可以進行實質審查，有權否定答辯委員會和分委員會的意見;那么，鑒于自身的局限，校學位評定委員會要尊重答辯委員會和分委員會的決議，在否定答辯委員會和分委員會的決議時更應慎之又慎，因為后者才是本領域真正的專家。

　　北大作為全國最高學府，努力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要保證博士水準，必須對博士論文從嚴要求，毫不留情地否決不合格的論文。對此，我非常理解，非常贊成，我甚至認為目前否決得還不夠多。問題是，對博士論文既要從嚴掌握，又要防止草率從事，更要杜絕草菅人命。如何協調兩者似乎沖突的價值目標?

　　也許，如果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多花時間用于閱讀和評審博士論文，情況會稍好一點;但由于委員們用于博士學位論文評審的時間畢竟有限，更由于難以克服的知識結構上的欠缺，這種設想必然效果有限。我們必須寄托于一套良好的評審程序，用程序來實現效率，用程序來保障公正。就本案而言，如果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在作出最終決定之前，給劉燕文一個在各位委員面前陳述和申辯的機會，也許結果可能完全不同;即使結果仍然是否決，也應當把結果用書面形式及時通知劉燕文本人，并給出一個理由。這樣，至少不會讓劉燕文感覺“在他們眼里，毀掉一個辛辛苦苦二十幾年的學子，就如同碾死一只螞蟻”，更不會讓劉燕文產生“抱著炸藥包沖向人群”的激憤的幻想。一個良好的程序，不但有助于實現結果的正確或者公正，也有助于當事人對程序結果的尊重。遺憾的是，北京大學忽略了，或者說，它壓根兒就沒有想到過!

　　尊敬的法官們，請不要以為這僅僅是一個浪漫的暢想，我談的是一個法律原則，一個博士學位評審過程中必須履行的程序原則。

　　也需，北京大學會爭辯說，這樣的要求沒有法律依據。確實，如果把法律僅僅理解為立法機關制定并記載于紙上的條文，我承認，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條文”專門就此作出明確規定。是否給劉燕文申辯的機會、是否在作出不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中說明理由、是否用書面形式通知本人，屬于程序上的自由裁量。盡管沒有一條法律條文明確要求這樣做，但法律的正當程序要求這樣做!被告北京大學沒有履行這些程序原則，其所作的不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定不具有合法性!

　　我的這個意見不是沒有法律依據的。依據《行政訴訟法》第54條規定，行政行為“濫用職權”即構成違法。如果對54條作一整體理解，我們不難發現，濫用職權是指濫用行政裁量的權力，包括濫用程序上的裁量權。被告北京大學對正當程序原則的嚴重違背，已經構成濫用職權。

　　應當指出的是，行政法上的正當程序原則不僅僅是一個學術討論的話題，而已被司法實踐所確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海淀法院對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件的判決。在那個案件中，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因田永考試作弊對其作退學處理。海淀法院判決認為該退學處理決定不合法。在判決理由闡述中，海淀法院稱：“……退學處理的決定涉及原告的受教育權利，從充分保障當事人權益原則出發，被告應將此決定直接向本人送達、宣布，允許當事人提出申辯意見。而被告未依此原則處理，尊重當事人的權利……”同本案情形相似的是，在北京科技大學作出退學處理決定時，所有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章和其它規范性文件都沒有規定這一程序要求，是海淀法院在判決中創造性地運用了正當程序原則。海淀法院的判決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認可，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9年第4期作為典型案例公布。該案作為運用正當程序原則判決的先聲，對今后地方各級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具有示范作用。

　　在田永案件事隔不久，非常相似的案件DD兩者都涉及高等教育制度，都屬于對當事人影響重大的不利處分DD又提交到了法官們的面前;巧合的是，由相同的法院、甚至基本相同的合議庭成員來審理。保持司法判決的前后一致，同類問題相同判決，是法治國家的基本原則之一DD法律統一的要求。尊敬的法官們，正是那個里程碑式的田永案件的判決為劉燕文尋求司法救濟打開了大門，給了劉燕文“最后的一線希望”。現在，請再一次循著田永案件判決的精神，以正當法律程序的原則去審視我國的學位評審制度，撤銷不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定，并責令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對劉燕文的申請重新審議。我盼望您們在判決書中寫下這樣的字句：“被告北京大學作出不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定，沒有給劉燕文申辯的機會，沒有說明理由，也沒有以書面形式通知本人，這樣的決定不具有合法性。”我真誠地相信，如果本案判決能夠再次運用正當程序原則，那必將有助于推動現行學位評審制度的完善，而中國行政法官的形象，也將光輝閃耀。

　　請判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