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八桂律師事務所受被告人徐炳松及其親屬的委托，指派我擔任被告人徐炳松涉嫌受賄一案的二審辯護人。

　　接受委托之后，本辯護人本著對事實和法律高度負責的精神，認真閱讀了案卷材料，并多次會見了被告人徐炳松。現就被告人徐炳松不服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1999)南市初字第12號刑事判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簡要地闡述本辯護人的辯護意見。

　　如無不妥，請依法采納。

　　(一)初審判決認定徐炳松于1995年12日收受周衛東的30萬元證據不足

　　初審判決認定徐收受周衛東30萬元的主要證據是：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的親筆供述; 周衛東的口供;梁英等人的證言。然而，上述證據存在以下疑點：

　　1、被指控的30萬元沒有來源。原審起訴書提供的證據顯然已被一審庭審質證，以及初審判決后辯護人所提供的新證據所動搖和推翻。

　　證據顯示：1995年從梁英處提取的較大款項只有兩筆：一筆是12月2日的30萬元;另一筆是12月3日的40萬元。然而，辯方有較為充分的證據顯示：第一筆30萬元已由港商黎思人收取;第二筆40萬元已借給梁全勇。

　　這樣，公訴人指控的言之鑿鑿的30萬元賄賂款便成了無水之源。

　　2、被告人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所做的書面供述，據徐炳松在多種場合所作的反映：是被有關辦案人員誘供、逼供所成，因而導致徐的供述與周衛東的口供在細節上基本一致。本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徐炳松所講，其可能性未能完全排除。理由：

　　(1)判決書雖然認為徐的供述在先，周的供述在后，但無可否認，這僅僅是表面化的證據才如此。實際上，如果沒有一定的證據線索，中紀委不可能對徐采取隔離審查措施的。因此，說徐的口供在先，周的口供在后，顯然違背常理。

　　(2)況且，徐作了第一次書面供述之后，立即以種種方式翻供，并且早在律師介入之前就已作了翻供。這就完全排除了被告人規避法律懲罰的可能。

　　(3)被指控的30萬元的來源不具備，且作為旁證的證人證言前后不一致。

　　(4)書面供述后面寫有“重寫”二字，說明被告人在中紀委“雙規”期間寫的書面供述不止一份，而且不少于一份的供述肯定不完全相同(否則就沒有必要重寫了)。應當將被告人所有的書面供述都在庭上出示、質證，以辨別不同的供述熟真熟假。

　　(5)本案實際上主要憑被告人的口供來認定這30萬元，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只要重口供不重證據的現象存在，就很難排除誘供、逼供的可能性，從而就不能排除冤、假、錯案的可能性。

　　3、本辯護人接受委托后，先后五次會見了被告人，苦口婆心地勸說被告人在二審期間改變態度，爭取從輕處罰，均受到徐的斷言拒絕，并且雙淚長流，很自然地流露出委屈狀。

　　憑本人的正常判斷：被告人徐炳松本人認罪態度是老實的，其他犯罪事實他都始終承認，唯獨這30萬元不承認。因此，一審判決在這30萬元的認定上存在錯誤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刑事訴訟法要求對被告人定罪量刑，證據必須充分、確鑿。所謂充分、確鑿，簡而言之，就是要求證據必須要有絕對的排他性。本案一審判決認定徐收受周衛東30萬元，缺乏絕對的排他性。

　　本案是中紀委先行查辦，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并由其指令廣西區檢察院，再由廣西區檢察院指令南寧市檢察院提起公訴的。無可否認，本案實際上是中紀委督辦的案件。 鑒于本案的特殊性，從歷史經驗來看，最有可能出現錯案。

　　因此，對于徐炳松受賄案中的30萬元，本辯護人認為不應當認定。

　　(二)初審判決以被告人“退贓，且認罪態度不好”為由，處以重刑欠妥

　　本辯護人認為，對于徐炳松的認罪態度，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對于一審判決所認定的55萬元受賄賂款項，除了周衛東的30萬元徐作了較多的辯解外，對其他指控，徐炳松始終是承認的，而且，他在司法機關采取強制措施以前(即在雙規期間)已經承認了。

　　至于徐本人對30萬元的否認和辯解，從其行為的性質來看，應當認為是被告人徐炳松在依法行使辯護權，而不是認罪態度不老實。

　　辯護權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被告人的法定權利。

　　無論對法律方面的辯護和事實方面的辯解，都是依法行使辯護權所包含的應有之義。

　　不管法院最后如何認定，都不應當影響被告人辯護權的行使。

　　被告人不僅有權委托辯護人為自己辯護，而且有權自己為自己辯護。

　　只要法院不采納被告人自己的辯護意見，就認定被告人“認罪態度不老實”，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是在搞“有罪推定”，實際上是剝奪和限制被告人行使辯護權。這種作法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審判。

　　關于初審判決認定被告人“未退贓”，本辯護人認為：首先應當有充分、確鑿的證據證實被告人實際受賄的具體數額，才好確定應當退贓的具體數額。

　　從本案材料不難看出，被告人徐炳松本人是愿意退贓的，而且已有實際行動。在此不詳細論述。

　　在認定其是否愿意退贓方面，考慮到被告人被羈押狀態，應當主要看其意思表示，以其意思表示為準。

　　總而言之，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徐炳松“未退贓，且認罪態度不好”，是不能成立的。

　　(三)退一萬步講，即使事實可以完全認定，一審判決對徐的量刑過重

　　被告人徐炳松有如下酌定從輕的情節，在初審判決中沒有予以充分考慮：

　　1、被告人是于1998年5月2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3日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逮捕的。而被告人對所有犯罪事實的交待都在此前完成，也就是說，被告人是在被司法機關采取強制措施以前交待基本犯罪事實的(法律沒有規定“雙規”為強制措施;紀委也不屬于司法機關)，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之規定，屬于“準自首”行為，應以自首看待，從輕處罰。

　　至少應當有部分是完全可以認定為自首的。

　　2、被告人從來沒有主動去索賄，而是非常被動地接受賄賂。從案卷材料不難看出：徐每一次收受錢財，都是行賄人經過精心偽裝，以避免被告人拒賄。當行賄人走了之后，打開偽裝，才知道里面有錢。被告人實際上是被人拉下水的。

　　本辯護人認為：從主觀惡性來說，不僅被動受賄與主動索賄應有所區別，而且，對明知是贓款仍然收取，與開始并不知是贓款，過后知道后沒有上交，在量刑時也應當有所區別。這樣才能體現出罪刑相一致的原則。

　　3、被告人從來沒有收受別人錢財之后，違犯法律和原則去為他人辦事。徐炳松在任期間，始終都是依法辦事，依法行使職權，沒有其他違法亂紀現象。

　　4、被告人在擔任領導干部時，對玉林及廣西是有貢獻的。雖然功不能抵過，但功可以減過。

　　加之被告人本人已年過半百，年事已高。

　　刑罰的目的不是為了報復。刑罰的目的是為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相信判決有期徒刑已經足以使世人警醒，令其本人深思。

　　綜上所述，本辯護人認為，初審判決認定被告人徐炳松收受周衛東30萬元證據不足，在定罪及量刑時均應當慎重以待;認定被告人不退贓，且認罪態度不好沒有相應根據;同時，初審判決在量刑時考慮從輕的情節較少，對可以酌情從輕的情節重視不夠。

　　懇請二審法院念其在位時對廣西人民的貢獻，加之被告人徐炳松如今年事已高，適當減輕對被告人的刑事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