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時代商務律師事務所

關于被告人張某某涉嫌貪污、玩忽職守罪一案重審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我授受被告人張某某家屬的委托依法作為張某某貪污、玩忽職守案被告人重審辯護人。現辯護人發表以下辯護意見，請合議庭予以采納為感!

第一部分?不構成貪污罪

基于本案許多證據非法取得，不具備定案依據，辯護人特別從本案的程序問題開始辯護。

程序之辯。

本案從偵查階段及審查起訴判階段都存在諸多嚴重違法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偵查機關使用有罪推定原則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先抓人并非法拘禁，使用刑訊逼供讓被告人作違背事實的有罪供述。

被告人2012年2月18日上午10時被壽寧縣檢察院帶走調查，直到2012年2月20日壽寧縣檢察院宣布對被告人拘留，20日00：17開始做同步錄像筆錄，這期間，檢察院在未出示任何羈押手續下，被告人已被非法關押近三天，期間遭受刑訊逼供長達38小時，據被告人張某某所稱這期間受盡了各種引誘、威脅和刑訊逼供。檢察院本應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詢問12個小時后，沒有發現有罪的情況下放人，但檢察院不達目的不罷休，非得非法拘禁和刑訊逼供致被告人實在受不了后作了違背事實真象符合檢察院要求的有罪供述時，檢察院根據這時所制作的2份筆錄(見卷宗3第1-13頁)進行立案并刑拘被告人。這是明顯的有罪推定，檢察院已涉嫌非法拘禁，這期間所作的筆錄是違法證據，不應作為本案定案依據。

二、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無法排除偵查機關取得的證據是合法的，本案偵查人員存在嚴重的引誘、欺騙、威脅及其他手段刑訊逼供方法獲取被告人的供述的事實是很明顯的。

1、關于被告人張某某指控2012年2月18日上午10點至2月20日凌晨00：17分之間長達38個小時的期間受到刑訊逼供，法院應當要求控訴方提供錄像予以證明自己沒有刑訊逼供，或調取錄像，傳相關辦案人員到庭作證。對此，庭審中，公訴人辯解，這期間沒有錄像因為是根據上級規定，主要是核對證據，搞前期工作，要求被告人配合調查。公訴方的這個辯解，等于其承認其在偵查期間非法拘禁了被告人，且這期間存在刑訊逼供的事實無法排除。因此，在這期間的供述都不應當作為定案依據。

2、公訴機關所提供的張某某2012年2月20日和3月1日的錄像，只是將其中的少部分剪輯片段當庭播放。公訴機關提供的錄像片段顯示被告人張某某是拿著紙在念，這已經明顯的證明了被告人被刑訊逼供后按偵查人員的意思去做筆錄的。另外，公訴機關為何不提供可以連續不間斷播放的錄像呢?顯然是為了掩飾刑訊逼供的。公訴機關在非正常時間訊問也變相刑訊逼供，如公訴機關2月20日凌晨還在做筆錄等。因此，這兩次筆錄存在刑訊逼供的事實也無法排除。

3、公訴機關及法庭向被告人張某某同監室的兩個證人的詢問筆錄也間接證明了被告人有受到刑訊逼供。

三、公訴機關有選擇性的向法庭提供證據，從提審證和公訴機關提交給法庭的被告人張某某筆錄可以看出本案存在包括刑訊逼供在內的諸多非法程序問題。

1、公訴機關未向法庭提供被告人張某某無罪或罪輕的供述的筆錄。辯護人認真核對了《寧德市看守提審證》(3份)及《壽寧縣看守所提審證》(1份)與公訴機關向法庭提供的證據，發現被告人張某某被提審9次，但公訴機關僅提供5份筆錄(張某某的筆錄共有8份，其中2份是張某某被非法拘禁期間在檢察院訊問室做的，另1份是在同一提審時間做二份筆錄)，在寧德市看守所提審的2012年2月23日、2月27日、3月22日三次提審沒有筆錄，壽寧縣看守所2012年4月18日提審的沒有筆錄，至少有四次提審沒有筆錄，另外，被告人張某某在壽寧縣看守所羈押期間沒有一份筆錄也是一種不正常現象。這充分說明了公訴機關選擇性向法庭提供有罪或罪重的供述，而其他無罪或罪輕的供述沒有向法庭提供。公訴機關明顯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的規定，未將全部證據移交法庭。如果偵查機關說這幾次提審沒有制作筆錄與法無據，訊問筆錄就是記錄偵查人員在訊問時的整個過程，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一百四十二條　訊問犯罪嫌疑人，應當制作訊問筆錄。如果偵查人員在訊問過程中不做筆錄，那么偵查人員沒有制作筆錄的行為已經是屬于瀆職犯罪。

2、提審時無筆錄，提審后再制作筆錄。《寧德市看守所提審證》上顯示偵查人員于2012年2月22日15時00分至當日16時20分提審張某某，在公訴機關提供的所有證據里我們找不到這期間所作的筆錄。但在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中我們卻找到了這天提審后的筆錄(卷宗3第16-20頁)，該筆錄制作的時間是2012年2月22日16時10分至18時，根據《寧德市看守所提審證》上的記錄，張某某這個時間應該是收監了，偵查機關是如何制作筆錄呢?這難道是偵查機關寫好后通過看守所的干警讓已收監的張某某簽字的嗎?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如何解釋?這只能說是偵查機關違法辦案。

3、偵查機關提審被告人張某某時前面好幾個小時都沒有筆錄，在最后階段才制作了筆錄，且40分鐘就作出七頁長的訊問筆錄，充分證明了張某某被刑訊逼供。《寧德市看守所提審證》上2012年2月28日的提審時間是11時40分到20時06分，公訴機關提供的當天的筆錄是16時10分至18時10分(見卷宗3第21-25頁)，這前面有二個半小時不知做了什么。又如：《寧德市看守所提審證》上2012年3月1日的提審時間是9點55分至14時45分，而當天的兩份筆錄分別是12時05至12時45分(卷宗3第26-32頁)、13時20分至14時(卷宗3第33-35頁)，這前面兩個小時十分鐘又做了什么呢?兩份筆錄之間的35分種鐘又做了什么呢?而這長達7頁的筆錄僅用40分鐘就做完了。這完全與被告人張某某在法庭說的“通過前面的刑訊逼供，后面根據偵查人員的要求制作筆錄”的情形完全一致的。

4、其他同案犯訊問錄像里，看不出偵查機關偵查員在訊問時有在打字記錄，但訊問完后即可打印出數頁的筆錄給被告人簽字。這可以證明偵查機關是事先作好筆錄后，再來錄像演示一下。公訴機關提供的同步錄像僅是為演示而得，并不是真實的訊問過程的真實錄像。

5、提審證上的偵查人員與實際偵查人員不符。《寧德市看守所提審證》上的偵查人員是張坤養、王澤彬，但實際提審人均不是該兩人。這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嗎?

以上問題不僅僅在張某某的筆錄與提審證有，其他同案的葉旦元、李烈長的筆錄與提審證上也存在相同的問題。請合議庭對這問題予以重視，認真核對。

綜上所述，公訴機關提供的被告人的訊問筆錄和詢問筆錄，因公訴機關無法提供被告人沒有被刑訊逼供或變相刑訊逼供的證據，無法排除訊問筆錄和詢問筆錄的合法取得，被告人張某某、李烈長、葉旦元的訊問筆錄和詢問筆錄都是非法取得，其他訊問筆錄不應作為本案的定案依據。

事實之辯

被告人張某某沒有利用職務之便騙取征地款，張某某不構成貪污罪。

一、被告人張某某不具有貪污罪的主觀犯罪故意。本罪在主觀方面必須出自直接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目的。過失不構成本罪。

1、被告人張某某沒有與他人合謀騙取征地款的事實。合謀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謀劃做某事，合謀騙取征地款就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謀劃如何虛增征地面積、如何虛增征地款、如何分配虛增的征地款。通過一審、二審及今天的重審的三次開庭已經非常明確，在法庭上能看到的證據不管是非法證據還是合法證據均沒有被告人張某某與他人合謀騙取征地款的事實，也就是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被告人張某某有與他人謀劃虛增征面積、虛增征地款等等事實。因此，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張某某與他人合謀騙取征地款的事實是不成立的。

2、被告人張某某也沒有默許同意他人騙取征地款的事實。被告人的訊問筆錄及庭審中有個別被告人提到：葉旦元提議，多量一些，給大家買煙抽(另一說法是：拿到錢后大家都分點)，被告人張某某等沒有回應。假設這一事實成立，也不是被告人張某某有與他人合謀騙取征地款的犯罪故意，主要理由有以下幾個方面：

(1)本案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葉旦元有說“多量一些，給大家買煙抽，或者是：多量一些，拿到錢后大家都分點。”葉旦元的筆錄對這個問題的說法有多次，但每一次都不一樣，有時說多量一些，給大家買煙抽，有時說多量一些，拿到錢后大家都分點，有時又說給照顧點，前后均不一致;其他各被告人在筆錄中的說法也各不一致，無法相互印證;證人吳奶瑞的說法也是前后不一致，第一次筆錄中是用推測語言說：“現在想起來，我覺得他們是事先好像有商量過一樣，只是說給我聽，看我怎么反應”(見卷宗4第7頁);在場的證人葉金、葉坤都說沒有聽到葉旦元有說過類似的話(見卷宗4第39頁第6行、第43頁第9行);?二審及重審庭審中葉旦元也否認有說過類似的話，二審庭審李烈長說葉旦元有說過類似的話，但聲音比正常小了一些，他自己是聽到了，別人有沒有聽到不知道，二審及重審庭審柳業榮稱葉旦元單獨跟他說過類似的話;被告人張某某稱根本沒有聽到類似的話。綜合各個被告人的說法以及各個被告人前后的說法以及證人的證言，沒有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葉旦元有說過類似的話。

(2)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張某某聽到葉旦元提出“多量一些，買煙抽”類似的話。如前所述，有聽到葉旦元說過類似話的人，有的說聲音比正常時小了些，有的說是單獨跟他個人說的，證人也沒聽說葉旦元有說過類似的話。這至少可以證明張某某沒有聽到葉旦元說過類似的話。

(3)退一步來說，即使張某某有聽到葉旦元說這樣的話(即：葉旦元有說過類似的話，張某某也聽到了，張某某默許同意)這也不是貪污犯罪的共謀。何為默許同意呢?對張某某來說是默許同意，而其他的被告人柳業榮、陳小雄等人又是未提反對意見，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張某某是默許同意的呀!這明顯是主觀斷案。葉旦元提出多量一些就是貪污共謀嗎?葉旦元作為被征地戶，他提出多量一些是人之常情，他根本沒必要與張某某等人共同貪污。貪污罪的犯罪故意是直接故意不是間接故意，葉旦元一個多量點，大家買煙抽的話，不管張某某聽沒聽到，不管張某某有沒有表示同意，就以一個默許同意認為具有共同犯罪故意是極為荒唐的。

3、從其他事實也可以印證被告人張某某沒有貪污犯罪故意。首先，從犯罪心理角度而言，張某某如是貪污共犯，其心理上必然是需通過犯罪取得相應的利益，也就是說只有在利益的驅使下，才會通過貪污的手段以達到取得利益的目的。在本案中，被告人通過考試剛任鰲陽鎮副鎮長才不到一個月，與葉旦元根本不認識，任征地組副組長到葉旦元處測量水田是第一次，在這種情況下說與葉旦元共同貪污征地款與常理不符。其次，征地任務重，不可能有共謀貪污的動機。葉旦元楓田下的地是必征地，如果按葉旦元提出的恢復原狀，成本要高得多，且該地臨近的河流已被壽慶路開挖的土石填埋，汛期將至，將影響到下游壽寧城關6萬人的安全問題，指揮部必須把這塊地征到，水利局和水土辦多次發文件催促要征下該土地問題，許乃江等人的證言都證明，指揮部有指示工作人員對于農民的土地可以適應做一些照顧。在這種背景下，張某某等征地組成員通過給被征地戶多照顧一點，既是情理之中，也是解決問題的權宜之計。

二、本案不具備貪污罪客觀要件。貪污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利用職務之便，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行為。

1、本案沒有證據證明有虛增征地面積。原審法院認定虛增征地面積的依據是福州光明科技勘測有限公司所作出的《土地勘測定界技術報告書》和壽寧縣人民檢察院壽檢公刑勘(2012)1號《現場勘驗(檢查)筆錄》兩份證據，該兩份證據因不具備證據的合法性、客觀性，不應作為證據采信。本案沒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是否有虛增征地面積。

(1)，福州光明科技勘測有限公司所作出的《土地勘測定界技術報告書》不具備證據的合法性、真實性，一審將其他作為定案依據是錯誤的。首先，福州光明科技勘測有限公司是一家普通商業公司不是司法鑒定機構(福建省司法廳公布的司法鑒定機構名錄中沒有該公司)，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的規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的規定，從事司法鑒定的機構都必須經省級司法行政部門審核登記公布，而福州光明科技勘測有限公司至今未經福建省司法行政部門審核登記為司法鑒定機構，該公司無司法鑒定資質，另外，其作出鑒定的具體人員也沒有司法鑒定資格，因此該公司作出的鑒定結論不具備證據的合法性，且該報告書上的外業測量人員葉少華還是與本案的偵查人員有親屬關系。其次，即使福州光明科技勘測有限公司具備司法鑒定資質，其作出的《土地勘測定界技術報告書》也不具備證據的真實性。《土地勘測定界技術報告書》所測繪面積1169.56平方米是不客觀、不真實的。本案只有確定真實面積數才能確定虛領的征地補償款，作為葉旦元來說不可能把自己心里認定的真實面積數的錢分給別人，而葉旦元的供述與《土地勘測定界技術報告書》的結論是明顯不符的。葉旦元的農田在測量時已經被破壞，與原先實際面貌完全不一樣，《土地勘測定界技術報告書》沒有說明依據什么原理還原原先的面貌進行測量，僅憑不熟悉情況的非當事人和非該村村民的指認，進行猜測性的測量是極不客觀的。

《土地勘測定界技術報告書》至少有三處應計算進征地面積而沒有計算進去的。第一處是葉旦元“楓田下”水田被改道河水沖毀的部分，該部分應當以原有水田實際面積計算。該部分是壽慶二級公路已經開工建設造成被沖毀的。施工中，爆破的廢石料直接傾瀉入水田旁邊的河道，河道被廢石料填滿超出水田位置開始，河水不斷沖刷水田邊緣，水田邊緣泥土經過長時間河水的沖刷，水田田埂早已不見蹤影，而造成田埂被河水沖刷，補償時應當以原有實際面積測定。第二處就是該水田的水渠，水渠是水田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根據壽寧縣以往的征地情況，水渠都是計算到水田的征地面積內。第三處是已被壽慶公路廢土堆積的飛地，因沒有熟悉葉旦元水田情況的人指界，該報告未計算到征地面積內。因此，葉旦元“楓田下”水田面積肯定超過一審認定的1188.69平方米。

重審期間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進一步證明《土地勘測定界技術報告書》無法作為本案的定案依據。公訴機關提供的證人葉祥興、葉生樹的證人證言無法證明《土地勘測定界技術報告書》沒有少量的‘楓田下’土地的面積;航拍圖不僅不能證明《土地勘測定界技術報告書》的正確性，還可以證明《土地勘測定界技術報告書》至少少量了兩塊被桑美臺風沖刷的土地;公訴機關提供的鑒定人的職稱及畢業證等進一步證明了鑒定人沒有鑒定資質。

(2)、壽寧縣人民檢察院壽檢公刑勘(2012)1號《現場勘驗(檢查)筆錄》不具備的證據的合法性、客觀性。首先，該筆錄在一審開庭前一天才提供給法院，公訴方在起訴時沒有移交法院，本案又沒有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該證據無法確定是偵查機關偵查取得的證據，證據來源不合法，該筆錄無法作為定案依據。其次，土地現場勘驗是技術性要求是很高的，沒有專門的技術人員是無法作出正確的勘驗筆錄的，該訪談錄參與人員都沒有相應的專門技術，沒有相應的資質，該筆錄不具備客觀性。

2、被告人張某某沒有收到葉旦元任何好處。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張某某收取了葉旦元9000元，這一指控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無法證明張某某收了葉旦元9000元。

(1)二審及重審庭審葉旦元均否認有送錢給張某某，稱其偵查時及一審時時說有送錢給張某某是受他人威脅。葉旦元的這一辯解符合客觀事實。

(2)本案沒有證據可以證明葉旦元有送錢給張某某。公訴機關要證明葉旦元送線給張某某只有葉旦元的訊問和詢問筆錄，但葉旦元的供述也是前后不一。比如：①、張某某、陳小雄是在茗溪和城關交界處在車上給的，用橡皮筋捆好(在法庭上又說是用塑料袋裝起來的)。②領款后(2010年6月9日)，打電話給李烈長給10000元，當天給柳業榮9000元，幾天后的一天上午，打電話給張某某，武裝部附近公路圓盤處、在張某某開的車上，我坐在前座、陳小雄在后座。把錢放在檔位處。③2010年農歷10月底下午四點多，打電話給張某某，在武裝部公路圓盤處等，在張某某開的車里，我坐后座，陳小雄在副駕駛座，分別把錢遞給前排的張某某和陳小雄。給的9000元錢就是楓田下虛增的征地款。④領取補償款(2010年6月9日)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下午給李烈長10000元。2010年10月份，給柳業榮9000元，過了幾天，打電話給張某某，在張某某的車里，給張某某的錢放在車的檔位處。

從上面的陳述可以看出，送錢的時間先是說6、7月份，后又說是農歷的10月底，第三種說法是2010年的10月份(如果是6、7、10月份，張某某還沒有駕駛技能，未參加駕駛培訓)。座位的陳述，先說是葉旦元坐前座，后又說是坐后座，錢的交付，先說是放在檔位處，后說是把錢遞給張某某，再說是放在車的檔位處。

偵查階段，張某某與葉旦元的說法也不一致，張某某說是用紙包的。葉旦元說是用橡皮筋捆好的，張某某說是陳小雄打電話給他，葉旦元說是自己打電話給張某某。

如果送錢了，對于大概發生的時間、地點、位置，不可能會忘記，葉旦元又不是多次向張某某行賄的人。

葉旦元一審供述和筆錄具有不可信的事實，如就吳奶瑞而言，先前說是其有收錢，后又說沒收錢，換句話說，本案中張某某有罪與無罪就變成只有葉旦元予以確認了。另外，葉旦元稱送錢時是張某某開車的，但那時張某某根本不可能開車(張某某沒有駕駛證、鎮政府證明在張某某沒有駕駛證前沒有借過車給張某某)。二審及重審葉旦元已經否認了有送錢給張某某，因此進一步證明了葉旦元沒有送錢給張某某。

綜上所述，辯護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張某某犯貪污罪的證據不足，事實不清，程序違法，被告人沒有貪污罪的客觀要件行為，也沒有貪污罪的主觀故意。張某某是無罪的，請依法判決被告人無罪。

第二部分?不構成玩忽職守罪

公訴機關對張某某犯玩忽職守罪的指控與抗訴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主要理由如下：

(一)建筑安全生產行政職責在于縣級以上政府，張某某作為鄉鎮政府副鎮長不具有監督建筑質量安全的法定行政職責。

行政職責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國家賦予的行政職權，實施國家行政管理活動的過程中，所必須承擔的法定義務。行政職責隨行政職權的產生、變更或消滅而變化，亦即有行政職權才有行政職責，而行政職權是法律賦予的，因此本案應當審查法律是否賦予鄉鎮人民政府建筑質量安全管理的行政職權，是否具有建筑許可權、審批權、處罰權等。

公訴機關沒有提供任何鄉鎮政府具有建筑行政職權的法律依據，僅以一份空泛的、權力義務不明確的《2010年壽寧縣安全生產目標管理責任狀》作為職權依據，顯然蒼白無力。

辯護人認為，建筑安全生產行政職責在于縣級以上政府的主要依據有：

1、《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筑法》第七條“建筑工程開工前，建設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向工程所在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申請領取施工許可證”，第四十三條“建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建筑安全生產的管理，并依法接受勞動行政主管部門對建筑安全生產的指導和監督”;

2、《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第四條“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應當加強對建設工程質量的監督管理”;

3、《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第九條“國務院負責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的部門依照本法，對全國安全生產工作實施綜合監督管理;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責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的部門依照本法，對本行政區域內安全生產工作實施綜合監督管理”，?第五十三條“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根據本行政區域內的安全生產狀況，組織有關部門按照職責分工，對本行政區域內容易發生重大生產安全事故的生產經營單位進行嚴格檢查;發現事故隱患，應當及時處理”。

可見，從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考察，從建筑施工許可、建筑施工企業資質審查和建筑工程發包、承包、禁止轉包，以及建筑工程監理、建筑工程安全和質量管理的行政職權均在于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門，而未授權給鄉鎮政府，鄉政政府甚至建筑專項檢查權均未見法律規定。

目前地方法規僅見的賦予鄉鎮政府的是《福建省村鎮建設管理條例》第五條第三款、第四款“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村鎮規劃建設的統一管理工作。鄉級人民政府負責本鄉(鎮)行政區域的村鎮規劃建設管理工作。鄉(鎮)人民政府村鎮建設管理站負責本鄉(鎮)村鎮規劃建設管理的具體工作”，所以《2010年壽寧縣安全生產目標管理責任狀》的屬地管理中鄉鎮政府唯一有職權的是村鎮規劃建設管理，而不具備其它工程建設管理的職權。

既然鄉鎮政府沒有建筑工程管理行政職權，張某某作為鰲陽鎮副鎮長也就不具有行政職責，沒有這一前提，也不構成玩忽職守罪。

(二)政府正式發文的文件張某某也不是分管建設工程安全生產工作。壽寧縣鰲陽鎮人民政府壽鰲政(2010)35號《關于成立鰲陽鎮平安企業領導小組的通知》中，張某某僅是一副組長，組長另有他人，公訴機關不追究組長的責任卻起訴副組長，用意何在?另外，壽寧縣鰲陽鎮人民政府壽鰲政(2010)111號《鰲陽鎮人民政府關于轉發〈寧德2010年度創建“平安企業考評標準”〉的通知》中張某某僅是負責民爆物品、特種設備、危化品、煙花爆竹、民用燃氣、非煤礦山。建設施工和道路交通都是另有他人負責。

(三)張某某于2010年7月至2011年2月間借調壽寧縣委辦工作、沒有履行職責的時間義務，事故與張某某的職責不存在因果關系，鰲陽鎮權力移交茗溪新區管委會，事故調查組已認定鰲陽鎮不負事故責任等事實，辯護人與一審辯護人的辯護意見，及一審法院作出認定的意見一致，不再贅述，公訴機關的指控理由不成立，所提供的書證均不能證明張某某具有建筑專項安全生產督促的職權，不能證明張某某應負行政責任，更不能證明其行為后果應承擔刑事責任。

(四)張某某不具有不履行或者不認真履行職責的主觀條件

張某某從參加工作以來，一直認真履行職責，兢兢業業，在借調期間負責縣委會大文件起草，所需要的時間可想而知，而原單位的仍然予以協助，不存在不履行職責的故意或過失，本案公訴機關指控的證據反而證明了張某某積極履行行政職責，雖然有的不是他能力范圍內解決的事情，他從一個教師到政府公務員，又不是建筑專業畢業，客觀上政府沒有創造條件給他管理建筑工程質量，情節上又屬重點工程，輪不到鄉鎮政府管，因此張某某不構成犯罪,請求法庭宣告張某某不構成不玩忽職守罪。

以上辯護意見請法庭采納，謝謝法庭!

辯護人：浙江時代商務律師事務所余守坤律師

二O一三年三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