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強險中放棄的權利可否向另一方主張？

案情：
2007年8月11日9時30分，李某搭乘其丈夫朱某（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駕駛的無牌二輪摩托車沿公路由南向北行駛，逆向行駛至某汽車修理廠門口向左拐時與對方向正常行駛的王某（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駕駛的無牌二輪摩托車相撞，造成兩車受損，李某受傷的交通事故。李某后經司法鑒定評定為十級傷殘，其醫療費、護理費、住院伙食補助費、誤工費、傷殘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等損失計為45000余元。公安機關出具的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朱某應負此次事故的主要責任，王某應負此次事故的次要責任，李某不負此次事故的責任。由于李某與王某就賠償事宜協商未果，李某遂放棄要求朱某賠償的權利，以王某沒有投保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以下簡稱交強險)為由，要求王某在交強險責任限額內全部賠償其損失45000余元。
爭議焦點：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對事故責任的認定和李某損失數額的確定沒有爭議。但對李某要求王某在交強險責任限額內全部賠償其損失45000余元的訴訟請求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依照蘇高法審委［2006］12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參照<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審理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通知》第三條之規定，李某的訴訟請求沒有超出保監會公布的交強險責任限額，因而人民法院應當支持李某的訴訟請求，判令被告王某賠償原告45000余元的損失。另一種觀點認為：朱某負此次事故的主要責任，王某負此次事故的次要責任，雙方又均未投保交強險，故人民法院不應當支持李某的訴訟請求，而只應判令被告王某賠償原告李某30%的損失，即135000余元。
筆者觀點：
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是正確的，即人民法院只應判令被告王某賠償原告李某30%的損失。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量：
1、從“公平原則”來考量。眾所周知，“公平原則”是我國民法的最高原則，對其他民法原則起著重要的指導和統帥作用。其含義是指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以利益均衡作為價值判斷標準，用來衡量民事主體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確立民事主體的民事權利義務及其承擔民事責任的原則。這一原則要求民事主體在承擔民事責任時，責任的大小與過錯程度應當相適應，不得顯失公平。我國《民法通則》第四條確立了該原則。本案中公安機關出具的交通事故認定書已認定李某的丈夫朱某應負此次事故的主要責任，王某負次要責任，且當事人均無異議。顯然，依據“公平原則”在賠償中朱某應承擔主要責任，王某則承擔次要責任。而按第一種觀點判決的結果是：承擔主要責任的當事人朱某分紋不賠，承擔次要責任的當事人王某且要賠償原告的全部損失45000余元。這樣的判決結果顯然有悖于我國《民法通則》第四條所確立的“公平原則”的規定。
2、從權利的放棄和義務的轉嫁來考量。民事權利的任意性，決定了權利人可以行使權利也可以放棄權利；義務則具有強制性，不得隨意更改或自我免除。民事權利的放棄是指民事權利主體將其依法定或約定擁有的權利拋棄而不行使的民事法律行為。根據權利的性質不同，民事權利的放棄產生的法律后果也不同：財產性權利放棄是絕對的放棄，而基于人身關系產生的非財產性的權利的放棄則是相對的放棄。就象黑格爾所說過的，凡是放棄之后最終能夠收回的權利，就是非財產性的權利；凡是放棄之后最終不能夠收回的權利，就是財產性的權利。本案中原告李某放棄要求朱某賠償的權利，顯然屬財產性權利，自然也就不可收回。李某把朱某應當履行的義務轉嫁給王某則是對義務主體的隨意更改，王某拒絕履行屬合理抗辯，而否隨意更改或自我免除義務的行為；相法，本案中李某和朱某系夫妻關系，李某放棄要求朱某賠償的權利，其實質是朱某對自己義務自我免除的一種變通。試想：如果甲借錢給乙，而轉向丙索要，法院予以支持的話，那社會和法律秩序的糟糕也就可想而知了。
3、從侵權行為的相關法律規定來考量。交通事故的發生，行為主觀上系出于過失，而非故意，。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認定的行為人的責任大小，是人民法院在訴訟中確定當事人賠償多少的重要依據。本案中李某的損傷是由于朱某和王某的共同過失造成的，且朱某的責任大于王某是不爭的事實，因而朱某應多賠償，王某應少賠償。對李某放棄要求朱某賠償的訴訟請求的行為，我國相關的司法解釋也有明確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第五條規定：“賠償權利人起訴部分共同侵權人的，人民法院應當追加其他共同侵權人作為共同被告。賠償權利人在訴訟中放棄對部分共同侵權人的訴訟請求的，其他共同侵權人對被放棄訴訟請求的被告應當承擔的賠償份額不承擔連擔責任”。可見本案中第一種觀點違背了相關的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
4、從“特別法優于普通法原則”來考量。《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來說是特別法，因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作出解釋的蘇高法審委［2006］12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參照<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審理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通知》第三條相對于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作出解釋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第五條來說也是特別法，特別法優于普通法是法律適用中的一項基本原則，所以說第一種觀點是正確的，這是持第一觀點者的唯一法理依據。筆者認為這一法理依據在本案中適用有悖相關的法律規定和法學理論。我們可從以下二個方面來分析。
(1)、蘇高法審委［2006］12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參照<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審理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通知》第三條并未規定“交強險中放棄的權利可轉嫁為另一方的義務”。該條文的原文為“《強制保險條例》施行后，如果發生交通事故的機動車方沒有根據《強制保險條例》的規定投保交強險，也不持有《強制保險條例》施行前投保的尚未到期的其它機動車第三者責任保險合同的，應當按照《江蘇省道路交通安全條例》第五十二條的規定，由該機動車方按保監會公布的交強險責任限額對交通事故受害人承擔賠償責任”。顯然本案中的“機動車方”是指朱某和王某，而不是單指王某；同時這里顯然也沒有規定李某可以放棄對一方的請求，而單獨向朱某或王某追償全部損失。因為我們知道如果允許李某可以放棄對一方的請求，而單獨向朱某或王某追償全部損失的話，勢必導致朱某和王某之間的追償問題，這既為當事人增加了“訟累”，又造成了有限司法資源的極大浪費，更是有違一事不二訴的原則。由此可見這理不存在法律上的沖突問題，也就談不上適用“特別法優于普通法原則”，所以第一觀點并沒有法律依據支撐。
(2)、從法律位階的角度來看。眾所周知，“特別法優于普通法原則”的適用的前提條件是：特別法和普通法位于同一位階。我們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是經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是經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會議通過的；兩者的制定機關之間存在著直接的領導和監督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之間存在沖突，也屬于下位法與上位法的抵觸。按照下位法服從上位法的立法原則，本案中的第一種觀點在法理上也錯誤的。
綜上，在交強險中，交通事故受害人放棄對負有責任的機動車一方追償請求的，不得轉嫁為另一機動車方的義務，而要求另一機動車方承擔全部賠償責任；而是應有機動車各方根據其在交通事故中各自所負的責任，向交通事故受害人分擔全部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