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原告北京太格印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太格印象）

　　法定代表人王虎，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胡楊林，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汪長江，湖北楓圓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廣東飛樂影視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東飛樂）。

　　法定代表人黃儉鋒，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湯敏煌，北京市國聯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崔青，北京市國聯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貴州文化音像出版社（以下簡稱貴州出版社）。

　　法定代表人羅新民，社長。

　　委托代理人湯敏煌，北京市國聯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崔青，北京市國聯律師事務所律師。

　　第三人楊臣剛，自由音樂人。

　　委托代理人李祥平，湖北珞珈律師事務所律師。

　　第三人王虎，太格印象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王王禹 琦，太格印象公司職員。

　　第三人田傳均，文化經紀人。

　　委托代理人周勇，北京市憶通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逄偉平，北京市憶通律師事務所律師。

　　案由：侵犯著作權糾紛

　　2002年7月13日，王虎與楊臣剛簽訂合同，主要內容：王虎自合同簽訂之日起擁有對歌曲《這樣愛你》（后改名為《老鼠愛大米》）的永久版權，并永久保留楊臣剛的作者冠名權；楊臣剛自合同簽訂之日起2004年元月止，不得利用此歌曲進行任何商業性的盈利活動，自2004年元月起，王虎允許楊臣剛擁有此歌曲的商業演出權；合同在簽訂之日起生效。

　　2002年11月6日，田傳均與楊臣剛簽訂合同，主要內容為：楊臣剛以每首2000元的標準將其創作的歌曲《如夢初醒》、《這樣愛你》的著作權轉讓給田傳均；楊臣剛將作品版權的復制權、發行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應當由著作權人享有的其他相關權利全部轉讓給田傳達均；楊臣剛轉讓給田傳均的以上權利為田傳均獨家所有，田傳均有權在全世界永久性使用，楊臣剛再不得許可或轉讓給其他第三人使用本合同作品；田傳均有權在其權利范圍內行使和許可、轉讓給其他第三人使用本合同作品，不需經楊臣剛同意；楊臣剛應保證所轉讓版權的作品為其自己創作，擁有完善版權，無侵犯任何第三人權益或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情形，如因此原因致使田傳均產生損失均由楊臣剛負責賠償等。田傳均與楊臣剛均稱楊臣剛已于該合同簽訂之后向田傳均交付歌曲《這樣愛你》詞曲手稿。

　　2003年3月1日，王虎與楊臣剛簽訂合同，主要內容為：自2003年3月1日起楊臣剛與王虎無償轉讓歌曲《這樣愛你》的永久版權（作品見附件），王虎受讓的權利種類包括作品的復制權、發行權、出租權、放映權、廣播權、攝制權、改編權、翻譯權、匯編權以及其他所有法定著作權權利，王虎受讓作品版權無地域限制；楊臣剛作為作品作者享有作品永久冠名權；自王虎受讓作品版權之日起，楊臣剛不得許可第三人使用此作品；從此作品版權轉讓之日起四個月之后，楊臣剛可使用此作品進行非商業性和非盈利性的演出，2004年6月1日楊臣剛可使用此作品進行商業性演出；楊臣剛應保證轉讓版權之作品絕無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權益或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情形，如因可歸責于楊臣剛之事由，而被王虎因使用本作品遭受第三人主張權益或觸犯法律法規，概由楊臣剛負責解決排除，并賠償王虎因此所受之損失。

　　2003年4月20日，王虎做出書面版權轉讓聲明，主要內容為：聲明人王虎曾于2002年7月13日和2003年3月1日與楊臣剛簽訂合同，并由此享有了歌曲《這樣愛你》的詞曲版權；王虎將上述權益全部無償轉讓給北京太格印象公司。

　　2004年10月10日，楊臣剛與廣東飛樂公司簽訂合同，其中包括楊臣剛授權廣東飛樂公司獨家使用、制作、發行歌曲《這樣愛你》等條款。后廣東飛樂發現楊臣剛此前曾與他人簽訂歌曲詞曲的著作權轉讓合同，認為田傳均已通過與楊臣剛簽訂合法有效的著作權轉讓合同而成為該歌曲詞曲的真正著作權人，故與田傳均聯系并從其處取得使用該歌曲詞曲的授權。

　　[當事人的訴辯主張]

　　原告太格印象訴稱：楊臣剛與王虎分別于2002年7月13日和2003年3月1日簽訂二份合同，約定楊臣剛將歌曲《這樣愛你》的著作財產權轉讓給王虎，后王虎于2003年4月20日將該權利轉讓給我公司，故我公司系該歌曲詞曲的著作財產權人。廣東飛樂和貴州出版社未經我公司授權，擅自使用該歌曲詞曲制作CD光盤出版發行，侵犯了我公司的著作權。故訴至法院，要求廣東飛樂和貴州出版社立即停止侵權，賠償我公司經濟損失50萬元，并在《法制日報》和《北京晚報》上向我公司公開賠禮道歉。

　　被告廣東飛樂辯稱，我公司于2004年10月10日與楊臣剛簽訂合同，約定楊臣剛授權我公司獨家使用歌曲《這樣愛你》詞曲，其時我公司對楊臣剛曾與王虎、田傳均等人簽訂該歌曲詞曲的著作權轉讓合同并不知曉。后我公司發現楊臣剛的授權存在瑕疵，故從曾與楊臣剛于2002年11月6日簽訂著作權轉讓合同的該歌曲詞曲的真正著作權人田傳均處取得該歌曲詞曲的使用權。王虎與楊臣剛于2002年7月13日簽訂的合同缺少著作權轉讓合同的必要條款，合同尚未成立，且楊臣剛簽約之后并未向王虎實際交付該歌曲詞曲，故王虎并未實際受讓取得該歌曲詞曲的著作財產權，田傳均作為受讓該歌曲詞曲的真正著作權人有權許可我公司使用該歌曲詞曲。我公司使用該歌曲詞曲具有合法授權，亦無任何過錯，不應承擔侵權之責任。太格印象在該歌曲詞曲的著作權屬最終未確定之前，無權向我公司提起侵權之訴，且太格印象要求我公司賠償巨額經濟損失沒有法律依據，故不同意太格印象的訴訟請求。

　　被告貴州出版社辯稱，我社從廣東飛樂處合法取得授權出版含有歌曲《這樣愛你》的CD光盤，無任何過錯亦不承擔侵權責任，故不同意太格印象的訴訟請求。

　　第三人楊臣剛述稱，我與王虎分別于2002年7月13日和2003年3月1日簽訂的二份合同雖所涉歌曲均名為《這樣愛你》，但實則為二首完全不同的歌曲，而田傳均于2002年11月6日通過與我簽訂著作權轉讓合同實際受讓取得歌曲《這樣愛你》詞曲的著作權并有權進行處分。我與王虎于2003年3月1日簽訂的合同載有仲裁條款，法院將我和王虎均追加為本案第三人參加訴訟不妥，本案應由武漢仲裁委員會主管。我所持其他意見同廣東飛樂和貴州出版社的意見，我認為廣東飛樂已從田傳均處合法取得歌曲《這樣愛你》詞曲的使用權，故廣東飛樂、貴州出版社均不應承擔任何侵權責任。

　　第三人王虎述稱，我與楊臣剛于2002年7月13日簽訂的著作權轉讓合同合法有效，因知識產權的無形財產屬性，我于該合同簽訂和生效之時即已取得歌曲《這樣愛你》詞曲的著作財產權，且楊臣剛已于該合同簽訂之后向我交付該歌曲的詞曲手稿。我與楊臣剛于2002年7月13日所簽合同的細化約定和部分變更，其時我實際上早已受讓取得該歌曲詞曲的著作財產權。后我已將該歌曲詞曲的著作財產權合法轉讓與太格印象，故我認為太格印象可以要求廣東飛樂和貴州出版社承擔侵權責任。

　　第三人田傳均述稱，楊臣剛與王虎分別于2002年7月13日和2003年3月1日簽訂的二份合同約定的版權轉讓時間不同，在此二份合同約定互相矛盾的情況下版權的轉讓時間應以2003年3月1日合同約定為準，且楊臣剛并未于2002年7月13日合同簽訂之后向王虎實際交付歌曲《這樣愛你》的詞曲手稿。而我與楊臣剛于2002年11月6日簽訂的著作權轉讓合同合法有效，且楊臣剛已向我實際交付該歌曲手稿，我已實際受讓取得該歌曲詞曲的著作權并有權進行處分。我所持其他意見同廣東飛樂和貴州出版社的意見，廣東飛樂使用該歌曲詞曲制作CD光盤已得到我的授權，故廣東飛樂、貴州出版社均不應承擔任何侵權責任。

　　[審理結果]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王虎與楊臣剛于2002年7月13日所簽合同于簽訂之時合法成立并生效，其時歌曲《這樣愛你》詞曲已由楊臣剛創作完成且內容固定，該歌曲詞曲著作權亦于當時轉移，楊臣剛于簽約之后是否向王虎實際交付該歌曲的詞曲手稿或楊臣剛實際交付的詞曲手稿是否為其本人所書寫，均無礙于王虎于2002年7月13日受讓取得該歌曲詞曲的著作財產權。王虎于2002年7月13日前即已實際知曉歌曲《這樣愛你》的詞曲，王虎于受讓取得該歌曲詞曲的著作財產權之時已行使該權利。及至2003年3月1日王虎與楊臣剛簽訂第二份著作權轉讓合同之時，楊臣剛已非歌曲《這樣愛你》詞曲的著作財產權人，而王虎作為真正權利人與楊臣剛對其著作財產權內容時行詳細約定，并授予楊臣剛較之2002年7月13日合同更大范圍的演出權等，系王虎自由處分其受讓取得的著作財產權之行為，該合同亦合法有效，其中關于權利種類、轉讓價金、違約責任、爭議解決等約定如與2002年7月13日為準，但因王虎已于2002年7月13日實際受讓取得該歌曲詞曲的著作財產權，該份合同中約定的自2003年3月1日起楊臣剛向王虎轉讓歌曲《這樣愛你》詞曲的復制權等列舉權利應為強調之義，此處的2003年3月1日時間約定已無實際意義。王虎于2003年4月20日將其歌曲《這樣愛你》詞曲享有的權益全部無償轉讓給太格印象公司，應屬合法有效，太格印象公司由此成為歌曲《這樣愛你》詞曲的著作權財產權人。楊臣剛于2002年11月6日與田傳均簽訂著作轉讓合同時已不再是歌曲《這樣愛你》詞曲的著作財產權人，該轉讓行為應屬無權處分。而該歌曲詞曲的著作財產權人太格印象公司未對該無權處分行為予以追認，楊臣剛亦已無法在與田傳均簽訂合同之后再行取得處分權，故田傳均無法據此合同受讓該歌曲詞曲著作權。楊臣剛于2004年10月10日與廣東飛樂簽訂的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情形亦是如此，其后廣東飛樂公司與田傳均簽訂合同亦無法補正其權利瑕疵。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并無關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規定，對于作為無形財產的著作權來講，現并無與之相關的適當公示方法及相應的公信力，在著作權曾數次轉讓情況下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可能發生諸多第三人均享有著作權之沖突，從而導致無法保障真正權利人的利益，亦無法保護交易安全，故田傳均不能取得歌曲《這樣愛你》的詞曲著作權，廣東飛樂公司亦不能取得該歌曲詞曲的許可使用權。

　　雖然廣東飛樂公司、貴州出版社使用《這樣愛你》詞曲之時已盡到合理的審查義務，但其行為客觀上未經該歌曲詞曲著作財產權人太格印象公司許可，應立即予以停止并向太格印象公司返還其侵權所得利潤，但對北京太格印象公司要求廣東飛樂公司、貴州文化音像出版社公開致歉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綜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條第三款之規定，判決：一、廣東飛樂公司、貴州文化音像出版社立即停止未經北京太格印象公司許可使用歌曲《這樣愛你》（又名《老鼠愛大米》）詞曲制作錄音制品的行為；二、 廣東飛樂公司、貴州文化音像出版社賠償北京太格印象公司經濟損失十五萬元；三、駁回北京太格印象公司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法院判決后，廣東飛樂不服，在法定期限內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認為太格印象并未取得歌曲《這樣愛你》詞曲著作財產權，要求撤銷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并駁回原審原告的訴訟請求。

　　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本案進行二審審理期間，飛樂公司與楊臣剛共同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新證據（該證據系一審宣判后形成），即（2005）武仲裁字第700號《裁決書》，法院查明：武漢仲裁委員會于2005年9月29日受理了本案案外人肖飛與本案原審第三人楊臣剛之間的版權轉讓合同糾紛案，并于2006年1月6日作出（2005）武仲裁字第700號《裁決書》。該《裁決書》載明：仲裁庭經審理查明，2001年12月23日，肖飛與楊臣剛簽訂《版權轉合同》，約定楊臣剛將自行創作的歌曲《這樣愛你》（后被更名為《老鼠愛大米》）的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復制權、發行權、出租權、展覽權、表演權、放映權、廣播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攝制權、改編權、翻譯權、匯編權和應當由歌曲著作權人享有的其他權利絕賣給肖飛，肖飛以人民幣500元的價格受讓取得《這樣愛你》的全部版權即《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的17項權利。同日，楊臣剛將歌曲《這樣愛你》的手稿交給肖飛，并出具寫有“今收到歌曲《這樣愛你》轉讓費伍佰元整”的收條給肖飛。仲裁庭認為肖飛與楊臣剛簽訂上述《版權轉讓合同》時，具有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真實，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該合同涉及人身權的部分無效，并不影響其他部分效力，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綜上，武漢仲裁委員會裁決：《版權轉讓合同》部分有效，即歌曲《這樣愛你》的復制權、發行權、出租權、展覽權、表演權、放映權、廣播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攝制權、改編權、翻譯權、匯編權和應當由歌曲著作權人享有的其他權利屬于肖飛；《版權轉讓合同》中涉及人身權的部分無效，即歌曲《這樣愛你》的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屬于楊臣剛。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上述《仲裁書》為仲裁機構作出的生效裁決，現并無證據足以推翻該裁決所確認的事實，即2001年12月23日，楊臣剛已經將歌曲《這樣愛你》詞曲著作權中除涉及人身權以外的所有權利轉讓給肖飛。楊臣剛于2002年7月13日及2003年3月1日與王虎簽訂著作權轉讓合同時楊臣剛已不再享有歌曲《這樣愛你》詞曲著作權中的財產權，該轉讓行為屬于無權處分，現王虎沒有證據證明該歌曲詞曲著作權中財產權的所有人肖飛對該無權處分行為曾經予以追認，王虎無法據上述合同受讓該歌曲詞曲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因此，王虎于2003年4月30日所作出的書面版權轉讓聲明將歌曲《這樣愛你》詞曲著作權轉讓給北京太格印象公司亦屬于無權處分。現北京太格印象公司亦無證據證明該詞曲著作權中財產權的所有人肖飛對該無權處分行為曾經予以追認，故北京太格印象公司亦不能取得歌曲《這樣愛你》詞曲的著作財產權。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原告是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才符合起訴的條件。故北京太格印象公司不是歌曲《這樣愛你》詞曲著作權中財產權的所有人，卻以著作權中財產權所有人的身份起訴廣東飛樂公司、貴州文化音像出版社侵犯其著作權，不符合民事訴訟法有關起訴必須具備的條件，原審法院不應當受理本案。綜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39條、第186條之規定，作出二審裁定：

　　撤銷原審判決，駁回北京太格印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對廣東飛樂影視制品有限公司、貴州文化音像出版社的起訴。

　　[本案涉及的法律問題]

　　一、法院是否權直接處理當事人約定有仲裁條款的事項

　　二、著作權轉讓制度

　　三、對于沒有明確權利種類的著作權轉讓合同是否能夠認定其成立并允許另一方當事人行使未明確轉讓的權利

　　四、著作權侵權賠償的歸責原則

　　五、二審期間的新證據

　　[評析]

　　一、 法院是否有權直接處理當事人約定有仲載條款的事項；

　　在本案的一審過程中，在歌曲《老鼠愛大米》的原始著作權人楊臣剛與王虎簽訂的著作權轉讓合同中，約定有因該合同產生的爭議由武漢仲裁委員會主管的條款，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任何法院對上述仲裁主管的事項均無權管轄，在太格印象向廣東飛樂等主張侵權的訴訟中，太格印象是否享有歌曲的著作權是確認廣東飛樂等侵權與否的前提，而確認著作權的歸屬正是楊臣剛與王虎著作權轉讓合同爭議的焦點，屬于武漢仲載委員會主管的仲載事項。在一般情況下，正如一審法院所說的：我國民事訴訟法中并無當事人提起侵權之訴前必須經過確權之訴的制度規定，而事實上對任何侵權之訴作出裁判的前提條件必然包括法院依據現有證據對權利歸屬情況進行確認，侵權之訴吸收確權之訴系自然邏輯使然。但在本案這種情形下，權利歸屬爭議很大，而且要審查本案原告太格印象是否享有著作權，必然審查楊臣剛與王虎簽訂的《老鼠愛大米》著作權轉讓合同。而該合同中明確約定了：有因該合同產生的爭議由武漢仲裁委員會主管的條款。如果在侵權之訴中也吸收確權之訴，很顯然這是人民法院把不該自己主管的案件進行了審理。

　　筆者認為，案件的正當程序首先應當是由提起侵權訴訟的太格印象要求王虎向武漢市仲載委員會申請仲載，待武漢仲載委員會確定歌曲著作權的歸屬后，再由法院處理太格印象與廣東飛樂等之間的侵權訴訟。一審法院在主動追加該著作權轉讓合同雙方當事人楊臣剛、王虎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并查明上述情況后，仍將該確權之訴吸收到侵權之訴中進行審理，實際上直接處理了合同當事人約定好的仲裁主管事項。這與民事訴訟法關于仲載與訴訟程序的規定相悖的。故此本案在提起侵權之訴前必須經過確權之訴。

　　二、著作權轉讓制度

　　縱觀本案，不難看出，本案是由于原始著作權人的一物數賣行為所引起的，所謂一物數賣，是指出賣人就同一標的物訂立數個買賣合同，分別出售給數個買受人的行為。（注：王軼著《論一物數賣》，《中國民商法律網》2004年11月29日）。如何來規范這種行為以避免糾紛，除了依靠行為人的法律意識與誠信外，更重要的應該還是國家法律的強制具體性規定。所謂著作權轉讓，是指作者或者其他著作權人在著作權有效期內將著作權中財產權利的全部或者部分轉讓給他人并依照約定或者著作權法的有關規定獲得報酬的一種行為。我國法律雖賦予著作權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轉讓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利，但并未改變轉讓的仍是一種無形智慧成果的性質，它與有形財產轉讓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可以重復轉讓（注：來小鵬著《限制著作權轉讓的法律思考》，《中國民商法律網》）。但是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關于著作權轉讓制度的規定確存在著瑕疵，即通過轉讓合同等法律行為繼受取得著作權的，著作權從何時轉移給受讓人？是著作權轉讓合同成立時還是以交付標有著作權成果的載體時亦或是經過國家職能部門批準登記時？我國國家版權局于1994年12月31日發布了《作品自愿登記試行辦法》，規定了作品實行自愿登記，作品不論是否登記，作者或其他著作權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權不受影響。對于著作權轉讓合同，也僅在《著作權法實施條例》中規定著作權轉讓合同“可以向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備案”。從這些規定看出，我國現行法律對著作權僅僅規定了自愿登記制度，對著作權轉讓合同規定的也是自愿備案制，而是否采取登記、備案方式，往往取決于著作權人，國家并不能加以干預，且登記、備案與否也并不影響繼受著作權人依合同、繼承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著作權。對于轉讓形式，我國在修訂《著作權法》時，規定著作權轉讓“應當訂立書面合同”但并未明確合同成立時著作權隨之轉移。 “著作權堪稱是最復雜的一種權利” （注：夏叔華主編：《知識產權法理論與實務》，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69頁）。由于作品種類多樣，形式多樣，著作權本身是種無形智慧成果，受讓人不能基于對所有物的占有來表明自己的權利，“權利人在獲得權利之前或之后，均未以明確的‘要求書’形式向公眾昭示其權利范圍” （注：鄭成思著：《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94頁），而原始著作權人或受讓人的上手就能夠很順利地重復轉讓，而受讓人無法查詢轉讓人是否是真正的著作權人，著作權轉讓的法律關系往往處于不穩定的情況下。受讓人在其受讓著作權后，對受讓的自己認為已經享有著作權的作品進行包裝或投資投入市場，以期獲得更大利益時，真正的著作權人便很有可能會尋上門來與之打官司，我國法律也并未規定著作權轉讓領域的善意第三人制度，所以受讓人也會覺得冤屈，因為其無過錯而要受到損害（對于受讓人無過錯是否構成侵權將在下個問題中談及）。從整個社會經濟角度來看，這就會阻礙整個產業的正常發展。

　　在我國著作權法未規定著作權的取得應以登記、交付等方法變動為要件的情況下，著作權從何時轉移給受讓人呢？我國民法通則第72條規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財產的，財產所有權從財產交付時起轉移，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合同法第133條規定：“標的物的所有權自標的物交付時起轉移。”民法通則、合同法與著作權法是一般法和特別法的關系，在特別法沒有特殊規定的情況下，均應適用一般法的規定即著作權的轉移應當以交付為要件。誠然，著作權較之一般的標的物，其具有無形性和非物質性的特點，不會發生有形的占有和交付。著作權書稿等有形載體的交付并不等于著作權本身的交付，但著作權本身的交付必然會以有形載體的交付為外在的表現形式。根據著作權轉讓的交易習慣可以看出，著作權的轉讓通常是將原始稿件作為合同的附件進行交易的。因此，筆者認為，在法律對著作權轉讓制度未出作更有效的制度前，著作財產權的轉讓取得應該是與我國民法通則、合同法的規定保持一致，即以交付一定的載有著作權的標的物為要件。

　　通過本案，可以看出我國著作權轉讓制度是不完善的，甚至說是法律缺乏的。如何規范著作權轉讓制度以限制著作權人重復轉讓保護交易安全呢？我國擔保法第79條規定：“以依法可以轉讓的商標專用權、專利權、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出質的，出質人與質權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并向其管理部門辦理出質登記。”這就規定了以著作財產權設立質權需登記制度，而整體著作權轉讓現行法律并未規定登記制度。我國知識產權法領域，規定了專利權、商標權的公示方式，而未有著作權的公示方式，這對目前著作權制度的發展是滯后的，如何完善這種制度，避免糾紛。筆者認為：著作權轉讓建立公示制度，賦予著作權轉讓合同的登記以對抗效力。著作權公示就是要使著作權具有可識別性，通過公示使著作權法律關系得以公開透明，使當事人及第三人直接從外部就可以知悉著作權的存在及其現狀，其目的就是要維護著作權轉讓秩序和交易安全，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對于著作權轉讓合同，法律應明確規定實行登記生效主義的制度，非經登記，不產生著作權變動的效力，并規定國家知識產權部門統一負責著作權轉讓合同的登記。這樣的制度便確定了著作權取得的須經公示，更好的維護著作權轉讓雙方及第三人的利益。

　　三、 對于沒有明確權利種類的著作權轉讓合同是否能夠認定其成立并允許另一方當事人行使未明確轉讓的權利；

　　我國著作權法第26條規定：“許可使用合同和轉讓合同中著作權人未明確許可、轉讓的權利，未經著作權人同意，另一方當事人不得行使。”這條規定意味著著作權轉讓合同對轉讓的權利種類約定不明，但有證據證明著作權人曾有轉讓的意思表示時，法官應當從維護著作權人的利益出發，對轉讓的權利種類時行嚴格的限定，在合理的限度內做出有利于著作權人事實認定和合同解釋。我國絕大多數學者也認為：權利種類條款是訂立著作權轉讓合同首先應當明確的，它是著作權轉讓合同的基本特征，是訂立合同其他條款的基礎或前提，是合同的必要條款和必備條款。本案當事人楊臣剛與王虎于2002年7月13日簽訂的第一份合同中只約定王虎自合同簽訂之日起擁有對歌曲的永久版權，但對于版權的具體權利種類、價款和地域范圍沒有任何規定。而一審法院認定王虎根據此合同而取得歌曲《這樣愛你》詞曲所有著作財產權是值得商榷的。

　　四、著作權侵權賠償的歸責原則。

　　在本案的一審判決中，一審法院在確認歌曲的著作權歸太格印象所有以及認定了廣東飛樂等被告無任何過錯或過失時，仍判決廣東飛樂等被告承擔巨額侵權賠償責任，這就可以看出，一審法院對著作權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適用了無過錯原則。筆者認為這種歸責原則是錯誤的。

　　“歸責”是指行為人因其行為和物件致他人損害的事實發生以后，應依何種根據使其負責，此種根據體現了法律的價值判斷，即法律應依行為人的過錯還是應以已發生的損害結果為價值判斷標準，抑或以公平考慮等作為價值判斷標準，而使行為人承擔侵權責任。（注：王利明著：《侵權行為法歸責原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頁）。由于一定的歸責原則決定著侵權行為的分類，也決定著責任構成要件、舉證責任的承擔、免責條件等，因此在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認定中采取何種歸責原則，表明了立法者對不同侵權行為的價值判斷，也是立法者以法律形式確定的強制性的利益分配方案。（注：姚歡慶著：《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歸責原則研究》，《浙江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歸責原則是民事侵權行為法和理論的重要核心，也是人民法院審判民事侵權損害賠償案件的基本準則．在著作權侵權法律規定及理論不盡完備的情況下，準確地掌握和發揮著作權侵權歸責原則的功能，尤為重要，民事侵權歸責原則，是指損害事實已經發生，確定侵權人對自己的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害是否需要承擔民事責任的原則。歸責，是指以何種根據使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即是以侵權人的過錯還是應以損害結果或是以公平考慮作為標準，使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 歸責原則不同于賠償原則，前者是解決以何根據承擔責任，后者是責任確定后解決怎樣進行賠償問題。

　　根據我國的民事立法和民法的基本理論，民事侵權基本的歸責原則是過錯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和公平責任原則。過錯推定原則是過錯責任原則的特殊表現，（注：蔣志培著，論我國著作權侵權損害賠償的歸責原則，《中國民商法律網》）。

　　過錯責任原則，是以行為人過錯作為價值判斷標準，判斷其造成的損害應否承擔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一般的侵權損害賠償案件包括著作權侵權案件，應當由主觀上有過錯的一方承擔賠償責任，主觀上的過錯是損害賠償責任構成的基本要件之一，缺少這一要件，即使侵權人造成了損害事實，并且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也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過錯責任原則要求把過錯作為承擔賠償責任的基礎，而不是把過錯作為確定賠償范圍的依據，如果降過錯責任原則作為確定賠償范圍的依據，就不能使受害人的損失完全得到補償或者使受害人形成不當的收入，而不利于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正是由于過錯責任原則的這種地位和作用，才使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具有補償受害人損失，懲罰侵權行為人違法行為這樣雙重性質．過錯責任原則是侵權民事責任的最基本的歸責原則。（注：蔣志培著，論我國著作權侵權損害賠償的歸責原則，《中國民商法律網》）。

　　無過錯責任原則，是指損害發生不以行為人的主觀過錯為責任要件的歸責原則。我國現行法律對一般侵權行為規定的都為過錯責任原則，另外，無過錯責任原則多適用于高度危險性行為。而且，這些行為在很多情況下，本身是合法的，正是為了彌補受害者的損失，才適用了這一原則，侵犯著作權的行為顯然談不上高度危險，雖然它有可能造成很大的損失，而且這些侵權行為本身的違法性也非常明顯。無過錯責任原則的主要功能在于分擔、補償受害者的損失，它已經沒有了過錯責任的教育、懲戒功能，正如有人指出那樣，無過錯責任原則實際上是對侵權責任的教育、制裁等職能的否定，因而不具有侵權責任本來含義（注：王利明著：《侵權行為歸責原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22年版，第17、128、151、77、92頁）。對著作權侵要行為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都忽略了過錯責任原則的懲戒、教育功能。而且對具體某種行為是否適用無過錯原則法律均是在法律有明文性規定的情況下適用的，而我國目前的法律制度中，并未將無過錯原則適用于著作權的侵權行為中，既然法無特殊明文規定，那么著作權的侵權行為應適用一般的過錯歸責原則才是符合法律之精神的，不能以法官的意志為轉移，不能隨意擴大或縮小其適用范圍。根據一些學者的觀點，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應該包括三個要件：損害事實、過錯、過錯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注：馬駿駒、余延滿著，《民法原論（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5頁）。如缺乏其一，侵權行為是不能成立的。根據民法通則和著作權法的規定，我國著作權侵權損害賠償的歸責原則應該主要為過錯責任原則和一定條件下的過錯推定原則。其中過錯推定原則在處理著作權侵權賠償糾紛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在著作權損害賠償中，對無過錯責任原則的具體適用，還有待于理論的探討和法律的明確規定。（注：蔣志培著，論我國著作權侵權損害賠償的歸責原則，《中國民商法律網》）

　　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復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證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權的，復制品的發行者或者電影作品或者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計算機軟件、錄音錄像制品的復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證明其發行、出租的復制品有合法來源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著作權法明確規定了復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發行者以及某些作品的出租者在經營中負有對其經營的復制品有合法授權以及應當從合法渠道獲得負有注意義務。這也就是說，在權利人與前述民事主體發生著作權、鄰接權糾紛，證明涉及爭議的復制品的合法授權、合法來源獲得的舉證責任在涉嫌侵權的行為人。如果他們不能證明法律規定的證明事項、未盡到法律規定的注意義務，就應當承擔法律責任（注：蔣志培著，《加強對著作權的司法保護》，《中國民商法律網》）。故此，在本案中，廣東飛樂等被告在法院確認其本案中出版、制作、發行有合法來源，盡到法律規定的注意義務，沒有過錯的同時，認定其侵權行為成立的，并要求其承擔巨額賠償是錯誤的。

　　五、二審期間的新證據

　　在本案的二審審理過程中，廣東飛樂向法院提供了一份在一審判決之后，武漢市仲裁委員會對本案案外人肖飛與楊臣剛的一份關于歌曲《老鼠愛大米》著作權的仲裁書，該仲裁書確認了歌曲《老鼠愛大米》著作財產權歸肖飛所有，因為楊臣剛在與王虎、田傳均簽訂著作權轉讓合同更早前便與肖飛就該首歌曲簽訂了著作權轉讓合同，根據一審雙方所持有并被法院所認同的觀點：先合同效力優先于后簽訂的合同，確認歌曲《老鼠愛大米》著作財產權歸案外人肖飛所有，似乎令太格印象不得不接受。二審法院也以此裁定撤銷了原審判決，并以太格印象非歌曲《老鼠愛大米》著作財產權人，不具備起訴必備條件，駁回了太格印象對廣東飛樂、貴州出版社的起訴。這一結果令太格印象始料未及，一審雙方都以自己所持有的合同來證明為著作權財權人時，卻未曾想到所爭辯之權利早已另歸他人所有，太格印象無法取得歌曲《老鼠愛大米》著作財產權，其對廣東飛樂等的起訴自然也與法不符，不能得到法律上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完善我國著作權轉讓制度已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