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全國兩會期間,筆者曾提案建議制訂《國家榮典法》確立國家榮譽制度,這一提案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注意。
之所以鄭重為榮典立法提案,首先是考慮到榮典立法或可改變當前社會上出現的物質崇拜主義。筆者出生在“文革”爆發那年,略知其時大講精神的力量,資本主義尾巴都要割掉。經過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另一種社會病也隨之而來,那就是馬克思筆下的“商品拜物教”,如有民謠唱起“吃完原告吃被告”、“割開肚子要紅包”等等。
而從中外歷史看,精神激勵并不是紙上談兵的把戲,而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提議制訂榮典法,是希望國家能夠正式建立起嚴肅的精神激勵系統,讓它與市場經濟所固有物質激勵系統并駕齊驅,使社會更加平穩地前行。
筆者為榮典立法提案的第二重考量,是通過榮典來吸引并團結社會精英人士,為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服務。一種潮流或社會風氣決不是無緣無故來的,也不會無緣無故變的。其中的關鍵就是精英人士,因為精英人士對社會潮流的推動和改變,發揮著極大作用,往往抓住了一個社會的精英群體,改變一個社會的時風,會變得相對容易。
其實,在實現自我價值上,精英人士也只有榮譽一途。當然,渴望承認與榮譽也并非精英人士僅有的特性,而是一切人的普遍需要,精英們只是更明顯一些而已。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對這一點十分肯定,寫過這樣一段話:“遍及所有地位不同的人的那個競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按照我們所說的人生的偉大目標,即改善我們的條件而謀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贊許,都是我們根據這個目的所能謀求的利益?!?/p>
馬克斯·韋伯認為,隨著歷史的推進,資本主義的火車后來與上帝的榮耀脫了軌,世俗的消費接了棒,榮耀變成了炫耀。但誰也無法否認,對榮譽的渴望作為資本主義發展史乃至全部歷史的發動機。即便是世俗的消費,背后也是對榮譽的渴望,只不過轉了一道彎,沒有誰是為消費而消費的,都是在為自我價值為炫耀而消費。
基于以上考慮,筆者深感要在中國社會特別是精英階層啟動對榮譽的渴望這一臺發動機,而不是讓榮耀墮落到炫耀。通過嚴肅的國家榮典法,讓精英人士能夠以民族的責任為擔當。
幸運的是,榮典立法問題引起高度重視。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設立國家榮譽制度,表彰有杰出貢獻的文化工作者”。去年年底,國家人事部部長尹蔚民表示,中國正抓緊研究建立國家榮譽制度和政府獎勵制度框架,啟動行政獎勵法、國家勛章法的研究論證工作。
這次筆者舊話重提,希望國家榮典法早日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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