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倒賣”的規范意義來看實行行為是否終了

實行行為終了未必成立犯罪既遂，但實行行為沒有終了，必然成立未遂。因此以出售牟利為目的購買大量車票尚未售出”是否實行行為的終了，對其犯罪形態的認定具有重要的意義。通過界定倒賣”的規范意義，來說明實行行為是否終了，是解決問題的一個路徑。

倒賣車票罪在刑法修訂前，根據司法解釋規定是以投機倒把罪論處的，修訂后的刑法將投機倒把罪予以分解，將倒賣車票罪規定為獨立罪名，因此，沿襲使用倒賣”一詞或許是為了體現法律修訂的承續性。倒賣”一詞是不規范的、普通的用語，在司法實踐中，通常要對普通用語進行規范化，也就是不能完全按照字面解釋普通用語的含義，要通過解釋揭示普通用語的規范意義。普通用語的規范意義，除了應當以用語本身所具有的客觀含義為依據外，還需要根據刑法所描述的犯罪類型的本質以及刑法規范的目的予以確定，從而使用語的規范意義與犯罪的本質、規范的目的相對應。倒賣”一詞的普通意義應該是買進再賣出的行為，如果以這種普通意義作為規范的意義，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只有買進再賣出才是完整的倒賣行為，買進而未及賣出，是倒賣行為的未完成狀態，一個犯罪的構成要件的客觀行為沒有完成，當然只能認定未遂。但是，普通用語的普通意義，只是規范意義的底線，而不一定與規范意義等同。檢驗規范意義是否就是普通意義，可以從規范的目的來考察。倒賣車票罪的法益是國家對車票的正常管理秩序，設立倒賣車票罪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國家對車票的正常管理秩序不被侵害。為了出售牟利而買進大量車票，就已經使國家失去了對車票的控制，他人也因此無法通過正常途徑、以正常價格購買到所需要的車票，國家對車票的正常管理秩序被侵害。如果認為購買而未售出是未遂的話，就認為只有售出才體現了對法益的實際侵害，這樣解釋顯然不妥。那么，把倒賣”的普通意義當做規范意義就是有問題的，這就要對普通用語規范化，通過解釋探尋其規范意義。倒賣”一詞在語義上與販賣”相同，對于販賣”一詞規范意義的考察，就會知曉倒賣”一詞的規范意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明確規定：販賣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銷售或者以販賣為目的而非法收買毒品的行為。”從這個司法解釋來看，販賣”的規范意義包括以出賣為目的而購買的行為，倒賣”與販賣”在規范意義上是相同的，因此，倒賣”的規范意義也當然可以解釋為以出售牟利為目的而購買的行為。那么，以出售牟利為目的購進大量車票，就應當認定是倒賣”實行行為的終了。

二、目的犯中的目的未實現是否影響犯罪形態的認定

倒賣車票罪在刑法中沒有明文規定以牟利為目的”，但在解釋論上（包括刑法的適用）將以牟利為目的”確定為犯罪構成的主觀要件內容。在刑法理論上認為，目的犯中的目的，屬于主觀要素，并不需要客觀上實現其目的，這種不要求存在與之相對應的客觀事實的主觀要素，稱為主觀的超過要素。倒賣車票罪主觀上要求具有牟利的目的，那么，在車票未售出的情形下，牟利的目的顯然沒有實現，正因如此，持未遂論者對自己的觀點更增加了幾分自信，認為目的未實現就應當是犯罪未得逞，以致影響了對以出售牟利為目的購買大量車票尚未售出”的犯罪形態的正確認定。刑法理論上認為，作為主觀的超過要素所講的犯罪目的，不是指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而是故意之外的一種主觀心理內容。正如有學者認為，沒有既遂與超出故意內容的意圖、目的沒有關系，故意是對符合構成要件的事實的認識與容認（相當于放任，但包含希望），構成要件的結果當然是行為人認識與容認的內容，因此，判斷是否既遂時雖然不必考慮行為人超出故意內容的主觀目的或意圖，但要考慮行為人的故意內容。根據此觀點，我們可以作以下分析，倒賣車票罪是以牟利為目的倒賣車票，情節嚴重的行為，倒賣車票罪是故意犯罪，犯罪故意由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構成，在認識因素上，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使他人不能通過正常途徑購買到車票的危害結果，在意志因素上，行為人是希望或放任這種危害結果發生。因此，是否未遂就要看行為人認識到的、希望或放任的危害結果是否發生，至于是否牟取了利益，則不能左右對既遂與未遂的判斷。以出售牟利為目的購進大量車票，當然地發生了他人不能通過正當途徑購得車票的危害結果，所以應當是既遂。一般認為，主觀的超過的要素是違法要素，也就是說，如果大量套購車票，主觀上不具有牟利的目的”則不具有違法性。因此，目的犯中的目的未實現不影響犯罪既遂的認定。（吉林鐵路運輸檢察院·馬*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