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理股權繼承公證遇到的第一個困擾是：被繼承人股東去世后，其遺留在公司的權利是股權，還是股東資格換言之，公證處在辦理繼承人申請的此類公證時，是確定為股東資格繼承公證，還是確定為股權繼承公證按照《公司法》第76條的規(guī)定，自然人股東去世后，其繼承人可以繼承其股東資格。筆者認為，所謂“股東資格”，是指在公司設立時有能力成為股東的基本條件，比如：如果是自然人欲成為公司股東，需要具有民事行為能力，同時自然人在從事特定職業(yè)時，法律還可能剝奪其成為公司股東的資格，如我國現(xiàn)行公務員法就規(guī)定，國家公務員不能從事投資活動;如果是法人成為股東，則公法人往往也會受到一定的資格限制。然而，繼承則不受這些限制。只要是合法繼承人，沒有為法律或為被繼承人剝奪繼承權(前者指法定喪失繼承權的情形，后者指被繼承人生前以遺囑或遺贈方式處分遺產(chǎn)的情況)，其即享有繼承的權利，并無行為能力和身份的限制。這是其一。

其二，一個自然人一旦成為公司股東后，其在公司的權利即應當以股權予以表征，而一般不再以股東資格為表征。在法理上，股權，是股東權的簡稱，有廣狹二義之分：廣義的股權，泛指股東得以向公司主張的各種權利，因此股東依據(jù)合同、侵權行為、不當?shù)美蜔o因管理等法律關系對公司享有的債權亦包括在內;而狹義的股權，僅指股東基于股東資格，依據(jù)法律和公司章程之規(guī)定所享有的，從公司獲取經(jīng)濟利益并參與公司治理的權利。公司法所指的股權，應當理解為狹義之股權。被繼承人成為公司股東后，其在公司的權利也被濃縮并轉化為股權。如果說繼承被繼承人在公司的股權是繼承其股東資格，顯然存在不周延、不嚴謹?shù)膯栴}，且與公司法的其他規(guī)定也不協(xié)調。

其三，以筆者揣測，《公司法》第76條之所以作如是規(guī)定，其意圖可能是為了強調在股東權益中，不但其財產(chǎn)權利可以被繼承，而且其股東身份也可以被繼承。因此，有學者認為，這里的“股東資格”所對應的不過是參與公司經(jīng)營管理的共益權而已。[1]然而，這卻給實際的繼承實務帶來了極大的麻煩。比如，未成年繼承人能否繼承股東身份而成為繼受股東的困擾等。按照我國公司法的有關規(guī)定，法律只是明確禁止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擔任公司的董事、監(jiān)事和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并未禁止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成為股東。前些年報道的銀行“娃娃股東”事件被法律和理論界所廣泛認可，[2]即是明證。

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在辦理公證時，公證員在對《公司法》第76條所規(guī)定的繼承客體進行審查時，宜將其作為股權來解釋與理解，而不應僅作為嚴格意義上的股東資格來理解。正是基于此，有學者建議，將《公司法》第76條中的股東資格，修改為“股權”。[3]當然，由于目前尚未修法，因此在公證證明的表述中，仍然應當使用“股東資格”的述語，但在實質理解上作股權解讀似更為妥當。

二、如何認識股權中的夫妻共有關系

我國《婚姻法》第17條規(guī)定的夫妻共有財產(chǎn)中，雖然未將婚姻存續(xù)期間以夫妻一方名義投資于公司的財產(chǎn)加以列名規(guī)定，但無疑應當包括在該條的兜底條款即“其他應當歸共同所有的財產(chǎn)”中。因此，在辦理股權繼承公證時，就有一個如何認定股權中的夫妻共有問題。這是因為，根據(jù)《繼承法》第26條的規(guī)定，在處理遺產(chǎn)時，對無單獨所有約定的夫妻共有財產(chǎn)，在分割時，應當先將健在一方配偶的一半分出。那么，在股權繼承中如何界定健在配偶的一半呢

由于股權是一種集自益權與共益權于一身的復合性權利，因此其是典型的財產(chǎn)權利和非財產(chǎn)權利二者契合在一起的權利類型。其中，自益權一般為財產(chǎn)性權利，包括股權轉讓請求權，股息紅利分配請求權等股東自身利益并可單獨行使的權利;而共益權則主要指股東基于自身的利益和全體股東的共同利益，通過共同行使的方式來決定公司重大事項的權利，通常包括出席股東會的表決權，任免公司董事和公司管理人員的請求權等非財產(chǎn)性權利。在股權繼承法律關系中，由于法律規(guī)定繼承人既可繼承被繼承人股東的財產(chǎn)權(自益權)，也可以繼承其非財產(chǎn)權(共益權)，亦即繼承客體存在復合性，那么，是否就可以認為涵攝在股權中的夫妻共同權利也應作概括性分割呢

筆者認為，婚姻法所稱的夫妻共有財產(chǎn)，在公司股權關系中僅能對應股東的自益權部分，而不能包括股權中的共益權部分。這是因為，共益權是一種典型的身份權或稱社員管理權，雖然其也必然要關涉到財產(chǎn)權利關系，甚至是附著在財產(chǎn)權利之上，但其僅能由股東本人行使，而無法被夫妻“共有”。故而股權中的夫妻共有，僅指對財產(chǎn)權利部分的共有，即對自益權的共有。因此，在辦理股權繼承公證時，公證員應當嚴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釋(二)》第16條的規(guī)定來進行認定與分割。[4]

三、如何判斷公司章程限制繼承的邊界

根據(jù)《公證法》第76條“但書”部分的規(guī)定，公司章程可以對股權繼承問題作出不同于該條的明確規(guī)定，且其還具有優(yōu)先適用的效力。鑒此，公證機構在辦理股權繼承公證時，應當優(yōu)先適用公司章程有關股權繼承的規(guī)定，并按照章程規(guī)定確定繼承之客體，審查繼承關系。但是存在的困擾是：是否只要章程有特別規(guī)定，都必須遵從或者換句話說，章程對股權繼承的特別規(guī)定是否存在邊界限制

由于我國公司法對此規(guī)定得十分抽象，且語焉不詳，因此有必要參考國外的規(guī)定來加以解讀與認識。德國公司法律為阻止不受歡迎的遺產(chǎn)繼承人成為公司股東，給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造成沖突，規(guī)定公司可以在章程中作出(但不限于)如下規(guī)定：

(1)股東去世后，由公司回收股份;

(2)可以規(guī)定不得由股東家庭成員繼承，但給予適當補償;

(3)股權繼承者必須將其繼承的股份轉讓給某個確定或尚待確定的人。

[5]法國公司法律則允許公司章程對股權繼承作如下選擇性規(guī)定：

一是公司僅在健在的股東之間繼續(xù)存在，即公司要回購死亡股東的股份，如果對股份作價達不成協(xié)議，則應當由鑒定人進行評估作價;

二是準許已去世的股東所有繼承人加入公司，公司繼續(xù)存在，或者僅有某些繼承人加入公司，公司繼續(xù)存在;

三是立即解散公司。

[6]《日本商法典》第210條之三第1款規(guī)定，如果公司章程規(guī)定了轉讓股份應經(jīng)董事會承認條款時，公司可以在繼承開始后一年內，從股東的繼承人處收購其因繼承所得股份而取得自己股份。

[7]這表明，在日本，繼承股權也要受公司章程的限制。

很顯然，法律允許公司章程對股權繼承進行自由規(guī)定，其目的在于對股權繼承做必要的限制，從而保護老股東基于公司的人合性所既有的利益。但筆者認為，公司章程對股權繼承的限制應當是有明確邊界的，這一邊界就是：不能否定和干擾股東的合法繼承人繼承財產(chǎn)性權利的資格。也就是說，無論公司章程對股權繼承作什么樣的限制，均不能限制股東的繼承人繼承被繼承股東在公司股權中的自益權部分。換言之，公司章程僅能就股權中的共益權部分作出限制。這是因為，繼承權主要是一種財產(chǎn)性權利。繼承權不但是民法、繼承法規(guī)定的自然人的基本民事權利，也是憲法規(guī)定的公民基本權利中無法定理由不容剝奪的權利范疇。因此，在辦理股權繼承中，公證員可以建議當事人參照上述國外法的規(guī)定，進行處理。在公證時，如果公證員發(fā)現(xiàn)公司章程有否定股權繼承規(guī)定的，應當建議其修訂，否則，依法不予適用。

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權可否繼承

顯然，我國《公司法》第76條規(guī)定的股權繼承，是指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繼承。那么，其是否可以同樣適用于對股份有限公司股權的繼承呢此外，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權繼承問題是否也可以像《公司法》第76條規(guī)定有限責任公司的繼承那樣，可以由“公司章程另有規(guī)定”呢這也是公證過程中公證員必須判斷的問題，因此也有必要予以厘清。對前者，勿庸質疑，可以作肯定的判斷，即毫無疑問均可繼承;而對后者，則需要進行討論。

我們知道，相對于有限責任公司較強的人合性而言，股份有限公司的資合性更加明顯。正是基于此，各國公司法均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權的流轉作出一定的限制，而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權流轉則少有限制、相對自由。股權繼承屬于繼受取得股權的法律行為，自然屬于股權流轉的范疇，其流轉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要遵循股權轉讓的法則，如前述《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16條規(guī)定的夫妻分割股權規(guī)則，即作出了準用公司股權轉讓規(guī)則的規(guī)定。因此，有學者認為，除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記名股東股權繼承可由公司章程做出限制外，其他性質的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權繼承問題，原則上不能予以限制，也沒有限制的必要。[8]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是值得肯定的。當然，如果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對股權繼承有其他限制性規(guī)定的，只要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guī)定，公證中也是可以適用的。

五、股權可否遺贈

《公司法》第76條只規(guī)定了自然人股東死亡后，其遺留在公司的股權可以繼承，這里的繼承既包括法定繼承，當然也應包括遺囑繼承自不待言。然而，股權是否可以遺贈公司法語焉不詳。在法理上，遺贈與遺囑一樣，均為被繼承人生前處分死后遺產(chǎn)的一種法定方式，與遺囑具有相同的生效要件，只是其在遺產(chǎn)受益人的條件及遺產(chǎn)的處理上有所區(qū)別而已。我國《繼承法》第16條第3款明確規(guī)定：“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chǎn)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可見，遺贈的表彰方式仍然是遺囑，只不過其指定的遺囑受益人與一般遺囑明顯區(qū)別，即將法定繼承人排除在外。正是由于遺贈與遺囑的這種親緣關系，其雖然不屬于繼承范疇，但在傳統(tǒng)民法上仍以繼承法予以匡范之，此為慣例。這也是本文將其作為問題之一，加以探討的原因所在。

按照我國通常立法的慣例，一般在涉及自然人財產(chǎn)或物權的繼受取得時，均將繼承與接受遺贈相并列，一是以示區(qū)別，二是表明二者法律關系相近。如《物權法》第29條規(guī)定：“因繼承或受遺贈取得物權的，自繼承或者受遺贈開始時發(fā)生效力。”而為何《公司法》第76條未作出與物權法相同的規(guī)定呢筆者揣測，這可能是一種疏漏，也可能是一種舉重以明輕的立法技巧，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這是因為，公司法的此種情形較為普遍地存在，例如前述論及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權是否可以繼承問題與此就極為相近。說此處存在舉重以言輕的立法技巧，是指：既然可以繼承，自然也可以遺贈。此外，如果我們從遺贈也是贈與的一種特定方式來考察，也可判斷出，既然公司法允許股權以轉讓、贈與等方式流轉，其必然不會排斥遺贈方式流轉。同時，如果我們從目的解釋的角度來解讀該規(guī)定，也可以得出遺贈應當包含在《公司法》第76條的立法意旨之中的結論。然而筆者認為，最好的方式，還是應當在今后的修法過程中予以明確規(guī)定，以免產(chǎn)生理解歧義。

根據(jù)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如果股東以遺贈方式處分股權為由申辦遺囑公證，或者當事人以接受遺贈為由主張繼受股權的，公證機構應當受理。只是在辦理接受遺贈股權公證時，要根據(jù)受遺贈者的身份狀況，告知其在實際接受股權時靈活處理。比如，如果受遺贈人是法人或其他組織的，而公司其他股東均為自然人的，宜要求其提供公司其他全體股東的同意證明，或者采取轉讓受遺贈股權獲取價款方式達致接受遺贈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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