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被告人姜某,與A公司總經理韓某合謀,利用其負責B大學科教用品進口業務工作的職務之便,以B大學進口科教用品為名,私自為A公司提供《進出口貨物征免稅申請表》,辦理免稅證明,幫助A公司多次走私普通貨物入境,偷逃應繳稅額共計60余萬元,偷逃稅款均為A公司占有。期間,韓某共給付姜某“好處費”3000余元。對姜某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定罪量刑,有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姜某與A公司構成共同走私普通貨物罪。對A公司及韓某應按照單位犯走私普通貨物罪的規定,即適用《刑法》第153條第2款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0條第2款的規定定罪量刑;對姜某應按照自然人犯走私普通貨物罪的規定,即應適用《刑法》第153條第(一)項的規定罪量刑。另一種意見認為,姜某系(單位)走私普通貨物罪的共犯,且其僅起幫助作用,系從犯,應比照對單位及韓某的定罪量刑標準,從輕處罰。姜某不是自然人犯走私普通貨物罪,不能適用《刑法》第153條第(一)項的規定。我們同意第二種意見。《刑法》第156條規定:“與走私罪犯通謀,為其提供貸款、資金、賬號、發票、證明,或者為其提供運輸、保管、郵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論處。”本案中,被告人姜某與A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韓某通謀,明知A公司走私普通貨物入境,仍為之提供發票、證明,因而構成(單位)走私普通貨物罪的共犯。在本案中,被告人姜某僅提供了免稅證明,而走私的全部實行行為均由A公司和韓某完成,走私偷逃的應繳稅款也全歸A公司占有,因此,A公司及韓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姜某起次要作用,系從犯。根據上述《意見》的規定,對被告人姜某應比照對A公司和韓某的定罪量刑標準適當從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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