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職期間默許、縱容停車場人員查扣違章車輛收取高額停車費，原房山區城管大隊直屬隊隊長黃*申，日前被二中院以濫用職權罪一審判決免予刑事處罰。涉案停車場負責人因敲詐勒索罪獲刑14年和15年。(《新京報》4月10日)

法院已經認定當事人犯有濫用職權罪，依法應予懲處，卻有以其認罪態度較好，且犯罪情節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對其免予刑事處罰，這樣的判決實在是對法律的褻瀆，對法院和公正的侮辱。城管隊長觸犯刑法，犯有濫用職權罪，但免除刑罰，實質上免除的不是刑罰，是特權。

首先，眾所周知，我國法院審判的基本原則就是“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而法院對于城管隊長給予免于刑罰的判決實際上是違背事實的判決。城管隊長默許、縱容停車場人員查扣違章車輛收取高額停車費，甚至是縱容停車場工作人員敲詐勒索，造成的不只是人民群眾財產的損害，更重要的是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在社會上的形象，而不是危害性不大。如果說政府公務人員縱容敲詐勒索都是社會危害性不大，那么什么樣的事情才是社會危害性比較大的呢?又為何犯敲詐勒索罪的同案人員判處十多年的有期徒刑呢?可以說，法院以社會危害性不大這個理由免除城管隊長刑罰的判決與事實不符。

其次，城管隊長免于刑罰實質上觸犯我國《刑法》的規定和刑法精神。我國《刑法》明確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按照這樣的規定，城管隊長既然犯了濫用職權罪，就應該給予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免于刑罰實際上就是與發條相對抗。再者，即使城管隊長認罪態度比較好，法院也不能給予免除刑罰，一方面認罪態度本身不是量刑的法定依據，不是說當事人認罪態度好就可以減刑或者免于刑罰;另一方面依照大多數法院的判決慣例，當事人認真態度好，法院判決時也只是減刑處罰，而不是免于刑罰。法院免于刑罰，與過去的判決慣例也不符合。

最后，法院對于城管隊長免于刑罰實際上是采取兩套標準審判。同案中，城管副隊長，僅僅在級別上比隊長低一點的副隊長就以玩忽職守罪判處一年的有期徒刑。按照我國《刑法》的相關規定，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的量刑標準是相同的，是一致的，同案中的當事人應該在量刑判決上是相同的，副隊長判處一年有期徒刑，隊長也就應該判處一年有期徒刑。如果說該案社會危害性不大，可以免于隊長刑罰，那么法院也應該以同樣的理由免于副隊長刑罰，結果一個是一年有期徒刑，一個是免于刑罰，這不僅是法院判決采取兩套標準的體現，而且是特權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