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是一個很容易引起爭議的社會話題。從王-斌余案到許-霆案，這些典型案件都體現出媒體、法律界和普通民眾對司法量刑結果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之所以對具體量刑有這些不同的意見和評價，根本的原因是不同主體所持有的刑罰目的觀存在區(qū)別。

刑罰目的觀體現的是從根本上人們希望刑罰所能實現的目標，刑罰的具體規(guī)定、具體量刑和執(zhí)行都是實現特定的刑罰目的觀的手段。人們對某種量刑結果是否正當的評價，就依據這種刑罰結果是否滿足了其心目中的刑罰目的。所以從不同的刑罰目的觀出發(fā)，自然會對作為刑罰目的實現手段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罰執(zhí)行原則產生不同的看法，最終導致對刑罰裁量和適用的不同評價。而現代社會的刑罰都是由國家作為主體通過刑事法律制度來規(guī)定、適用和執(zhí)行的，因此國家正式的刑罰制度所反映出來的當然是體現國家意志、由國家所確定的刑罰目的。國家的刑罰目的貫穿在整個刑事法律制度的運行過程中，在法律運行層面上影響到刑事立法、司法和執(zhí)行的各個領域，最終影響到量刑的過程和結果。刑罰目的對量刑有決定性意義。

刑罰目的是整個刑罰制度的正當化理由和存在依據;刑法學者基本都承認刑罰目的的重要地位，其決定了整個刑罰制度應該以何種方式存在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如李*特所言：“個人和全人類精神發(fā)展的所有進步在于，本能行為轉化為意志行為，也就是本能行為的目的性得到認識，目的的想法成為行為的動機……我們必須將這個關于刑罰的觀點予以適用，并觀察其發(fā)展是否也由普遍的發(fā)展規(guī)則來決定。”量刑作為刑罰制度的重要內容，其主要目的也就是通過確定的刑罰實現刑罰之目的，量刑受刑罰目的觀之統(tǒng)帥。當刑罰目的模糊不清時，即便面對同樣的案件，量刑也會變得無所適從。法律規(guī)定的量刑區(qū)間給法官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權，這時法官量刑自由裁量的重要依據就是原則性的刑罰目的，量刑要實現其目的性。不同法官從其自身對刑罰目的的理解出發(fā)在自由裁量權范圍之內量刑，量刑就變得無法穩(wěn)定和統(tǒng)一，出現量刑差異和失衡。可以說刑罰目的有多復雜，量刑就會變得多復雜，量刑過程和結果受到刑罰目的之影響和決定。所以要使得量刑實現其公平合理性，我們就必須考察不同刑罰目的對量刑有什么樣的不同要求，這些不同要求是否在量刑時都已加以充分考慮和滿足。如果不能理清不同刑罰目的對量刑的影響，無論對量刑自由權施加多少權力限制和立法限制，無論對法官進行怎樣的素質教育和職業(yè)道德教育，作為量刑基本決定因素的刑罰目的觀仍然會導致量刑的種種問題發(fā)生。例如在司法系統(tǒng)完備，具有完整刑事法律、標志性的量刑指南，并且法官素質較高的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刑罰目的觀從矯正向混合理論的轉變就導致了監(jiān)禁率的急劇上升，而同期的犯罪率并無急劇變化，這表明量刑隨刑罰目的之變化而直接趨嚴，導致了一系列爭議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