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簡介】

原告：李某。被告：某縣公安局。

某縣公安局辦公室主任王某在一次宴請自己老戰友的酒席上與酒店老板李某發生爭執。王某一氣之下，將酒店內的一臺高級進口彩電砸壞，并揚言要吊銷李某的營業執照。李某在多次向王某索賠無效的情況下，以王某為縣公安局干部為由，要求公安局予以賠償。被公安局拒絕后，李某以縣公安局為被告，向縣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判令縣公安局賠償自己的損失。

【問題提出】

本案涉及公務員的雙重身份和公務行為。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條、第十一條。

【案情分析及處理結果】

人民法院在接到酒店老板李某的起訴之后，經過審查，依法作出了不予立案的決定。這個決定是正確的，因為按照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人民法院只受理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對具體行政行為不服而提起的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時，有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這說明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至少要在表面上符合以下兩個條件：一是被訴的行為必須是由行政機關或者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非行政行為和抽象行政行為在我國尚不能提起行政訴訟;二是該行為侵犯的必須是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組織的合法權益。在本案中，王某侵犯的是李某的合法權益，符合第二個要件，并且王某也屬于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其行為也不屬于抽象行為，因而，從表面上看好象也符合第一個要件，似乎人民法院對該案應予受理。但是，實際上該案的情況并不符合第一個要件，因為，王某雖然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員，但是，他砸毀彩電的行為并不是以公安局的名義進行的，不屬于公務行為，因而他的所作所為也不可能是行政行為，所以應對該案負責的也應是王某本人，而不是行政機關。李某要保護自己的權利，也應該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而不是行政訴訟。

【存在的問題】

本案在理論上涉及公務員的雙重身份問題。所謂公務員的雙重身份，是指任何一個公務員，不論其職位的高低和大小，他首先是一個公民，享有其作為一個公民在憲法與法律上規定的權利和履行憲法與法律規定的義務;但是，作為一個國家公務員，他又不同于一般的公民，他因為進入公務員行列而擔任了行政公職，就具有了代表國家(通常是以行政機關的名義)從事公務活動的資格，從而也就享有了一般公民所不可能有的行政職權，承擔了一般公民也不可能有的行政職責。在行政法上，與這兩種身份對應存在的是公務員的兩種行為，即個人行為和公務行為。在許多情況下，由于公務員的兩種身份歸諸于一個主體，從而變得難以區分，但是我們認為區分公務員的這兩種身份具有重要意義，因為：第一，區分公務員的這兩種身份是確定公務員的公務行為的需要。一般而言，當“公務員”以公務員的身份出現時，其所為的行為是公務行為，而他與公務員身份無關的行為則多屬于個人行為;第二，區分公務員的這兩種身份是公民決定自己態度和行為的需要。對于公務員代表行政主體作出的行政行為，相對人有服從的義務，而對于普通人的命令和行為，人們則沒有服從的義務;第三，區分公務員的這兩種身份是確定責任歸屬的需要。因為，當“公務員”以公務員身份出現時，他和行政主體之間存在行政職務委托關系，其行為屬于公務行為，所引起的后果也由行政主體承擔;而當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現時，他和行政主體之間不存在行政職務委托關系，其行為也屬于個人行為，所引起的后果完全由自己承擔;第四，確定公務員的這兩種身份是受害方確定救濟途徑的需要。對“公務員”以公務員身份引起的侵害，受害方往往可以通過行政訴訟尋求救濟，而“公務員”以普通公民身份引起的訴訟，往往是民事或者刑事訴訟，而不是行政訴訟。本案即是一例。在本案中，王某的行為與其公務員的身份并沒有聯系，完全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作出的，因而，獲得救濟的途徑只能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訴訟，而不會是行政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