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回避制度存在五個問題
一、事由范圍不夠寬。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二條所指的近親屬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從司法實踐看,刑事訴訟法關于親屬和近親屬范圍的規定,遠遠不能覆蓋姻親關系和與其關系親密的其他旁系血親關系在內的特殊關系,如當事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等。
二、舉證責任未劃分。對刑事回避制度規定的幾種情形的舉證,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由誰負責,但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訴訟原則,舉證責任應在當事人。但是,實踐中在當事人對案件承辦人的基本情況不甚清楚的情況下,當事人怎么可能提出充分的證據證明案件承辦人符合回避條件呢?
三、改變管轄欠規定。現行回避制度維護的是單個司法人員的中立性和無偏私性。但是,如果主要負責人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甚至就是案件的有關當事人,那么由該單位的任何人員辦理案件,都很難保持中立性,執法辦案所得的結論也就很難產生公信力。而我國刑事訴訟法只就個人回避作出了規定,并沒有就主要負責人個人回避后是否改變管轄或就單位回避(即“全體回避”)作出規定。
四、責任追究不嚴格。刑事訴訟法雖然就當事人申請回避和司法人員自行回避作了規定,卻未就司法人員應當回避而沒有回避承擔的責任作出嚴格規定。雖然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二審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如果發現一審過程中司法人員應該回避而沒有回避的情況應該撤銷原判、發回重審,但此項規定只對案件本身進行約束,對個人承擔什么后果沒有涉及。對于司法人員明知具有應當自行回避的情形之一,故意不依法自行回避或者對符合回避條件的申請故意不作出回避決定的,《檢察人員任職回避和公務回避暫行辦法》、《人民法院審判紀律處分辦法》等雖然規定了相應的制裁措施,但僅規定予以批評教育、組織調整或者給予紀律處分,責任太輕,不足以制止故意違反回避制度的行為。
五、交流回避不明確。近年來,司法機關內部人員交流力度加大,但刑事訴訟法對這種交流回避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例如,曾經是公安機關偵查辦案人員的,在其調入檢察機關工作后,能否擔任該案的公訴人;負責案件起訴的檢察人員,在其調入法院工作后,能否擔任該案的審判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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