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結果的大小是衡量違法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和區分罪與非罪的客觀標準。

構成本罪在客觀上必須要求發生了病人重傷或死亡的結果。

嚴重損害身體健康是指按照1987年國務院頒布的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第六條所稱的二級醫療事故和三級醫療事故。

二級醫療事故，是指造成就診人嚴重殘疾或者嚴重功能障礙的;三級醫療事故是造成就診人殘廢或者功能障礙的。

補充知識：

醫療事故罪是1997年刑法典為適應實踐需要新增加的罪名，在處理醫療刑事案件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由于該罪的若干構成要件涉及醫學與法學兩個領域的專業知識，因此，向來爭論頗多、認定頗難。本文主要是對醫療事故罪中的“嚴重不負責任”展開研究，力求準確定位其在構成要件中的歸屬，全方位闡述其內在涵義，以期對厘清醫療事故罪與非罪的界限、確定醫務人員的刑事責任有些許益處。

一、“嚴重不負責任”之宏觀解讀

醫療事故罪的主觀方面是過失，即醫務人員本應認識到其行為可能造成就診人死亡或身體健康遭受嚴重損害的結果，進而自覺規范自身行為，但卻在自由意志支配下，對就診人的生命與健康權利采取嚴重不負責任的態度，從而造成嚴重后果。這種具有可責難性的“嚴重不負責任”的心理態度，就是醫療事故罪犯罪過失的表現，即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表述的“嚴重不負責任”，是本罪的主觀要件。然而，更多學者將其理解為醫療事故罪的客觀要件，即在診療護理工作中違反規章制度或診療護理常規的行為;⑴也有學者將其視為主觀與客觀方面的綜合指標，既是對職責所采取的不認真的心理態度，又是行為人對就診人進行救治、護理和健康檢查中嚴重違反職責的行為，二者互為表里，相輔相成。⑵

(一)“嚴重不負責任”的定性分析

1.“嚴重不負責任”之縱向梳理。從縱向上看，“嚴重不負責任”這一術語最早可以追溯至1963年10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修正稿)》第一百五十五條的規定：醫務人員由于嚴重不負責任，違反規章制度，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的，或者明知對于病人不給治療就會發生危險結果，沒有正當理由而拒絕治療，致人死亡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來，在1980年9月3日衛生部頒布的《關于堅決防止醫療責任事故的通知》中規定“對于一貫不負責任，連續發生醫療責任事故，并且后果嚴重的，要給予處分。對個別玩忽職守、草菅人命、情節惡劣，影響極壞的要追究刑事責任。”其后，1987年6月29日國務院發布的《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醫務人員由于極端不負責任，致使病員死亡、情節惡劣已構成犯罪的，對直接責任人員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此外，最高人民檢察院于1987年8月31日發布的《關于正確認定和處理玩忽職守罪的若干意見(試行)》規定，醫務人員在診療護理工作中，由于極端不負責任，致使病員死亡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情節惡劣的，以玩忽職守罪論處。以此為淵源，1997年刑法規定了醫療事故罪。2002年4月國務院公布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五十五條再次強調指出，發生醫療事故時，對負有責任的醫務人員依照刑法關于醫療事故罪的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或者紀律處分。

總體上看，上述規定雖然都涉及“嚴重不負責任”這一術語，但均沒有對其含義作出明確解釋。深入分析可知，196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修正稿)》對其加以規定時，“嚴重不負責任”與“違反規章制度”是并列關系，而非統一或包容關系，否則構成同義反復之弊病;至于其后出現的“一貫不負責任”，不過是“嚴重不負責任”的表現之一，從其中一個側面強調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而1987年頒布的行政法規與司法解釋中的“極端不負責任”只是“嚴重不負責任”的另一種表述而已;同樣，《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五十五條的“負有責任”與之前的“嚴重不負責任”也是一致的，即發生重大醫療事故的情況下，只有“嚴重不負責任”的醫務人員才“負有責任”。也就是說，上述規定所涉及的“嚴重不負責任”，盡管在表述上大同小異，但其實質涵義卻是一成不變的。所以，我們應當堅守“嚴重不負責任”屬于主觀要件的立法本意。因此，建議在規定過失犯罪的法條中“疏忽大意”的前面增加“嚴重不負責任”一語，或者在“疏忽大意”的后面增加“不負責任”，以便作為責任事故方面犯罪的構成要件之一，經研究認為，“嚴重不負責任”的或“不負責任”的表現，不外乎是疏忽大意或過于自信，而這些內容在條文中已有規定，所以，沒有必要再增加了。⑶可見，“嚴重不負責任”與“過失”自始就是渾然一體的。

2.“嚴重不負責任”之橫向比較。從橫向上看，不僅醫療事故罪中規定了“嚴重不負責任”，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等多個條文中也有此種表述，而這些條文所涉及的罪名恰恰都是從1979年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玩忽職守罪中分化出來的。因此，對“嚴重不負責任”的理解要以系統解釋方法為指導，確保同一刑法用語涵義的一致性與協調性。

所謂玩忽職守，就是指行為人嚴重不負責任，工作中馬虎草率，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公職。刑法設置該罪的根本目的不是保護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免受重大損失，而是維持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對于本罪，1979年刑法草案(第33稿)的寫法曾是“國家工作人員由于玩忽職守，嚴重不負責任……”后來修訂中考慮到“嚴重不負責任”與“玩忽職守”實際上是一個意思，可以刪去。⑷筆者認為，對上述解說應作如下理解：1979年刑法草案試圖將“玩忽職守”作為本罪的客觀方面、將“嚴重不負責任”作為本罪的主觀方面加以規定，但由于“玩忽職守”這一客觀行為中很明顯包含“嚴重不負責任”這一主觀態度，也就是所謂的“實際上是一個意思”，所以，出于立法簡潔的考慮，將“嚴重不負責任”的表述刪去。而玩忽職守罪分化出來的各條款(第三百零四條除外)所表述的客觀方面都不如“玩忽職守”那樣完整，不能體現行為主體“嚴重不負責任”的態度，因此，需要將“嚴重不負責任”作明確表述;而第三百零四條雖然完整地表述了該罪的客觀方面——故意延誤投遞郵件，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但“故意”是行為人對“延誤投遞郵件”這一行為的態度，而非對危害結果的態度，實際上，本罪仍是過失犯罪，為消除“故意”二字可能造成的對本罪主觀方面的誤解，刑法明文規定了“嚴重不負責任”這一主觀要件。

此外，我們可在過失瀆職犯罪與其他業務犯罪之間進行橫向比較。交通肇事罪、重大責任事故罪等責任事故犯罪、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等業務過失犯罪均在刑法條文中明文表述“違反……規定”，鑒于此，有些主張“嚴重不負責任”為客觀要件的學者也建議以“違反醫療規章制度和診療護理常規”將“嚴重不負責任”取而代之。⑸筆者認為，刑法對上述兩類業務過失犯罪作不同的表述，恰恰表明“嚴重不負責任”與“違反……規定”的規定是有區別的，前者是行為人的主觀態度，因此，不能作后者那樣的表述。否則，如果二者具有相同的涵義，而刑法典卻作出兩種不同的表述，豈不是刑法典本身的混亂?

通過上述比較分析，將“嚴重不負責任”定性為主觀要件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二)對“嚴重不負責任”之“嚴重”的剖析

有觀點認為，既然刑法表述為“嚴重不負責任”而非“不負責任”，則表明立法并不認為任何不負責任的行為都可能構成醫療事故罪，只有那些沒有盡到注意義務的重大過失才可被認定為嚴重不負責任。⑹然而，將“嚴重不負責任”這一定罪要件理解為重過失，與區分過失輕重的刑法理論意旨相違背，不恰當地縮小了犯罪圈。我們應從其他角度來解讀“嚴重”二字的涵義。

首先，醫療注意義務作為一種業務注意義務，是國家為了保護患者的合法權益、促進醫療事業健康發展，對醫務人員提出的特別注意義務，同時是法律與行規對醫務人員提出的最基本要求。每一位醫務人員都完全有能力遵守履行各項注意義務，因此，在工作中違反這些最基本的義務要求，其性質本身就很嚴重。其次，由于醫療活動與就診人的生命、健康等重大法益直接相關，所以，違反醫療注意義務所造成的后果，是違反普通注意義務無法相比的，對于這種后果，醫務人員是有明確認識的，但在工作中仍然沒有保持必要的小心謹慎，以致危害結果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講，其違反注意義務的性質也是嚴重的。也就是說，醫療犯罪過失這種業務過失與普通犯罪過失相比，具有嚴重性，這就是“嚴重不負責任”之“嚴重”的涵義。在醫療犯罪過失內部，根據違反注意義務程度的不同，形成不同嚴重程度的過失，但彼“嚴重”非“嚴重不負責任”之“嚴重”。

當然，“嚴重不負責任”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術語，而且刑法典、司法解釋也未對其涵義作出規范，導致其涵義模糊不清，引發了學理上的爭論。因此，筆者建議，將刑法條文中的“嚴重不負責任”進行修改，使之更加具體化、明晰化，其中，第三百三十五條中的“嚴重不負責任”不妨直接表述為“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