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曹玉川系北京市密云縣大華法律事務所（以下簡稱“大華所”）法律工作者（主任）。大華所是曹玉川于1996年4月經北京市司法局批準而創辦的密云縣第一家民辦法律事務所。1999年4月9日，曹玉川將法律工作者執照交予密云縣司法局，參加一年一度的年檢注冊工作。5月底，局辦其他法律事務所人員的執照早已發還，而曹玉川的卻杳無音信。曹玉川去追問時，密云縣司法局仍推說“市局還沒有回來呢”。6月2日，曹玉川專程去北京市司法局詢問，才知曉自己的執照提交年檢后杳無音信的原因——1998年底，密云縣司法局要求大華所上繳收據存根，曹玉川堅持按財政部門有關“發票存根出具單位保存5年”的文件規定辦事，拒絕司法局非法收取管理費。1999年6月3日，曹玉川以不服密云縣司法局吊銷其法律工作者執照為由，向密云縣法院提起行政訴訟。9月10日，密云縣法院以注冊法律工作者執照的決定權在市局為由，駁回了起訴。9月17日，曹玉川又以北京市司法局為被告，向北京市西城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訴訟理由是被告對其實施了變相吊銷執照的行政處罰行為。12月15日，西城區法院作出判決，指出：“原告曹玉川雖認為被告北京市司法局對其實施了吊銷工作執照的行政處罰行為，但卻未能提供相應的事實根據。現因原告曹玉川不能證明被告對其實施了行政處罰，故原告以不服行政處罰為由提起行政訴訟，其訴訟理由不能成立。”據此，依照《行政訴訟法》第41條第3項的規定，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1999）西行初字第46號]1999年12月27日，曹玉川上訴到北京市一中院。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吊銷其法律工作者執照的行為符合行政處罰的特征，請求法院撤銷原審判決，撤銷被上訴人吊銷其法律工作者執照的行政處罰行為，并賠償其被迫停業期間必要的經常性費用開支。而被上訴人同意原判。一中院于2000年3月14日作出終審判決，指出：“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針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訴訟，應有基本的法律事實。上訴人曹玉川認為北京市司法局未給予其法律工作者執照進行年檢注冊，是對其實施了行政處罰，顯然有違基本事實，且不符合行政處罰的基本特征，其要求按照行政處罰法的有關規定，撤銷該行為并給予其經濟賠償的理由，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原審法院據此以其訴訟理由不能成立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是正確的，本院應予維持。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及要求，本院不予采信和支持。”依照《行政訴訟法》第61條第1項的規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2000）一中行終字第26號]「評析」一、行政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在行政訴訟中，被告負有舉證責任，這不僅是學術界公認的原則，而且是現行法上的明確規定。《行政訴訟法》第32條規定：“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決不應該反過來要求原告負舉證責任。《行政訴訟法》第41條第3項規定的“有……事實根據”，只是列舉了起訴條件，并且，這里所要求的是一種形式要件。因此，本案一審法院根據該規定作出駁回判決是沒有道理的。當然，若法院經過案件的審理，確認原告的起訴果真缺乏事實根據的話，亦可以根據該規定作出駁回判決。但是，本案的情形卻恰恰相反。本案中，被告對其“不予注冊并收回《法律服務執照》”的事實并無異議，并主張“司法機關對法律工作者的法律服務執照不予注冊，不是行政處罰行為”。既然如此，爭議的焦點不是“事實根據”問題，而應該是該行為是否屬于行政處罰行為，以及該行為是否合法。像本案兩級法院判決那樣，以曹玉川“未能提供相應的事實依據”為由，作出“其訴訟理由不能成立”的結論，進而作出駁回訴訟請求的判決，是錯誤的。必須強調的是，行政訴訟中，被告負有舉證責任，而決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