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定期間而使刑罰宣告當然失效之法律制度。如名例二十一：“諸除名者，官爵悉除，課役從本免：六載之后聽，依出身法。若本犯不至免官而特除名者，敘法同免官法例。免官者，三載之后，降先品二等級。免所居官及官當者，期年之后，降先品一等敘……其免官者，若有二官，各聽依所降品敘。”唐律中所謂之“六載之后聽敘”，即指六年后才

能開始任官，若犯除名者，年滿之后，也可改敘，但只能依選舉令規定敘階，并使刑之宣告歸于消滅。由此可知，唐律間接承認復權之事實，然而由于一般平民在公法上所享受的權利幾乎等于無，因此唐律中此種使刑之宣告消滅制度，僅僅適用于身份特殊之官吏，并不適用于一般受刑事宣告者。盡管唐有類似假釋規定，但是直至1911年《大清新刑律》第66、67條，對被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之囚犯，規定于執行一定刑期后，經監獄官申達法部，準予假釋。及1912年國民政府頒布《暫行新刑律》，其中第66條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之實據者，無期徒刑逾十，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后，由監獄官申達法部，得許假釋出獄。但有期徒刑未滿三年者，不在此限。”現代假釋制度至此方為我國采行，此后幾經修正，發展成臺灣現行刑法第77條。中國革命史上，假釋規定可見諸于抗日時期各邊區之刑事法律文件中。解放戰爭期間乃至建國初，假釋主要用于較輕的刑事犯罪，對犯反革命者原則上排除適用，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第30條對假釋也有粗略規定。正式立法則是1979年公布、1980年1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其在總結司法實踐經驗，借鑒他國立法例后，在第74條以下對假釋作了相對系統科學的規定。1997年修訂通過的新刑法典仍沿用下來。

假釋概念，各國學界說法不一。在日本，假釋是假出獄和假出所的總稱;歐陸國家稱“附條件之自由”或“附條件之出獄者”;英國稱“假釋票之發給”，學理上稱“附條件釋免”或“附條件之釋放”，在美國俗稱“假釋監督”和“假釋釋放”。

在我國，假釋制度是指對于被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執行一定刑期以后，由于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而附有條件地將其提前釋放的一項刑罰執行制度。

假釋制度從其雛形到立法，已日臻成熟，但由于其發展受各種因素紛擾，司法實踐中出現一些問題，使得假釋制度進步遲緩。調查及研究發現，因立法規定經常變動，假釋條件寬嚴不一，規定不盡科學合理，實踐中難以掌握操作，再加上執行上存在錯誤傾向，出獄監督管束不力，再犯率居高不下，已嚴重影響假釋功效的正常發揮，從而偏離了刑罰執行的預期目的。鑒于此，筆者試從假釋制度理論基礎及功能著手，理性分析我國假釋制度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探究該制度本身及司法適用上所留下空間，以期能為我國假釋制度的再完善作出切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