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就業機會不平等。從目前我國現狀來看，對農民工就業機會的限制過多，剝奪了農民工平等就業機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直接對農民工在城市就業進行行政總量控制、職業和工種限制，農民工大多只能進入“二級勞動力市場”去從事城市勞動力不愿從事的臟、累、差的工作。二是對農民工城市就業的不公平性收費。農民工離開農村時要交費辦理計生證、待業證等，在城市還要交費辦理暫住證、健康證等，這些收費無疑提高了農民工的就業門檻。三是對城市居民就業和再就業的特殊優惠政策與措施，造成了競爭環境的行政干預和事實上的不平等就業。

(二)勞動關系不規范。目前仍存在部分用人單位不與勞動者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或內容不規范、不平等、不合理等現象。究其原因，一是農民工流動性較大。新一代農民工對工作環境、生活質量以及職業發展的追求更高，很難長期固定在一個崗位工作。勞動合同對于他們來說只是一種形式。二是缺乏基本法律意識。部分農民工不懂得通過法律途徑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建立勞動關系要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有些農民工雖然與用人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但對勞動合同的內容是否平等、是否合理沒有基本的判斷能力，甚至有些人與用人單位簽訂了“事故責任自負”的違反法律規定“生死合同”。

(三)工資待遇難保障。主要體現為過度壓低工資和同工不同酬。一是很多企業規避法律規定，把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作為農民工的工資標準。二是農民工從事與城市市民同樣的工作，但工資明顯低于城市工人工資，同工不同酬現象比較普遍。三是設置苛刻條件，如餐飲、建筑等行業實行全月標準，缺勤一天扣一天工資;一些半生產半停產的企業和單位實行計件工資，給農民工生活帶來了極大不確定性。四是拖欠農民工工資，以建筑業為例，有的工地每個月只發相應生活費，工資報酬等到工程結束或者年底一起結算，遇到包工頭攜款跑路，一年辛勤勞動將得不到報酬，使得很多農民工為討要工資選擇過激方式。

(四)工作環境不達標。很多用人單位無視法律規定，不提供勞動保護設施，使農民工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受到威脅。一是勞動安全沒有保障。一些非公企業使用的生產原料中含有致害化學物質,大大增加了事故傷害和職業病危害的發生率。二是勞動環境和工作條件惡劣。多數非公企業為降低成本,不為農民工配備勞保用品。國家統計局對農民工生活質量的專項調查表明,有半數以上的農民工反映工作崗位的安全防護措施不夠嚴密。三是女性農民工特殊保護政策得不到落實。

(五)社會保障不到位。由于社會保障制度很不健全，用人單位社會保險辦理率比較低,一些農民工工傷或患職業病后得不到有效救濟，病無所醫、老無所養的問題尤為突出。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一是農民工流動性較大，就業狀況不穩定;二是用人單位往往以農民工不好參保、不愿投保為理由規避法律責任。據統計，2011年，全國參加工傷保險的農民工只有6837萬人，僅占農民工總數的27%。

(六)維權組織缺乏。農民工在維護自身權益和平衡勞動關系方面的組織化程度還很低。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于檢查工會法實施情況的報告指出：“由于宣傳工作不到位、農民工流動性大等多種原因，部分農民工不了解工會法和工會的作用，加之有些基層工會作用發揮不夠，凝聚力不強，農民工入會積極性不高。目前我國由農民工加入工會的不到三分之一。”農民工沒有自己的工會組織，“決定了農民工階層無論是在面對市場(企業)時還是在面對國家代理人(政府)時，都是脆弱的”，“組織化程度偏低，消解了將農民工個體微弱的聲音凝聚起來的可能，削弱了農民工的整體話語能力。”

農民工是否是勞動關系主體的認定

農民工具有身份上的兩重性。作為農民中的一個階層，農民工擁有農民身份，通常還有土地或其他生產資料，同時從事第二、三產業以謀生存，他們與沒有任何土地或其他生產資料的城鎮勞動者畢竟有所區別，因為城鎮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是他們維持生活的唯一來源，一旦失去工作則難以維持生存。因此，城鎮勞動者需要養老保險、失業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等。但是對于農民工而言，他們失去了工作之后依然可以用土地維持自己的基本生存，而且在集體土地上可以建自己的住房，對于進入城市，他們基本是“可進可退”，不像城鎮勞動者除了工作之外別無出路和生存機會。這也造成了實踐中用人單位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時，許多農民工并不愿意的現象，他們認為自己總有一天會返回農村，以后的養老也可依靠子女，繳納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險實際上減少了他們的收入。這種情況也給用人單位帶來了很大的困擾。

依據《勞動法》第2條和《勞動合同法》第2條有關適用范圍和對象的規定中，都沒有對農民工是否屬于該法規定的“勞動者”范疇作出明確規定。

第一種觀點認為，按照《勞動合同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民辦非企業單位等組織、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與其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訂立、履行、變更、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依照本法執行。因此，立法并沒有將農民工排除在外。第二種觀點認為，農民工不是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者，不應當適用《勞動合同法》。

勞動關系，是指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為其成員，勞動者在用人單位的管理下提供有報酬的勞動而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勞動合同法》調整的對象是必須與用人單位有勞動關系的勞動者。在學理上，一般將勞動者界定為職工，勞動者即勞動法意義上的職工。職工是由用人單位所錄用(雇傭)并在用人單位管理下從事勞動以獲取工資收入的法定范圍內的勞動者。國家公務人員、軍事人員、農業工人、家庭傭人、企業經理等分別在有的國家被勞動法排除在職工范疇之外。在我國的勞動法學理上，雖然還沒有直接將農民工納入職工的范疇，但也并沒有將農民工排除在外。

而實踐中也有一些規范性文件對農民工勞動糾紛的問題作出了專門規定，比如《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建設部等部門關于進一步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問題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04〕78號)第12條規定，施工企業招用農民工，必須按照《勞動法》及相關規定，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辦公廳關于農民工適用勞動法律有關問題的復函》(勞社廳函〔2003〕180號)規定，凡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的農民工(包括農民輪換工)，應當適用《勞動法》。從這些規范性文件上來看，農民工只要與用人單位有勞動關系，應當屬于勞動法上的勞動者，享有與城鎮職工一樣的勞動者權利，必然受《勞動合同法》的調整。

但是，在社會保險領域，對農民工采取特殊的處理方法，主要是基于其亦工亦農兩重身份的考慮，以免在城鎮勞動者與農民工在擁有土地和生產資料有區別的情況下卻規定兩者的法律地位和待遇完全一樣，產生新的不平等。故在享受社會保險待遇的范圍領域，允許農民工與城鎮職工有所差別。農民工可以享有工傷、醫療保險以及失業之后一定的失業補助，對于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住房公積金而言，目前他們是不享受的。但是，就養老保險而言，我國正在建立農民養老保險制度，在不久的將來，農民工同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享受養老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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