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當中，拆遷是我們經常見到的，如果涉及到農村，村里拆遷賠償標準是什么以及最新規定有哪些呢？其實根據相關的規定，村里拆遷賠償標準是房屋拆遷補償根據結構年限而定，建筑面積按照規定計算，補償費包括人工費、材料損失費、裝飾費等，具體的標準請看下面的內容。

房屋拆遷補償根據結構年限而定，建筑面積按照《建筑面積計算規則》計算，補償費包括人工費、材料損失費、裝飾費等，具體拆遷補償標準如下：(一)房屋拆遷補償重置價格。(二)構筑物拆遷補償。

第一，法律規范移位。

拆遷是公法行為，屬于對公民重大財產權的征收，涉及對民事基本權利及財產權利的調整。從法理上說，拆遷房屋應由憲法等相關的上位法作出規定，并符合嚴格的法定條件。今年全國人大十屆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十條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這一條的修改，為農村房屋拆遷提供了憲法依據。也就是說，征地權的行使只有在符合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才是合法的，如果這種從農村土地向城市土地的轉換并不具有公共利益性質，如征地目的是修建高爾夫球場、開發房地產等純屬盈利性質的用途，政府就不應該啟動征地權。由于我國現行法律沒有對“公益”和“經營性”作出明確界定，用地性質的判別完全由政府隨意確定。事實上現在不論何種投資主體搞建設，都是以公共利益為由進行征地拆遷。上位法缺乏對下位法和地方政府行為的必要約束，公權力濫用越來越離譜，致使許多地方掛公益“羊頭”賣商業“狗肉”以規避法律，個別地方甚至已經發展到索性取下“羊頭”公然無視憲法的地步!

迄今為止，我國沒有一部規范房屋拆遷行為的法律，僅有國務院頒布的專門針對城市居民房屋拆遷的行政法規——《城市房屋拆遷條例》。長期以來，大量的農村房屋拆遷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對農民房屋的私有財產權，一直采取忽略或放任態度，甚至根本就沒有獨立的房屋概念，在可見的法律法規中，房屋僅被包含在“附著物”之中，嚴重混淆了農民土地的集體所有性質和房屋的私有性質。地方政府在辦理農村房屋拆遷補償事宜時，主要參照國有土地的城市房屋拆遷補償辦法進行，有的甚至連參照的資格都沒有，農民公平受償權利在法律上就受到了不當的限制，把本該由上位法保護的農民的合法財產權，移位于下位法，由地方性法規、規章及其以下的規范性文件擅自處分農民的財產。這種法律的移位，不能不說是我國法律的一大缺憾。

第二，農村土地所有權缺位。

目前，農村集體土地產權不清，是農村房屋拆遷農民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的深層次原因。

我國現行《憲法》第十條中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有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農民集體所有實質上是一種所有權主體缺位的所有制。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代表究竟是誰，集體所有到底又歸誰所有?立法和實踐中都不甚明確，理論與現實是兩張皮。土地管理法第8條進一步確定了鄉農民集體、村農民集體和村民小組農民集體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代表，其實不然。首先，鄉農民集體經濟組織事實上不存在。政社合一的體制廢除后，不論是在法律規定中還是事實上都不存在所謂的鄉農民合作社。因而也就找不到一個代表鄉農民集體的組織或機構作為農村土地所有權的代表，法律規定的鄉農民集體所有，實際上是無人所有。鄉政府作為一級國家行政機關，在法律上不可能成為集體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存在著鄉集體土地無人所有的缺陷，使鄉政府對土地的管理職能與所有權合二為一，集體土地事實上成了國有土地。其次，村民委員會也不能作為農村土地所有權的代表。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第2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不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而是農村群眾性自治組織。因而，它不能成為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者。再次，村民小組也不能作為農村土地所有權的代表。因為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村小組的組織基本解除了，況且村民小組僅僅是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不是一級集體組織，因而它也不能作為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代表。

實際操作中，農民憑借擁有的土地承包權、使用權和宅基地是無法獲得平等的談判地位的，無法在承包權或使用權讓渡過程中獲得土地增值的最佳收益，而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小組等憑借法律確認的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實質上在代替農民行使著補償安置費、勞力安置費的測算、支配和使用權，這就難以避免損害農民利益的現象發生。

文中已經提到了有關拆遷的標準，尤其已經解釋了村里拆遷賠償標準是什么，以及最新規定有哪些，如果讀者還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讀者可以選擇在業余時間進行相關規定的學習，也可以到律霸平臺咨詢，我們有專業的律師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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