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失共同犯罪中應當區分主犯、從犯。一般來說在實施過失行為時處于領導支配地位,或者個人行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起主要作用的,應當承擔較重的刑事責任,為過失主犯。居于被領導被支配地位,或對危害結果的發生起較小作用的,應當承擔較輕的刑事責任。各行為人地位相當應當承擔同等責任。[14]比如大興安嶺火災有關領導就是過失主犯,林場工作人員就是過失從犯,區分主犯、從犯才能做到量刑中的客觀公正,符合罪責刑相一致的刑法基本原則。因此過失共同犯罪中區分主犯、從犯是完全有必要的。
侯*云教授認為:“實行犯、教唆犯、幫主犯都可以成立共同過失犯罪。”[15]我認為教唆和幫助都應當以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為前提,在所謂過失教唆、過失幫助的場合,教唆者和幫助者的行為雖然在客觀上起到銀器、幫助其他行為人的客觀作用,如果教唆者和幫助者本身沒有故意是不能夠成立教唆犯和幫主犯的,共同過失行為應該被限定為共同實行行為,即只有直接參與造成危害結果的人才能成立過失共同犯罪,過失教唆和過失幫助不應當包括在過失共同犯罪共同行為的內容中。
理由大致有以下幾點(1)從刑法的謙抑主義出發,應該認為過失教唆和過失幫助行為不具有可罰性,因為過失教唆和過失幫助和危害結果的聯系只是很偶然的,如果承認過失教唆犯和過失幫主犯就會株連無辜,又任意擴大刑罰打擊面之嫌疑。(2)如果承認過失教唆犯和過失幫主犯就違背了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由于共同過失犯罪中各行為人主觀上都是過失,他們不希望危害結果的發生,不可能聯合起來共同實施過失犯罪,這種沒有罪過聯系的行為之間至多只能存在純客觀的聯系,將這種純客觀的引起或幫助了他人的過失犯罪行為稱為過失教唆行為和過失幫助行為,似乎有客觀歸罪之嫌,因而是不可取的。[16]因此很多學者主張對過失幫助和過失教唆的場合按《刑法典》13條“但書”規定認為情節顯著輕微不認為是犯罪就可以了。(3)教唆和幫助的詞義本身就帶有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產生的后果有所認識,有故意的意思。那么過失教唆和過失幫助,似乎給人一種自相矛盾的感覺。這種感覺就像79年刑法中“過失殺人罪”給人的感覺一樣。就像張明楷教授指出的:“實施過失行為的意圖的說法本身就難以成立。”[17]因此教唆犯和幫主犯必須故意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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