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法對1979年刑法進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刑法不僅體現在立法技術上的改進，而且體現在貪污罪構成要件的變化。刑法382條、383條及相關條款，是保護公共財產所有權、維護國家和集體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國家廉政建設的有力武器。因此，正確理解和適用貪污犯罪的有關法律條款是我們司法機關打擊經濟犯罪的基礎。筆者從以下幾個問題分別探討貪污罪的構成要件及處罰原則。一、關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貪污罪的犯罪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國家工作人員和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或者人民團體的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為本罪的主體。刑法九十三條規定：“本法所稱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刑法九十三條對貪污罪的主體進行了羅列式的說明，但在司法實踐中，具體界定貪污罪的主體仍舊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對國家機關如何界定？黨委機關是否屬于國家機關？如何理解“委托”？口頭委托或一次性委托是否能作為刑法意義上的委托？如何理解“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等等。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的理解，在刑法理論界歷來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觀點認為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應擴大解釋，理由：1、我國是以公有制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二條規定：“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公共財產。”其他法律諸如民法等都對公共財產加以特別保護，那么，刑法也不能例外，擴大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有利于保護公共財產；2、我國正處在特殊的歷史發展時期，經濟體制改革正在進行，國有資產流失是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大問題，為了有效防止國有資產繼續流失，必須加大懲治力度，對國家工作人員進行擴大解釋，有利于這一工作的開展。同時，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政企分開是主旋律，剛剛分離出來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如果不將其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難免會放縱一些不法分子；3、國家工作人員的概念不能等同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公務員，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只能作為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擴大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有利于我國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開展。另外，從國外立法來看，刑法意義上的公職人員都沒有限定在公務員范圍內。另一種觀點認為，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應當盡量縮小，理由：1、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本質特征是依法從事公務，而其他主體都沒有這種職責，比如企業人員的職責是增值和營利，為了突出打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的犯罪，不應當將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一同并入國家工作人員，只有這樣，才符合貪污罪的本質特征；2、1979年刑法對國家工作人員的界定已不符合當前市場經濟發展的方向，79年刑法制定時，我國還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而今天，政企分開已是主旋律，我國加入了WTO，對外貿易全面開展，如果依舊將不應該列入貪污罪主體的人員以貪污罪定罪處罰，不符合我國改革的方向，也不利于我國對外貿易的進行；3、對國家工作人員的從嚴掌握并不影響對國有資產的保護，對國有財產的保護不僅僅有刑法有關貪污罪的條款，而且還有諸多條款、諸多的法律法規都可以起到調整作用；4、對國家工作人員的擴大解釋，在司法實踐中不易操作，同時也于其他法律法規不甚協調，因此，對國家工作人員應當從嚴掌握，不易擴大解釋。以上兩種觀點針鋒相對，對國家工作人員的不同評價，體現著不同的價值取向。新刑法采用列舉的方法對國家工作人員予以了說明，既沒有僅僅限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也沒有過分擴大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而是結合我國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現狀，對以上兩種觀點予以折衷。筆者認為，正確界定國家工作人員，應當把握國家工作人員的本質特征，那就是依法從事公務。“公務”從字面理解，是指關于國家和集體的事務。法律意義上的“公務”是指在國家的行政、企事業管理活動中，實施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的活動。它等同于職務，不同于勞務。公務應當具有以下幾個特征：1、公務具有國家權力性，行為人的行為代表著國家，其行為后果由國家來承擔，且其行為具有法律依據；2、公務具有職能性，也就是說，行為人具有實權性；3、公務具有管理性，公務行為體現的是一種上對下的強制性行為，不存在等價交換的交易行為。毫無疑問，只要主體行為具有公務性，那么該主體就應當被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