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修改受賄罪以更好地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銜接,更有力地打擊賄賂犯罪的討論由來已久。文章從我國受賄罪的立法規定與打擊受賄罪的實際需要出發,提出了我國現行受賄罪的立法缺陷,并結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有關內容和其他國家有關受賄罪的立法規定,提出了擴大受賄罪中賄賂”的范圍、取消為他人謀利益”的構成要件及構建定罪量刑二元標準的立法建議。關鍵詞:受賄罪立法完善我國刑法第38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15條第2款對受賄罪的規定為:公職人員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或實體直接或間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當好處,以作為其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者不作為的條件。對比我國刑法規定,《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規定的受賄罪與我國刑法規定的受賄罪在犯罪構成條件、犯罪客觀方面、賄賂的內容等方面存在較大差別。根據國際法必須信守原則及《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對各締約國提出的要求,我國刑法應力圖使規定的內容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內容接軌,這樣既有利于懲治腐敗,也有利于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為此,應從以下幾方面完善我國受賄罪立法。一、擴大受賄罪賄賂”范圍根據我國《刑法》第385條的規定,受賄罪的犯罪對象賄賂”僅限于財物。司法實踐中,許多受賄犯罪確實是以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形式進行的。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實踐中出現了大量不以財物為對象的受賄,一些國家工作人員在執行公務期間,利用職務之便要求或接受他人設立的股權、債權,免費提供勞務,免費出國旅游、出國留學,甚至提供性服務。這些非法利益嚴格說不同于刑法上的財物”,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索取或收受這些非法利益也不符合刑法關于受賄犯罪構成的規定。針對這一情況,一些學者認為不能囿于傳統的觀念,應當根據賄賂罪犯罪的新情況、新特點,修改受賄罪的犯罪構成,將賄賂”的范圍從財物”擴大到財物及財產性利益”;有的學者認為賄賂”除包括財物和財產性利益外,還應包括如提級晉升、遷移戶口、賦予榮譽、提供性服務等非財產性利益。從司法層面看,在原則上堅持賄賂為財物的同時,當前對于賄賂范圍的理解和掌握上有一定程度的突破,部分可以直接物化的財產性利益如免費旅游、無償勞務、債務免除、消費權證等有時也會視具體情況被認定為賄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也正體現了這一點。至于非財產性利益如招工提干、調換工作、遷移戶口、晉升職務等則一般不被視為賄賂。我們認為,為了有效打擊各種賄賂犯罪,我國刑法應擴大受賄罪范圍,將財產性利益和非財產性利益全部納入受賄范圍,即將賄賂擴大至一切不正當利益,凡是能夠滿足受賄人需求或欲望的有形或無形利益均可以成為賄賂。理由如下:(一)符合受賄罪的本質特征受賄罪是以權謀私的犯罪,其本質是褻瀆、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無論收受或索取的是財物還是其他不正當利益,都毫無疑問地構成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廉潔性的侵犯,其社會危害性的本質是一樣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化的現實生活中,無論是財物還是其他不正當利益,都能滿足以權謀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質或者精神需求。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欲求的利益范圍實際上也在不斷地發展。如果我們一方面打擊受賄犯罪,另一方面卻把賄賂限制在財物或財產性利益上,勢必會放縱犯罪。因此,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謀取財產性利益或非財產性利益的行為規定為受賄罪,完全符合受賄罪的本質。(二)打擊現實受賄犯罪的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人對物質利益已不屑一顧,而注重對各種非物質的、精神需要的追求,受賄行為不再是單純的錢權交易”,而呈現多樣化的特征。在司法實踐中,受賄罪的社會危害性大小并不僅僅取決于收受財物的數額,收受較少財物或收受非財產性利益的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可能比收受財物多的更為嚴重。如有的稅務干部收受納稅人財物數千元,卻不征或少征稅款,導致國家稅收損失數十萬元;有的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接受他人提供的性受賄”,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如果僅僅因為收受的財物數額不大或不是財物,而不以受賄罪處理,就違背了立法原意,從而嚴重影響反腐敗的實際效果,放縱了大量實質上的受賄犯罪。正因為收受財物以外的其他財產性利益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也能夠體現受賄罪的本質及其危害程度,所以把它們包括在賄賂范圍之中是合理的,也是打擊現實生活中受賄犯罪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