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犯罪侵犯的客體看，詐騙罪侵犯的是單一客體，侵犯公私財物所有權破壞市場經濟秩序。

由此也可以確認合同詐騙罪的危害性大于普通詐騙罪，相應的在量刑時也應對合同詐騙罪的處罰重于普通詐騙罪才是罪刑適當。但實踐中卻與之恰恰相反，侵犯復雜客體的犯罪比侵犯單一客體的犯罪還輕。

例如，實施詐騙20萬元，按普通詐騙罪應處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若是以合同形式詐騙，按照合同詐騙罪則只能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再如，實施詐騙8000元，按照普通詐騙罪應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若行為人是以合同形式實施的詐騙，按照合同詐騙罪標準則不構成犯罪。這明顯與1997年修訂《刑法》增加合同詐騙罪的目的和初衷背道而馳。

由于法律規定的不明晰性，造成與“依法辦案”原則沖突，實踐中經常將普通詐騙罪擴大為合同詐騙罪，從而形成輕刑趨勢，不利于打擊犯罪?！昂贤痹诓煌姆芍杏胁煌慕忉?，我國《刑法》中合同詐騙罪的“合同”概念是從原《經濟合同法》演變過來的，隨著1999年《合同法》的頒行，《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同時被廢止，經濟合同體現在《合同法》中統稱為合同，《合同法》中未沿用經濟合同的概念，這表明經濟合同已喪失了其原有立法基礎。《合同法》中的合同是指“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橐?、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所以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如何理解，無法讓執法者甚至是學者有統一的認識。但從合同詐騙罪法條字面看，“合同”并未限定哪種合同，依《合同法》規定，合同包括的范圍很廣，不僅包括經濟活動中的交易合同，也包括民事主體之間的借款、贈與等合同，而且，協議也是合同的一種。由于法律對合同概念存在立法不明晰性，因而造成執法不一的局面，這也是導致合同詐騙犯罪上升的一個原因。

二、從合同詐騙罪的主體構成要件上加以限定，從立法上完善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罪被規定在《刑法》擾亂市場秩序一節中，說明立法的初衷之一是對侵害市場秩序的行為加以打擊。市場秩序離不開市場主體，市場主體也稱市場經營活動的主體，即有市場經營主體資格，遵照一定的程序設立，有依法核準的經營范圍的單位，以及可以進入市場的自然人。如果對合同詐騙罪的主體擴大為進入市場的一切自然人，其中包括假冒市場主體的人或合伙，勢必形成一種趨勢，即，只要是以合同形式出現的詐騙，均以合同詐騙論處，使合同詐騙成為普通詐騙的翻版，但處罰上卻較詐騙罪明顯輕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