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被告人劉*福與被害人張某自愿登記結婚，婚后家庭積蓄主要由張某掌管。1999年7月中旬，夫婦為經營中巴客車，向張的母親籌借1萬元現金和6萬元的存款(以張之弟的名義存入銀行)。同月20日晚，劉*福與女友秦某到被告人古*將暫住處玩耍。閑談中，劉*福產生與秦一起生活的念頭，但考慮到離婚后無錢，劉*福遂提出以與古合伙經營豬油生意為幌子，騙張某帶10萬元繳納定金，并在途中予以劫走，古同意。隨后古*將按劉*福的旨意打電話到劉-家，劉*福趁機將此事告知張某，騙取了張的信任。同月23日下午，劉*福邀表弟被告人倪-倫到古的租住處共謀搶劫細節。劉提出人少了，三人商定由古*將再找兩人、倪-找一人幫忙。古*將邀來被告人王*文、胡*全，倪-倫邀來被告人倪*倫，劉*福講明事由后，商定了搶劫的時間、地點、財物存放地，并進行了分工。當日晚，劉*福告知其妻帶10萬元到江北區灰壩社屠場與古*將一道去繳納定金。24日下午，劉*福夫婦從銀行取出夫妻共同積蓄3萬元和借款7萬元，并于當晚8時許電話告知了古*將。古*將得知劉*婦已從家中出來，又立即告知胡*全、王*文、倪-倫、倪*倫準備行動。劉*福攜帶裝有10萬元現金的挎包與張某到達約定的古*將暫住處附近的一芭蕉樹時，按照分工，等候在此的胡*全持木棒沖上前拉住劉*福的手，威脅不準動，倪*倫捏住劉*福頸部，并拿走劉攜帶的背包，王*文捏住張某的頸部威脅不準吼，并持水果刀抵其腰部。被害人張某呼救并被絆倒在地，緊抓王的褲子。倪*倫前來幫忙被張某抓住背包帶，倪*倫即拳打張頭部后拖斷背包帶將背包搶走，與王、胡逃離現場。劉*福佯裝追趕，要張某去叫古*將。倪*倫攜贓逃至倪-倫租乘的三輪摩托車接應處，與倪-倫前往渝中區南區路被告人吳*義的暫住處，倪-倫將搶劫之事告知吳*義，并稱要在吳家等候劉*福聯系。次日，倪-倫從贓款中取出500元開支。

案發后，公安機關將古*將傳訊歸案，古協助公安機關分別在劉*福家和江北區紅旗河溝車站附近，將劉*福、王*文抓獲。劉*福歸案后協助公安機關在江北區陽光城附近將倪*捉獲，并從倪-倫身上繳獲贓款450元。倪-倫協助公安機關在吳*義暫住處，將吳及倪*倫捉獲，并起獲贓款99500元。胡*全在江北區灰壩社暫住處被公安機關捉獲。

另外，案發后，被害人張某多次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要求無罪釋放劉*福，稱劉*福所搶10萬元現金，是她與劉*福共有的家庭財產，劉*福有支配權，劉*福搞的是假搶，并未侵犯她的財產權益，如果知道此案系劉*福所為，她絕對不會報案，即使劉*福拿走那10萬元，她也沒有意見。

裁判結果

江北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劉*福為獨占夫妻共同所有的錢財，邀約被告人古*將、倪-倫、倪*倫、王*文、胡*全等采用暴力、威脅手段，劫走夫妻共同所有的現金10萬元，其行為均構成搶劫罪，且數額巨大。被告人吳*義明知被告人倪-倫、倪*倫參與搶劫犯罪，而為其提供隱藏處所，其行為已構成窩藏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應予支持。被告人古*將、劉*福、倪*均有立功表現，應依法減輕處罰。被告人劉*福首先提出犯意，為主邀約其他被告人，決定分工，在共同犯罪中起組織、指揮作用，系主犯，依法按其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被告人古*將、倪-倫、倪*倫、王*文、胡*全在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作用，系從犯，依法應當減輕處罰。庭審中，被告人劉*福提出無獨占夫妻共同財產目的的辯解，與其到案后的供述自相矛盾，也與被告人古*將、倪-倫的供述不合，故其辯解理由不成立。其辯護人提出的搶劫夫妻共同財產不構成犯罪的辯護意見與有關法律規定相悖，不予采納。被告人倪*倫、胡*全、古*將提出系幫劉*福的忙而無非法占有目的，不構成搶劫罪的辯解以及被告人倪-倫提出未直接實施搶劫行為不構成犯罪的辯解，也與我國法律規定相悖，故其辯解理由不成立。根據本案具體情況以及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第(四)項、第三百一十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八條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之規定，于2000年10月26日判決如下：

1.被告人劉*福犯搶劫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五千元。

2.被告人倪*倫犯搶劫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二千五百元。

3.被告人王*文犯搶劫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二千元。

4.被告人胡*全犯搶劫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二千元。

5.被告人古*將犯搶劫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二千元。

6.被告人倪-倫犯搶劫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一千五百元。

7.被告人吳*義犯窩藏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四個月。

8.追繳的贓款九萬九千九百五十元，發還給被害人張某。

9.責令被告人劉*福、倪*倫、王*文、胡*全、古*將、倪-倫共同退賠被害人張某經濟損失五十元。

一審宣判后，各被告人沒有提起上訴，檢察機關也沒有抗訴，判決已發生效力。

主要問題

1.丈夫伙同他人搶劫夫妻共同共有財產的行為如何定性?

在審理本案的過程中，對于被告人劉*福作為夫妻共同財產的所有人伙同其他被告人搶走夫妻共同財產10萬元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劉*福等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理由是：

(1)劉*福的行為沒有侵犯他人的財產權利。本案中，被告人劉*福所搶的是夫妻共同財產。夫妻共同財產，屬共同共有，夫妻任何一方都有處置權。共同共有人在處分共同共有的財產時，應當征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如果其中的一個或部分共有人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而處置了共有財產，只是處置是否有效的問題，不存在犯罪問題。本案被告人劉*福將10萬元夫妻共同財產變為自己單獨控制、支配下財產的行為，其意圖雖然事前不為其妻被害人張某所知，但案發后，被害人張某認為劉*福有權支配、處理所搶走的10萬元，還以書面和口頭形式請求司法機關不要追究其刑事責任。劉*福的強行占有共同共有財產的行為，一經其妻的事后追認，即為有權行為和合法行為。由此，劉*福對這10萬元在主觀上的占有目的和客觀上實施的占有行為即轉化為合法，這使得劉*福的行為不能完全具備搶劫罪的構成要件。

(2)劉*福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還沒有達到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程度。首先，如前所述，劉*福伙同他人搶劫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沒有侵犯他人的財產權;其次，劉*福等人對被害人張某人身權的侵害也沒有達到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程度，他們雖然對張某實施了脅迫和暴力行為，但程度輕微，未對被害人造成較重的危害后果。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劉*福等的行為完全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應當以搶劫罪定罪。

2.對于共同共有人搶劫共同共有財產的犯罪行為，犯罪數額如何確定?

本案中，劉*福等被告人的犯罪數額認定問題也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共同共有財產不等于被害人的個人財產，其中包含有被告人的份額，被告人只能對共同共有財產10萬元中被害人所屬份額負刑事責任;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應對所搶的共同共有財產10萬元全額負刑事責任。

裁判理由

(一)被告人劉*福伙同他人搶走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構成搶劫罪

首先，共同共有財產可以成為搶劫罪的對象，劉*福等被告人搶劫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利。

共同共有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對全部共有物不分份額的享有平等的所有權。共同共有人對共有物處分時，必須取得一致意見，未經其他共有人同意處置共有物的行為，無疑是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利。其他共有人的事后追認，并不能否認先前處置行為的侵權性質。未經其他共有人同意處置共有財產的行為，不僅僅是處置是否具有民事效力的問題，而且，“處置”行為如以搶劫為手段的行為，如果超出了民事違法的界限，便可以構成犯罪。劉*福伙同他人，在其妻張某不知情的情況下，使用暴力、脅迫手段強行搶走其攜帶的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侵犯了張某對涉案的10萬元夫妻共同財產的所有權，已經不是僅為民法意義上的“處置”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已超出了民事法律的調控范圍。

以家庭共同財產為侵害對象的行為能否構成犯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四)項規定：“偷拿自己家的財物或者近親屬的財物，一般可不按犯罪處理;對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處罰時也應當與在社會上作案的有所區別。”這就確定了這樣一個基本原則：家庭共有財產屬于侵犯財產罪中的他人財產，符合其他犯罪構成要件的侵犯家庭共同財產的行為應當構成犯罪。根據上述解釋，盜竊自家財物的行為尚可構成犯罪，“舉輕以明重”，搶劫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無論性質還是危害程度較之盜竊家庭共同財產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劉*福搶劫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也可以構成犯罪。

其次，劉*福等被告人的行為具備了搶劫罪的構成要件，不屬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情形。劉*福等被告人主觀上具有搶劫他人財物的目的，客觀上實施了搶劫他人財物的行為，與一般搶劫罪無異，以搶劫對象是夫妻共同財產和被害人張某事后的態度否定被告人劉某主觀上具有搶劫故意，客觀上侵犯他人財產權利的觀點是錯誤的。但其行為是不是社會危害性小，情節顯著輕微，而沒有追究刑事責任的必要呢?從案情來看，劉*福意圖與其妻離婚，伙同多人施暴于其妻，強行搶走財物，自己卻佯裝受害，情節惡劣，手段卑鄙;伙同他人搶走現金10萬元，數額巨大。無論從搶劫的動機、手段、情節還是數額來看，劉某的行為都不屬于刑法第十三條“但書”所規定的“不屬于犯罪”的情形。由于本案屬于公訴案件，不是被害人可以自訴、可以撤回起訴的輕微刑事案件，因此，被害人張某事后的態度，對劉*福構成搶劫罪沒有影響，只能作為對劉*福量刑因素加以考慮，而不能以此認定為所謂“對劉某處置夫妻共同財產的事后追認”，使劉某的搶劫行為由非法轉化為合法。

再次，被告人劉*福伙同被告人古*將、倪-倫、倪*倫、王*文、胡*全使用暴力手段從被害人張某手中搶走10萬元現金的行為構成搶劫罪的共犯。在被告人劉*福的授意、安排下，各被告人的行為相互聯系，構成一個整體，劉*福是整個搶劫行為的決策者、指揮者，是主犯，應當對全案負責，其他人作為搶劫罪的共犯，共同對搶劫罪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二)劉*福及其他被告人應當對所搶劫的夫妻共同財產10萬元全額負刑事責任

犯罪數額是某些犯罪社會危害性的重要表現，準確認定犯罪數額對于有關犯罪的定罪及量刑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共同犯罪的犯罪數額認定問題比較復雜，對于本案，共同犯罪人搶劫其中一被告人的夫妻共同財產，其犯罪數額的認定就存在分歧意見。我們認為，各被告人應對所搶10萬元共同共有財產全額負刑事責任。理由在于：

首先，符合罪刑相適應的原則。主張被告人只對共同共有財產中屬于被害人的份額承擔刑事責任的觀點認為，被告人全額負責有違罪刑相適應原則，加重了被告人的刑事責任，這種看法是不妥當的。因為夫妻共同財產在析產前是無法分割的，就被告人所搶劫的10萬元而言，認為其中必然包含有屬于被告人的份額的看法是武斷的，夫妻共同財產并非簡單的一分為二或者按照某種比例將某項財物予以分割。該10萬元最終可能完全歸屬于被告人或者被害人，也可能由雙方分割后各自擁有一部分。從被害人的角度講，自己被搶的是10萬元，而非只損失了其中僅屬于自己的份額，從民事法律關系看，如果行為人搶劫10萬元的事實未被發現，那么，被害人在損失共同共有財產10萬元中屬于自己的份額之外，還應在以后的生活中承擔起共同歸還10萬元債務的責任。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四)項中所規定的對盜竊家庭共有財產行為的處理方式中，并沒有作出被告人僅對共同共有財產中不屬于自己的份額負責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以共有財產或者公共財產為犯罪對象的犯罪，如以混合所有制企業中的公共財產為對象的貪污行為，對行為人的犯罪數額的認定也都是全額認定。上述處理情形可以為我們認定搶劫共同共有財產的犯罪數額提供參照。實際上，按照共同共有財產分割后的數額認定罪與非罪、罪重罪輕不具有操作上的可行性。共同共有財產由于共有狀態的復雜性，夫妻共同財產更是在分割之前處于一種復雜狀態，如果按照財產分割后的數額認定犯罪，勢必帶來操作上的困難。

再次，各共同犯罪人均應對10萬元負責。對于作為夫妻一方以外的其他被告人，他們的犯罪對象是10萬元現金，與劉*福的身份不同，他們的行為不存在侵犯共同共有財產的問題，只是與劉*福構成共犯，如果認為其他共犯應對全案10萬元負責，而劉*福僅對部分犯罪數額負責，顯然是不公正的。只有在所有被告人均對犯罪總額負責的基礎上，分清主從，區別情節，才能準確確定各被告人的刑事責任。

當然，對于以夫妻共同財產為犯罪對象的搶劫行為，由于其特殊性，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四)項中所規定的對盜竊家庭共有財產行為的處理方式，處刑時應適當考慮，酌情從輕處罰。本案中，司法機關考慮到這些因素，做到了定性準確，量刑適當。

來源：《刑事審判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