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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最大的區別就在于主體不同，而且有部分犯罪只能是單位犯罪，個人無法實施，但是很多人就覺得有一個誤區在這里，單位不就是由個人組成的嗎，那么單位犯罪實質上就可以認定為個人犯罪，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在司法解釋當中也會提到，但是司法解釋對該問題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下面就跟小編來看看單位犯罪的立法解釋有哪些缺陷吧。

最高司法機關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就單位犯罪頒布了大量的解釋、批復。這些司法解釋對統一單位犯罪案件的處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理論支撐，又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缺陷。

歸納起來，這些缺陷主要有以下四種：

1、單位犯罪主體資格的否定標準設置不當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2條規定：“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第3條規定：“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由實施犯罪的個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關自然人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

上述第2條規定意圖通過適用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懲治真正的犯罪人。但是，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僅是無視法人的獨立人格，而不是消滅法人的主體資格。在單位犯罪的場合，法人的主體資格仍然存在，仍然具備受責的前提。可見，以法人人格否認制度來區別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并不具有合理性。

而以設立單位的目的是否是進行違法犯罪，或者以單位的主要活動是否是實施違法犯罪作為區分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標準，也極不具有可操作性。上述第3條規定為自然人犯罪設置了“違法所得由實施犯罪的個人私分”這一要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這又重拾了立法機關所舍棄的“為單位謀取非法利益”這一單位犯罪成立要件。

最高司法機關之所以對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界分煞費苦心，與刑法對單位成員犯罪與自然人犯罪設置不同的法定刑有著莫大的關系。正如有的學者所言，“由于我國現行刑事法律制度對個人犯罪的懲治力度通常比單位犯罪要強一些。因此，站在國家的立場上，撕開蒙在個人臉上的單位面紗，還他一個自然人犯罪的本來面目，有利于懲治犯罪，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

2、單位犯罪的形態結構認識不清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區分主犯、從犯問題的批復》規定：“在審理單位故意犯罪案件時，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不區分主犯、從犯，按照其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處刑罰。”

該批復存在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可不區分主犯、從犯”，是指對所有的單位故意犯罪，均不區分主犯、從犯，還是指對有的單位故意犯罪可以不作區分，但對有的單位故意犯罪，仍然需要區分?如果是前者，其理由是什么?如果是后者，其根據又在哪里?另外，區分和不區分的各自前提又是什么?

第二，既然肯定可以不區分單位成員之間的主從關系，為什么又要按各自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刑?根據共犯理論，主犯和從犯的認定，其依據主要是各共同犯罪人在犯罪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區分主從關系與“按照其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處刑罰”實際上是一回事。最高司法機關曖昧模糊、似非而是的批復，折射出其對單位犯罪形態結構認識的底氣不足。正如學者所言，這一司法解釋使用“可不區分主犯、從犯”的措辭，本身就表明最高司法機關在單位犯罪主體個數上尚無明確立場，而只是一種意見傾向。

3、單位犯罪的定罪量刑數額設置不妥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對高利轉貸、違法發放貸款、非法經營等犯罪，針對自然人與單位不同犯罪主體確定了不同的追訴標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以及走私國家限制進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針對自然人與單位不同的犯罪主體確定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標準。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侵犯著作權罪和銷售侵權著作品罪，針對自然人與單位不同的犯罪主體確定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標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規定按照相應個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的三倍定罪量刑。

上述司法解釋就同種犯罪針對單位與自然人規定了不同的追訴標準或定罪量刑標準，相當于對同種犯罪因犯罪主體不同而設置了不同的構成標準，這不僅直接違反刑法的規定，而且也違反了適用刑法平等原則。另外，司法解釋對有的犯罪適用同等原則，對有的犯罪適用區別原則;適用區別原則的，單位犯罪的數額標準與自然人犯罪的數額標準的比例規定又不盡一致。不客氣地說，最高司法機關在確定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數額標準時，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原則在指導，而是帶有相當大的隨意性。這種因犯罪主體的不同而對同種危害行為規定高低不同的定罪量刑標準的做法，其直接后果是，為不法分子規避法律大開方便之門。

4、單位犯罪的分離追訴理由不明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7條規定：“……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均無法歸案的單位走私犯罪案件，只要單位走私犯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且能夠確定訴訟代表人代表單位參與刑事訴訟活動的，可以先行追究該單位的刑事責任。

被告單位沒有合適人選作為訴訟代表人出庭的，因不具備追究該單位刑事責任的訴訟條件，可按照單位犯罪的條款先行追究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人民法院在對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直接責任人員進行判決時，對于扣押、凍結的走私貨物、物品、違法所得以及屬于犯罪單位所有的走私犯罪工具，應當一并判決予以追繳、沒收。……”

這一司法解釋體現了對單位犯罪中的單位和單位成員分離追訴的原則，這是司法實踐部門迫于現實需要而作出的選擇。但是，分離追訴是以責任分離為前提的。也就是說，只有認為在單位犯罪中，單位和單位成員均因各自的行為構成犯罪而承擔相應的責任，二者責任獨立，并不互相牽扯，才有實施分離追訴的可能。但根據通行的理論，“在法人整體犯罪中，法人成員是否負刑事責任，并不是追究法人刑事責任的必要條件，恰恰相反，法人構成犯罪，才是追究法人內部成員(自然人)刑事責任的依據和必要前提。”

“單位犯罪以雙罰制為主，個人的刑事責任是以單位構成犯罪并且追究刑事責任為前提，單位不構成犯罪，不承擔刑事責任，當然不存在單位中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作為個人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據此，對單位本身，可在單位成員未參與訴訟的前提下追究其刑事責任，但追究單位成員的刑事責任，則須以單位構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責任為前提。在單位未被定罪或未參與訴訟的情況下，不能個別追究單位成員的刑事責任。但司法解釋的立場明顯與通說不同，其法理依據何在，有待探究。

綜上所述，關于單位犯罪的立法解釋有哪些缺陷這一問題，小編已經為大家整理了相關的資料，我們在對單位犯罪進行相關的整理的時候就要明白這一問題，不能講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相混淆，否則我們是無法準確定位的，如果說還是有其他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直接進行在線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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