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矛盾激化殺人是否判處死刑會不會立即執(zhí)行

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案件，通常系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宅基地糾紛、債權債務等民間沖突激化而引發(fā)。此類故意殺人案件一般呈現(xiàn)出如下特點：

(1)從犯罪原因來看，此類案件是由于長期的婚姻家庭糾紛、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所致。結合司法實踐來說，夫妻感情不和、奸情、談戀愛不成等因情產生矛盾引發(fā)的故意殺人案件占有較大的比例。被害人與犯罪人之間的是非曲直有時難有涇渭之分，甚至更有許多案件是由被害人過錯而引發(fā)，或者被害人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

(2)從犯罪主體上分析，犯罪人常以農民和無業(yè)者居多，文化程度偏低，極易沖動。而且，此類案件多發(fā)于有一定血緣、地緣、人緣關系的熟人社會中，被告、被害雙方大多是遠親近鄰或沾親帶故的關系，因矛盾疊加、沖突升級，沒有得到有效調和，最終釀成惡果;

(3)就犯罪主觀惡性而言，此類案件大多具有突發(fā)性，犯罪分子事先并沒有殺人的動機和預謀，而是受外界事物的強烈刺激產生情感的突然沖動，在失去理智的情況下殺人，事后案犯理智恢復又后悔莫及;

(4)從犯罪行為來看，犯罪人的行為通常都明確指向糾紛的另一方，并從形式上表現(xiàn)出以犯罪方法解決私人恩怨之私力救濟的特點;

(5)從案發(fā)后的社會反映來看，普通民眾對于此類案件往往表現(xiàn)出一定的心理承受力和容忍度，有時甚至會對被告人產生一定的同情心理。

正是由于上述特點，使得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罪有別于發(fā)生在社會上的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其他故意殺人犯罪。

雖然前者之犯罪行為也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后果，但無論是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及人身危險性，還是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往往都與后者有著較大的差異。盡管此類案件的犯罪人在犯罪當時情緒激烈，但后來大多有悔罪心理，有改造和挽救的可能，而絕非不可救藥。大體而言，他們要么屬于“不可殺”之列，要么可歸諸通常所謂“可殺可不殺”的情形。而之所以“不可殺”，則是因為犯罪人的行為并不符合“罪行極其嚴重”的死刑適用條件，或者雖系“罪行極其嚴重”但卻屬于“不是必須立即執(zhí)行”的情形。換言之，此類案件基于自身的特點通常都具有一定的可宥性。對此類案件不適用死刑立即執(zhí)行，并非僅僅因為其是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案件，歸根結底是因為行為不符合死刑立即執(zhí)行的適用條件。至于那些欠缺排除死刑適用理由的案件，只要不存在從重處罰的情節(jié)，亦可歸入“可殺可不殺”之列，并本著“少殺、慎殺”的政策精神一律不予適用死刑立即執(zhí)行。對于此類案件若不加區(qū)別地適用死刑，不僅不利于最終化解矛盾，甚至可能導致被告、被害雙方世代結冤，從而危及社會的穩(wěn)定與和諧。當然，考慮到現(xiàn)實國情民意以及死刑的實際運行狀況，對于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案件也不能絕對不適用死刑立即執(zhí)行。例如實踐中動輒發(fā)生的“滅門慘案”，即便系因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案件，在確屬必要時也可以對犯罪人適用死刑立即執(zhí)行。正因為如此，《紀要》及相關政策性文件在明確規(guī)定“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的同時，也保留了判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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