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脅從犯在受到脅迫時,雖有意志自由,但該自由是極其有限的。
只存在兩種選擇:要么接受脅迫者對自己的侵害,要么按照脅迫者的要求參與犯罪。無論選擇哪一個,他都將最終面臨不利的后果,而對兩者進行權衡,來自脅迫的危險更現(xiàn)實、更具緊迫性,因而在這種情況下脅從犯選擇犯罪具有不得已性,其主觀可恕性是明顯的。從另一方面看,它實際上是個人合法權益與國家、公共、他人的合法權益在被脅迫者心中的權衡,此時,要求被脅迫者舍棄個人合法利益,保全國家、公共、他人的利益,是不現(xiàn)實的。也即,脅從犯的適法期待可能性較差,那么刑法對其譴責與非難的程度就應相應降低。
第二,對脅從犯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也是分化犯罪分子的需要。
“法律應盡少促成犯罪同伙之間可能的團結”,本來脅從犯與其他共犯之間的結合就缺乏緊密性,在追究刑事責任時,對其與其他共犯區(qū)別對待,就會徹底打碎脅從犯與這些犯罪分子的聯(lián)結,從而有利于案件的偵破和審判。否則,便是將脅從犯推向共同犯罪人一邊,不僅有失法律公正,也徒然增加訴訟成本。
根據(jù)脅從犯的特點,考慮到與其危害程度相似的避險過當?shù)臍w責原則及我國對脅從犯一貫的立法精神, 筆者以為,脅從犯應是一個法定減輕或者免除刑罰處罰的情節(jié)。實踐中,在具體適用該情節(jié)的處罰原則,即在減輕、免除處罰以及減輕幅度的選擇上,應綜合考慮下列因素:
(1)脅從犯所參加的犯罪的性質。犯罪性質越嚴重,脅從犯的罪行也就愈重,處罰也自然要重一些。對于參與殺人、爆炸等嚴重犯罪的脅從犯,不宜免除處罰。
(2)脅迫的內容。脅迫強度與脅從犯意志被限制的程度成正比,與刑事責任的大小成反比。脅迫的內容中,剝奪生命為重度脅迫,損害健康為中度脅迫,損害財物、名譽、剝奪自由為輕度脅迫,因輕度脅迫而犯罪的,不宜免除處罰。
(3)脅迫的持續(xù)時間。脅迫的持續(xù)時間距被脅迫者完成犯罪越近,被脅迫者的被動性越強,故其刑事責任也應較輕。對于始終處于脅迫之下的脅從犯,可考慮免除處罰。
(4)脅從犯是否具有職務上、業(yè)務上的特定義務。對于特定義務犯,一般不能免除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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