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安全事故賠償標準是怎樣的

工地安全事故賠償標準：

(一)雇傭方為傷者依法繳納社會保險的，按照工傷保險責任處理傷者與雇傭方存在勞動關系并依法繳納社會保險的，事故發生后，應盡快申請認定工傷(單位30日內，職工或其近親屬、工會組織1年內)，并依據《工傷保險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由工傷保險基金負擔主要的償付責任。同時，雇傭方也應按照規定承擔傷者停工留薪期間的工資、部分等級傷殘的傷殘津貼、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等償付責任。根據《條例》及相關規定，工傷保險待遇包括的項目有：醫療康復待遇、工傷職工生活護理待遇、一次性傷殘補助、傷殘津貼、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及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工亡待遇。《條例》對相關支付標準和主體也有明確的規定。詳細的內容請詳見附件《工傷保險待遇的項目、標準及支付主體》。

(二)雇傭方未為傷者繳納社會保險的賠償方式如果雇傭方具有用工主體資格，且傷者和雇傭方也認可或通過仲裁或法院確認勞動關系，雇傭方則應按照《條例》規定的工傷待遇標準賠付傷者。如果兩者無法確認勞動關系，則一般按照侵權法等相關規定，由雇傭方對傷者承擔人身損害賠償責任。通常情況下，可從雇傭方的施工資質來評估其為施工人員繳納社會保險的可能性。若雇傭方不具有相應的施工資質，其為施工人員繳納社會保險的可能性會**降低。

(三)雇傭方無用工主體資格時，勞動關系及工傷保險責任的認定及法律沖突雇傭方是班組或自然人的，其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此時，雇傭方一般都存在上游發包人，那傷者是否可以主張確認與發包人存在勞動關系，從而要求發包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呢?在法律規定及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兩種互相沖突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可以確認傷者與發包人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勞動者可向發包人主張工傷保險責任。其法律依據主要有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關于確定勞動關系有關問題的通知》第四條、《關于執行﹤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第

(四)項。這些規定認為：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承包單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將承包業務轉包、分包給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或者自然人，該組織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勞動者從事承包業務時因工傷亡的，由該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承包單位承擔用人單位依法應承擔的工傷保險責任。另一種觀點認為不能確認傷者與發包人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勞動者不能向發包人主張工傷保險責任。其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民事審判會議紀要》(法辦【2011】第442號)第59條：“建設單位將工程發包給承包人，承包人又非法轉包或者違法分包給實際施工人，實際施工人招用的勞動者請求確認與具有用工主體資格的發包人之間存在勞動關系的，不予支持。”以上兩種觀點雖差異很大，但在生效的判決書中均有過體現，還有待立法上進行統一。

(四)工傷保險責任與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區別和傷者的選擇工傷保險責任與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有如下兩個重要區別：(1)工傷保險責任與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法律依據、賠償標準不同。工傷保險責任承擔主要依據《工傷保險條例》及實施細則;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承擔主要依據是《侵權責任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另外，兩種賠償方式的賠償項目、計算方式也有所不同，需要區別不同的情況進行計算。例如依據上海地區2015年的賠償標準，施工人員在安全事故中死亡的，如不考慮責任減免情況，按照人身損害賠償主張的死亡賠償金應為954,200元，精神撫慰金為50,000元，喪葬費為30,216元，共計1,034,416;而按照工傷保險責任計算，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為567,880元，喪葬費為32,706元，共計600,586元。在這種情況下，人身損害賠償金額要高于工傷保險工亡補助金額。(2)工傷保險責任與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免責條件或責任分擔不同。工傷保險只在勞動者存在故意犯罪、醉酒等故意行為或重大過失行為的情況下才能免除賠償責任;而在侵權法律關系中，受害人過錯(如施工人員未系安全帶、未帶安全帽)、第三人侵權等均可能減輕或免除侵權人責任。基于以上差異，在勞動關系不是非常明確的情況下，傷者請求相關方承擔工傷保險責任還是侵權賠償責任時，往往會綜合考慮獲得工地安全事故賠償標準的可能性、金額及難易程度等因素，主動選擇按照哪種方式進行索賠。工地安全事故賠償標準很重要，依法處理施工人員安全事故賠償問題的關鍵要厘清傷者和雇傭方的勞動關系;要厘清雇傭方和發包方的承發包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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