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承諾不判處賴星死刑，包括不判處他立即執行死刑和暫停執行死刑。外交部發言人再次表示，中國對遣返賴星的立場沒有改變，提前遣返賴星符合中加兩國的利益。在中國，影響引渡或遣返逃犯的主要問題和障礙是程序問題。最關鍵的法律問題之一是國際法中不引渡死囚原則的影響。對于尚未廢除死刑的國家，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要途徑是在引渡制度中使用量刑承諾。那么，什么是量刑承諾？量刑承諾是否有法律依據？中國應如何完善這一法律機制

量刑承諾的國內法和國際法是以

為基礎的。所謂量刑承諾，是指請求引渡或者遣返犯罪嫌疑人的國家司法機關，在犯罪嫌疑人回國受審后，將犯罪嫌疑人引渡或者遣返到被請求引渡或者遣返的國家，并減輕處罰。包括對犯罪應當判處死刑而不判處死刑或者不執行死刑的承諾或者保證。事實上，這是一種國際法律替代制度，以避免因適用“死刑犯不引渡原則”而無法引渡和遣返，這是世界上的普遍做法

量刑承諾有國內法和國際法的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法》第五十條規定：“量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司法機關在調查被引渡人的刑事責任時，應當遵守所作的承諾”。雖然中國的引渡法沒有明確規定不引渡死刑犯的替代做法，但應該從引渡法關于量刑承諾的規定的內容中理解，其中包括不適用死刑的量刑承諾。目前，這一國際引渡替代制度已得到國際條約的承認，并反映在中國的引渡實踐中。根據第4條第4款，在《聯合國引渡示范條例》中：“對于根據請求國法律請求引渡的犯罪，應判處死刑，除非該國給予被請求國認為充分的保證，即即使判處死刑，也不會判處或執行死刑。”最近，經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正式批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西班牙王國引渡條約》是中國第一個明確規定被引渡人可以承諾不執行死刑的引渡條約。在實踐中，為了實現對犯罪嫌疑人的引渡或遣返，根據國際引渡條約和其他國家的國內法，國外有不執行“死刑”或“不執行死刑”的承諾的做法和做法。p> 引渡和遣返雖然是兩種不同的國際法律合作制度，但它們不可能相互平等，而且這兩種制度本質上是不同的。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的遣返程序與引渡類似，許多國家在遣返犯罪嫌疑人的過程中參考了引渡制度的一些原則和做法，其中包括量刑承諾。在遣返俞東的過程中，中美雙方在引渡制度中適用了量刑承諾，即中國承諾對俞東的量刑不超過美國在美國判處的144個月（12年）有期徒刑。此外，自2001年以來，中國和加拿大一直在通過外交和其他渠道就賴星回國受審的“可能性”進行談判和討論，包括司法部門承諾一旦做出判決承諾，就不適用死刑，它將對請求國的司法機關具有法律約束力，并根據國際法承擔義務

不會改變國家司法制度

對引渡或遣返的量刑承諾進行法律分析，筆者認為應考慮以下三個方面。首先，量刑承諾只是量刑中個別案件的承諾，不涉及國家刑罰制度的變化，也不會改變國家的法律性質、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二是從加強執法合作、有效開展涉外逃犯贓物追繳工作的大局出發，看到量刑承諾有利于中國刑事司法國際合作的順利進行，遏制犯罪逃逸現象，懲治犯罪逃逸行為和逃犯；第三，我們還應該客觀地看待引渡或遣返中量刑承諾的一些負面影響。客觀地說，在遣返或引渡賴星等在逃犯罪分子后，作出“不判處死刑”的量刑承諾，將對國內反腐斗爭和刑罰制度的有效實施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然而，量刑承諾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司法主權的無奈選擇。如果我們能有效地堵住罪犯逃跑的道路，使罪犯難以逃脫，那么我們就沒有必要在回國受審的罪犯的量刑問題上與外國“討價還價”。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堵塞飛行漏洞，有效防止飛行

，結合賴星遣返案，我認為，加拿大聯邦法院的一系列審判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加拿大司法機關對中國司法機關“不判處死刑”的量刑承諾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的懷疑。因此，在堅持遣返賴星原則的基礎上，中國應進一步加強與加拿大的溝通和聯系，繼續通過外交和司法協助渠道為遣返提供更充分的基礎和保障，特別是宣傳和提供更多機制，中國司法機關對加拿大和西方社會公平、公正、透明辦案的經驗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