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自1994實行分稅制以來，財政收入保持了快速增長勢頭，國家財政總收入也突破了10兆大關，為經濟社會發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然而，隨著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體制內的矛盾和問題逐漸暴露出來。特別是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財權與事權的不協調、錯位甚至嚴重錯位，不僅難以提高財政收入的使用效率，同時也使全社會的收入分配關系出現了不利于促進公平正義的現象，因此，加快財稅體制改革，理順財政分配關系已成為一項十分重要和緊迫的任務，規范財政運行機制，理順中央與地方的收入分配關系，合理界定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財權與事權的匹配是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分稅制對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分稅制改革前的30%左右提高到50%以上，但也出現了新的矛盾和問題，即：，中央在集中財權的同時，不斷放權，出臺政策措施，加重地方財政負擔，使地方財權與行政權越來越不匹配、不適應。近年來，地方政府之所以堅持“土地財政”，不僅是政績的沖動，更是財權與行政權的錯位。比如教育衛生投入、科技環保投入、社會穩定和諧投入等等，再加上前幾年公務員工資的頻繁上漲和公務員收入分配方式的改革，使大多數地方的財政難以承受。特別是基層財政如果不采取“法外”措施，就很難正常運轉，為此，地方政府不得不充分依靠“土地財政”，同時不斷加大財政之外的征收力度，從而形成了政府與企業在財權和事權上的錯位，企業承擔的責任和義務越來越多。這種負擔不僅來自預算內，也來自預算外，既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既有政府的，也有部門的，既有法律的，也有大量違法的。尤其是中小企業，由于政府與企業財權、事權的不匹配，效率不高，仍需承擔大量的違法法務和出資，非法合法、不規范收入現象越來越多，問題也越來越嚴重。特別是一些政府職能部門和權力部門采取各種手段謀取自身利益，獲取不正當收入。它不僅大大增加了企業的負擔，而且造成了部門間財權和事權的錯位。有權力的部門獲得的福利越來越多，員工的工資、福利、福利也越來越高，而他們承擔的事務卻越來越少。相反，沒有權力或權力小的部門得到的福利越來越少，員工的工資福利明顯不如有權力的部門，有時他們承擔的社會事務比有權力的部門多得多。至少，這比交易要多得多

一方面，政府出于自身需要提高地價和房價，導致居民實際收入下降，生活成本增加，社會責任和義務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收入快速增長，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收支關系嚴重失調，導致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下降。特別是環境破壞嚴重，防病難度加大，教育收費大幅提高。居民的生活成本和生存成本大大增加，承擔的責任也越來越重，必須加快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規范和理順收入分配關系，使各級財權與事權的關系得到有效匹配，這是財稅部門必須做好的工作，也是政府必須認真履行的責任。其中，人大必須在這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履行更多的監督職責。否則，單純依靠政府自身的創新，很難取得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