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表示，征稅可以增加減持“大*非”股票的成本，間接縮小“大*非”股票所持股票與流通股的含金量差異。原則上，暴利的稅率應該高而不是低，讓“大*非”公司覺得與其減持不如分紅，“大*非”減持沖擊波。截至今年8月底，共解禁1083.77億股，占比23.37%；共減持263.37億股，占解禁股份的24.30%“小非”成為減持主力，累計減持43.90%；而“大非”相對有限，今年最后幾個月累計減持11.92%，原股東限售股解禁規模達到840億元，且以中小股東居多，持有成本非常低，而減持的沖動也很強烈。明年限售股市值17287億元，首發限售股市值20988億元；2010年，限售股市值降至4080億元，而首批限售股市值則達到36369億元，是前者的9倍，專家們也擔心在2006年“新老分割”實施之前，股改解禁的“大*非”股票總數為4356億股，“新老停牌”后市值為4.43萬億元，a股市場已有263只新股上市，但尚未完全流通，但仍在繼續創造更多的“大*非”

目前，各類限售股總數為1.4萬億。隨著IPO的進行，未來可能會有源源不斷的新股限售。如此大量的籌碼可能會挫傷任何多頭對后市的信心。市場的定價權完全由“大*非”控制。沒有競爭對手的制約，必然導致現有a股估值體系的混亂，“現在a股市場最大的風險就是頂重。許多大型藍籌股公司上市時只持有2%至3%的流通股。以這種方式創造的市場價值是無法維持的。解決大型藍籌股公司流通比例過低的問題非常迫切。”經濟學家華生表示，持股成本存在巨大缺口，“大*非”不僅是風險投資形成的部分，也是利益輸送的部分。著名股評人葉檀認為，“大*非”的溢價遠遠超過國際風險投資的平均利潤。目前，許多上市公司不僅是國有控股，而且是風險投資和職工股，以寧波銀行為例，在上市幾乎成定局的時候，將低價股轉讓給內部人。寧波銀行職工股溢價過高，成批成為百萬富翁，使得寧波銀行的二級市場估值體系完全失效

寧波銀行的情況只是中國股市的一個縮影”一般來說，“大飛”所持股份的成本只有1-2元，二級市場流通股發行價格為市盈率的10倍以上。雖然原始股對企業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令人驚訝的是，不同股票之間的成本差距如此之大，盡管非流通股導致的“大非”現象在我國是一種獨特的現象，西方國家普遍對大股東的清算行為實行嚴格的管理。在美國，上市公司大股東如果想在二級市場套現，不僅有每年套現比例最高的限制，還需要提前披露信息。相比之下，我國規定新上市公司大股東上市一年后可以100%套現，這將給我國證券市場未來的發展留下巨大隱患，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院研究員表示，以“大*非”為主體的凈賣出力遠遠大于以基金為主體的買入力，這是股指持續調整的重要原因。在股市的市場化運作中，任何參與者都需要承擔風險，但“大*非”股權不僅成本低，而且獲得了上市公司多年的分紅，因此可以說其成本已經收回。顯然，這種由制度因素形成的、只有凈收益而沒有風險的股權不具備市場化特征。與投資者在二級市場上購買的風險股權在投資性質上完全不同，在李坤看來，“大飛”持有的股權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配置的結果，沒有市場交易。這種情況與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通過競爭獲得原有的股票溢價權有著本質的區別。理論上，它無權在二級市場進一步獲得股票溢價權。因此，我們應該重新界定“大飛”所持股份的性質，將其與二級市場投資者所持股份區分開來，對“大飛”征收暴利稅，但證監會有關負責人明確反對對“大非”征收暴利稅。中國證監會認為，長期持有“大*非”股還承擔著企業能否上市、能否盈利的風險。此外，國有大股東和其他類型的大股東也對流通股東進行了對價。對于已經解決的股權分置問題，再次征稅相當于顛覆股改成果

一些上市公司股東也認為，“大*非”是一種有法律依據的契約，即以10股中的3股平均價格換取3年后的全流通權。資產的價格與收購資產的所謂“初始成本”無關，而只取決于資產的當前市場價值。股市中最低的“初始成本”不是“大非”。許多投機基金的“初始成本”或平均開盤成本為零甚至為負。如果因為“大*非”的低成本而征收暴利稅，我們該如何處置這些投機者，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李國光教授，指出股改合同不是以人大形式達成的，而是以政府規范性文件的形式達成的，存在一些漏洞。從法律上講，修補這些漏洞的措施沒有對錯之分。這主要是一個平衡利益的問題。證券市場有許多法律，包括400多部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關鍵是這些法律如何在實踐中進一步保護投資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