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印染工業高度集中在浙江、江蘇、山東、廣東、福建等地。這五個省份的生產能力占全國的90%以上，僅浙江就占到了50%以上。因此，近年來，在這五個印染省份，印刷著作權人與印刷產品生產經營者之間的“印刷著作權侵權糾紛”尤為突出。銷售者和生產者接到印刷著作權人的投訴后，可以從哪些方面來處理

《中國印染工業的現狀與發展》顯示，2010年1-11月，浙江、江蘇、山東，廣東、福建等東部沿海五省497.91億米，占全國總產量的92.10%。其中，浙江省有314.88億米，同比增長13.64%。浙江省產值占全國總產值的58.24%，比重進一步提高。江蘇省擁有56億米，同比增長10.01%。廣東省擁有52.94億米，同比增長14.87%。山東省有39.21億米，同比增長7.70%。福建省為34.89億米，同比增長18.30%[1]

《2012-2016年中國印染工業現狀調查及未來發展趨勢分析報告》顯示，2011年1-12月，全國印染面料產量達到593億米，同比增長6.67%。從各省市產量來看，2011年1-12月，浙江省印染布產量達到362億米，同比增長7.90%，占全國總產量的61.12%。其次是廣東、江蘇、福建等省市[2]

夏某在江蘇省版權局注冊了《紅梅展》作品，而作品登記證上的著作權人是夏某。2006年，夏某向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理由是夏某生產、銷售的《紅梅展》印刷品著作權受到侵犯

原審法院告知他從外人白某手中購買了《紅梅展》作品，并于2006年3月在江蘇省版權局進行了作品登記，提供了《紅梅展》作品登記證，證明原告夏某擁有《紅梅展》的著作權，法院認為，雖然原告夏某的作品登記證作為權利證明表明其為作者，但夏某同時表示，涉案的“紅梅展”圖案被移送至案外人白某名下，而且很難核實白某是否完成了自己的創作，是否有其他來源，是否符合法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九條規定，著作權人包括作者和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權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顯然，夏本人不能成為設計的作者，因為精神權利是不可轉讓的。因此，夏某無法證明自己合法享有“紅梅展”藝術圖案的著作權。據此，法院判決駁回原告夏某對被告戴某的訴訟請求，相關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2010年修訂）第十一條第四款規定，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公民，署名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應當是作者

銷售者和生產者可以委托國家知識產權局等專門機構進行圖像檢索，但國家知識產權局只能將原告的印刷品作為外觀專利，在有限的專利數據庫中檢索，并且不能對其他報紙、雜錄、期刊等文獻進行圖像檢索

如果檢索到相似的圖片，則需要對檢索到的圖片與原告的印刷作品進行分析：二者的圖案元素是否相同，原告是否有可能接觸檢索到的圖片，原告是否構成剽竊等

可以看出，如果銷售者和制作者以原告的印刷作品作為抗辯，而不是原創的，不構成著作權法上的作品，鑒于證據收集難度大，專業分析能力強，銷售商和生產者應當委托專業機構收集證據，委托專業律師分析證據，為被控侵權產品提供合法來源的銷售者、生產者不承擔賠償責任，但應當承擔立即停止侵權的民事責任。杭州臥室用品有限公司等著作權侵權糾紛案”（2010）潮民初字第32775號廣東原創傳播有限公司制作發行的動畫片《喜羊羊與灰太狼》，作為動畫片的版權所有人，像梅艷陽這樣的卡通人物也享有版權，并登記了他們的作品。廣東原創傳播有限公司發現，杭州某客廳用品有限公司生產銷售印有上述卡通形象的“盛威”高支棉織印花被套，北京某商業投資有限公司銷售杭州某客廳用品有限公司生產的被套。于是，廣東一原通信有限公司起訴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要求杭州一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和北京一家商業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認為，杭州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明確承認涉案被套供應給北京某商業投資有限公司，并經法院確認。從被套本身看，包裝內有產品合格證，并有杭州某客廳用品有限公司的名稱、地址、電話等標志。因此，從表面上看，被套符合《產品質量法》關于產品標識的相關規定。對于這種符合法律規定的產品標識，北京某商業投資有限公司作為銷售商，在購買商品時一般都會注意，并不能注意到本案卡通形象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權。因此，北京商業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