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淑林等)訴(瓊山市公安局等)(治安)一案
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行政判決書
(2000)瓊行終字第8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吳淑林,男,現(xiàn)年83歲,漢族,瓊山市桂林洋農場振家大隊振南村人,農民,住該村。
委托代理人馮懷東,海南剛峰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瓊山市公安局。
委托代理人鄺必利,瓊山市公安局法制股股長。
上訴人吳淑林因其訴被上訴人瓊山市公安局收容審查及行政賠償一案,不服海南中級人民法院1999年12月2日(1994)海南行初字第3號行政判決,于2000年1月10日通過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00年1月28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書面審理。現(xiàn)已審理終結。
原判認定:1992年12月間,原告吳淑林以桂林洋農場非法占用集體土地為由,參與聚眾鬧事,阻礙工程施工和建設。被告于1992年12月20日以第750號《收容審查通知書》決定對原告進行收容審查。同月25日向原告宣布并將原告收審。1993年1月10日,被告解除了對原告的收審。原告共計被收審16天。原判認為,原告圍攻施工隊伍、阻礙工程施工和建設的行為,具有明顯的違法性。但是,被告對原告采用收容審查的法律措施,違反了公安部[85]公發(fā)50號《關于嚴格控制使用收容審查手段的通知》第一項規(guī)定,即收容審查對象,應嚴格控制在有流竄作案嫌疑的,或有犯罪行為又不講真實姓名,住址、來歷不明的人這個范圍之內,對那些在本地作案、身份清楚、查有實據的犯罪分子,不應采取收容,而應采取其他法律措施。而被告對原告作出收容審查之前,已經知道原告的真實身份及家庭住址,且原告不屬流竄作案,被告仍采用收容審查手段對原告進行收容審查,屬適用法律錯誤。由于被告的收容審查行為違法,給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經濟損失,被告依法應予賠償。對于賠償請求的事項和數(shù)額,原告應承擔舉證責任。庭審中,原告提出醫(yī)療費、旅差費和精神損失賠償請求,未能舉出證據和法律依據,故對原告的上述賠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對原告提出的誤工損失,可參照桂林洋農場職工1992年日平均工資標準予以賠償。1992年桂林洋農場職工日平均工資為4.5元。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二目、第六十八條第一款之規(guī)定,判決如下:一、撤銷被告瓊山市公安局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作出的第750號《收容審查通知書》;二、被告瓊山市公安局應賠償原告誤工損失72元,限本判決生效后一個月內一次性付清。案件受理費264元由被告瓊山市公安局負擔。
原判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有:1、桂林洋農場派出所向被告呈報的《收容審查人員呈批表》;2、第750號《收容審查通知書》;3、第750號《對被收容審查人員家屬通知書》;4、桂林洋農場一九九二年年終勞動工資報表。以上證據均經原審法院庭審質證、認證。
上訴人吳淑林上訴請求:撤銷海南中級人民法院(1994)海南行初字第3號行政判決第二項,改判被上訴人給予上訴人適當?shù)馁r償。其上訴請求的事實及理由:上訴人被錯誤收審后,身體健康受到損害,為治病花費了不少的醫(yī)療費,雖然未留有此方面的證據,但這樣的事實確實是存在的,應給予一定的賠償。上訴人在被押期間,家人多次探監(jiān),上訴人在被釋放后,為糾正收審決定的錯誤,多次走訪有關部門,直至提起訴訟,為此而造成誤工,以及交通食宿等支出,是明擺的事實,即使沒有具體證據,也應根據實際情況給予合理的賠償。由于被錯誤收審,還使上訴人及其家人在心理上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和痛苦,身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也應給予精神損害賠償。原判賠償誤工損失按每日4.5元計算,標準太低。而且按當年桂林洋農場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也沒有依據。
被上訴人瓊山市公安局辯稱:上訴人吳淑林等九人以桂林洋農場非法占用農村集體土地為由,采取聚眾鬧事,圍攻施工隊伍,阻礙工程施工和建設的行為,具有明顯的違法性。"收容審查"是國家有關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規(guī)定由公安機關行使的一項強制性行政審查措施,其行政法規(guī)依據是國發(fā)[1980]56號文件,該法規(guī)將收容審查對象規(guī)定為兩類。本案中上訴人等九人是屬于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又有結伙作案嫌疑收容查清罪行的人,符合收容審查對象的范圍。1990年公安部發(fā)布有關實施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通知時,明確收容審查的對象是按照國務院1980年56號文件規(guī)定執(zhí)行。公安部[85]公發(fā)50號文件《關于嚴格控制使用收容審查手段的通知》中是"限制"而非"禁止"的規(guī)定,一審判決僅以此認定被上訴人對上訴人采用收容審查行為屬適用法律錯誤,顯然是違背了法律效力原則。法院審理行政訴訟案件,應只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實施有沒有必要的法律法規(guī)依據進行審查。行政機關在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的權力范圍和裁量幅度內作出的行政行為,就是合法的。本案中由于我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對收容審查的行政行為沒有明確具體的規(guī)定細則和裁量限度,而當時又處于情況嚴重的狀態(tài)。對上訴人采取收容審查措施是為執(zhí)行本級和上級政府的指示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一審判決顯然是對我國當時采用收容審查手段處理一些違法犯罪分子的立法本意的曲解。一審判決既然認定上訴人等九人確有明顯的違法行為,如果"收容審查"行為屬適用法律錯誤,那么對于適用法律錯誤的行為造成的損失,就應只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而非行政賠償。上訴人因一審訴訟期間未向法院舉出請求賠償所依據的證據,上訴期間又未提出具體的訴訟請求金額,又未補充任何新的證據,應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
經查,雙方當事人在二審中均未提出新的證據。雙方當事人對原審判決確認的4份證據的效力和據此認定的事實均無異議。本院審查確認,原審法院移送的4份證據對本案相關事實有證明效力,可以作為本案認定事實的根據。原判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本院認為,被上訴人于1992年12月20日作出的第750號《收容審查通知書》,違反了公安部[85]公發(fā)50號《關于嚴格控制使用收容審查手段的通知》第一項關于收容審查對象的規(guī)定,屬適用法律錯誤。原審法院判決撤銷該《收容審查通知書》正確,應予維持。被上訴人堅持其收容審查決定適用法律正確的主張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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