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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壽賢與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不服頒發所有權證行政爭議再審案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區人民法院

行政判決書


（2003）江行再1號

原審原告施壽賢，男，1935年1月29日出生，杭州罐頭食品廠退休工人，住杭州市清泰街3-9號。
原審被告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住所地杭州市浣紗路248號。
法定代表人楊堅，局長。
訴訟代理人鄭文忠、胡世鋒，該局干部。
第三人施壽泉，男，1945年11月6日出生，漢族，杭州中策橡膠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職工，住杭州市清泰街3-10號。
第三人施壽松，男，1936年10月3日出生，漢族，住杭州市清泰街3-8號。
委托代理人施國華（系第三人施壽松之子），1962年11月15日出生，漢族，住杭州市清泰街3-8號。
原審原告施壽賢訴原審被告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不服頒發所有權證行政爭議一案，本院于1996年6月17日作出（1996）江行初字第7號行政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后案外人施壽泉向本院提出申訴。本院經復查認為，（1996）江行初字第7號行政案件在審理過程中，違反法定程序，未通知應當到庭的當事人參加訴訟，可能影響案件的正確判決。遂于2003年1月14日作出（2002）江行監字第1號行政裁定書，裁定該案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再審；再審期間，中止原判決的執行。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并追加施壽泉、施壽松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于2003年3月20日、4月16日、5月9日三次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原審原告施壽賢、原審被告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的訴訟代理人鄭文忠、胡世鋒、第三人施壽泉、施壽松及施壽松的訴訟代理人施國華到庭參加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原告施壽賢訴稱：原總管塘30號的房子應屬母親徐阿翠的遺產，未分割過，其應有繼承權；1972年施壽松、施壽泉、施玉英的分家協議雖然大家都簽了字，但1975年其參與和施壽泉、施壽松、施壽云對該房地進行了重新分配。二份分產協議內容不同，效力上，應以1975年的為準。原審原告提供的證據有：
證據一、施壽松訴施壽賢侵權一案一審、二審判決書，證實經法院二審終審，認定施壽松訴施壽賢侵權證據不足。原審原告欲以此證據證實其沒有對施壽松的房屋構成侵權故其有權在原總管塘30號地塊內造房子。施壽松、施壽泉、施玉英1972年的分產協議中涉及的房地其也有份，上述三人自行處理的分產協議無效。對此證據，原審被告認為僅能證實施壽松訴施壽賢侵權證據不足，并不能由此推斷1972年劃分房屋協議書無效；第三人施壽泉對此沒有異議；第三人施壽松提出異議，認為該民事侵權案件法院是以證據不足駁回其訴訟請求，并不意味著施壽賢由此就取得了房屋所有權。
證據二，1953年杭州市政府核發的第98號房地所有權證，證實清泰門總管塘26-32號、34-40號位于地籍4都2圖1617地塊，所有權人是徐阿翠等六人。內有樓屋14間、披屋2間。對此證據，原審被告及第三人施壽泉、施壽松均無異議。
證據三、房屋所有權共有人摘要。（系原審原告原審代理人摘抄自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檔案）該摘要摘抄內容為：四都二圖第一六一七號，房屋間數面積：平房十六間，所有權人徐阿翠等。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共有權摘要：施壽松樓屋三間、施壽泉樓屋三間、施玉英樓屋三間、施壽生樓屋一間、施玉珍樓屋一間。原審原告施壽賢據此計算出上述五共有人共有房屋數十一間，并推斷出其母親徐阿翠應有房屋數為五間。其中總管塘26號、32號其放棄繼承，另外尚余三間（包括二間披屋）并未分割。對此證據，原審被告杭州市房管局認為該共有權紀要上并沒有具體何人擁有哪間的登記，否則就不是共有而是產權析產。對證據來源亦提出異議。第三人施壽泉提出異議，認為應以1956年重新核發的產權證為準；第三人施壽松提出共有權紀要上沒有總管塘30號產權歸徐阿翠所有的登記，原審原告施壽賢僅依房屋總間數減去五共有人共有總數，進而認為總管塘30號及該地塊內的披屋系徐阿翠遺產沒有依據。
證據四、杭州市房地產權益變更登記申請書，欲證實總管塘26-30號記載僅有樓房五間，并無披屋。房屋附圖欲證實30號樓房與披屋是分開的。原審被告房管局、第三人施壽泉、施壽松對此均沒有異議；
證據五、析產分割情況表，欲證實從原1617地塊中劃出了四個支號，總管塘26-30號留在原1617地塊。共計樓屋14間，沒有披屋的記載。原審原告施壽賢欲由此推斷披屋系徐阿翠遺產。原審被告及第三人對證據本身均無異議。
證據六、杭州市房地產產權監理處文件，該文件中有關于披屋的記載，欲證實披屋確實存在，且未經分割。原審被告市房管局對此提出異議，稱該文件系請示報告，沒有證據效力；第三人施壽泉對此證據本身不存異議；第三人施壽松對該報告的效力提出異議，認為該報告不能起到確定房屋產權的作用。
原審被告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答辯稱：一、我局所作具體行政行為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涉訴房屋坐落現清泰街3-10號，位于地籍4都2圖1617號內。1956年，施壽松、施壽泉、施玉英三人分別領取4都2圖1617號內房屋更人字第1510號《房地所有權證》和共字第5312、5313號《共有權保持證》，三人各占三分之一產權份額。1972年上述三人達成分家協議，樓房后面靠西二間平屋屬施壽泉所有。1977年，施壽泉經杭州市建設局革命委員會批準在此處翻建住房，領有雜字第012465號《雜項工程許可證》。1988年11月12日，施壽泉申請該房產產權登記，并提交了房地所有權證、分家協議書和雜項工程許可證等證明文件。經我局審核，并經公告無異議后，施壽泉于1995年11月23日領取杭江字第21770號《房屋所有權證》和杭江暫字第00987號《違章建筑暫保使用證》。二、我局所作具體行政行為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我局根據浙政（1998）8號文《浙江省城鎮房屋所有權登記發證辦法》第三條、第六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受理施壽泉的產權登記申請，根據第九條第一款的規定頒發房屋所有權證。另根據杭政辦（1008）17號文《轉發市規劃局、房地產管理局〈關于杭州市房屋所有權登記發證工作中對擅自搭建房屋的處理意見〉的通知》的規定，對施壽泉擅自搭建的房屋發放違章建筑暫保使用證。綜上所述，我局發證行為合法，原審原告訴訟理由不能成立。請法庭駁回原審原告訴訟請求。
原審被告為此提供的證據有：
證據一、杭州市私有房屋登記申請書，證實第三人施壽泉于1988年向原審被告申請發證，原審被告的發證行為是應申請行為。原審原告施壽賢、第三人施壽泉、施壽松對此證據均無異議。
證據二、杭州市房屋所有權人戶籍登記表，證實第三人施壽泉提出申請時一并提供了身份及戶籍證明。原審原告及第三人對此亦無異議。
證據三、房地所有權證（1956年頒發），證實總管塘26-30號地塊，施壽泉有三分之一共有產權。原審原告及第三人對此均無異議。
證據四、劃分協議書，由施壽松、施壽泉、施玉英簽訂，欲證實該三共有人對涉案房屋已經分割，該房屋確屬施壽泉所有。原審原告對此提出異議，稱該房屋是在披屋之上翻建，披屋系其母親徐阿翠遺產，未經分割。施壽松、施壽泉、施玉英處分屬于其母親的遺產，該協議無效。第三人施壽松、施壽泉對該協議均無異議。
證據五、雜項工程建設許可證，欲證實第三人施壽泉1976年翻建時領取了有關許可證。對此證據，原審原告及第三人沒有異議。
證據六、杭州日報刊登的公告，欲證實原審被告在發證前依程序向社會公告，沒有人提出異議。對此證據，原審原告及第三人沒有異議。
證據七、八均系適用法律的證據。分別是浙江省人民政府1988第8號文件第三條、第六條、第九條和杭政辦1988文件。對上述證據，原審原告及第三人均無異議。
證據九、違章建筑暫保證及相應的房產制圖，經當庭出示，原審原告及第三人均無異議。
第三人施壽泉在再審庭審中稱：原審被告杭州市房產管理局1995年頒發給其房產證及暫保證的行為是正確的，其提出申請時，辦過合法的手續，請求法院判決撤銷（1996）江行初字第7號行政判決，恢復其房產證。[Page]
第三人施壽泉當庭提供并經質證的證據與原審被告房管局提供的證據基本一致，另有“關于房地重新分配的協議書”（1975年5月1日由施壽泉、施壽云、施壽松、施壽賢四人共同簽訂）、“協定書”（1976年7月22日由施壽賢、施壽泉兩人簽字）及附圖一份、舊房改造申請報告（1996年元月），欲證實經過1975年、1976年重新分配，其仍然分得涉案披屋上的房屋。對上列證據，原審原告、原審被告均無異議。第三人施壽松對“協定書”有異議，認為，第三人施壽泉在未征得其余共有人同意的前提下無權處分“協定書”中的土地。對其余證據第三人施壽松皆無異議。
第三人施壽松在再審庭審中稱：一、現清泰街3-9、3-10號即是1956年共有權證上的總管塘30號；二、1972年施壽松、施壽泉、施玉英簽訂的“劃分協議書”是原審原告施壽賢代施玉英簽訂的，因為當時施玉英不在杭州；三、第三人施壽泉向法庭提供的施壽泉與施壽賢簽訂于1976年7月22日的“協定書”與施壽松、施壽泉、施玉英簽訂于1972年的“劃分協議書”相矛盾，但不能說明理由。
對上述證據，本院作如下分析認定：（一）、原審被告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提供的證據一、二、三、五、六、七、八、九經當庭舉證質證，原審原告及第三人均無異議，且來源合法，能夠證實原審被告在接到第三人施壽泉的申請后，依法定程序對其申請進行審核，后向其頒證的事實經過，本院予以確認。關于原審被告提供的證據四“劃分協議書”，原審原告提出劃分的系其母親的遺產，系無效協議的意見。本院認為，雖然“劃分協議”為頒證的必要條件，但原審被告的發證行為系應申請的行政行為，其所考察的是第三人施壽泉向其申請頒證時提供的材料是否符合登記的條件，“劃分協議”是否與其他材料形成鎖鏈，至于“劃分協議”所涉及的房產是否還與他人有糾紛則在所不問。從原審被告向本院提供的第三人施壽泉申請頒證時向其提供的材料看，能夠形成鎖鏈，且“劃分協議”有三共有人（施壽松、施壽泉、施玉英）對房產的明確劃分，故對該證據，本院予以確認。
（二）、原審原告施壽賢提供的證據一，證實施壽賢未對施壽松構成侵權，與本案爭議的原審被告頒證給施壽泉的事實無直接關聯性，本院不予確認。證據二、三、四、五證實原審原告母親徐阿翠在世時房屋所有權情況及共有摘要情況、徐阿翠去世后，共有人施壽松、施壽泉、施玉英、施玉珍、施壽生析產的情況，經當庭質證無實質異議，本院予以確認。證據六系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的請示報告，形式上不具有證據證明效力，不予確認。
（三）、第三人施壽泉提供的證據：1976年7月22日的“協定書”，在落款處寫明1-3條全部同意，第四條由協定人四方協商定，但簽字的只有施壽泉與施壽賢兩人，且此件系復印件，此證據無論在內容與真實性方面均存在瑕疵，不予確認。“關于房地重新分配的協議書”及舊房改造申請報告，原、原審被告及第三人施壽松皆無異議，本院予以確認。
（四）、本院調查取得的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復員退伍軍人安置辦公室出具的證明，原審原告、原審被告及第三人均無異議，本院予以確認。
經再審查明：第三人施壽泉經許可于1976年將原總管塘30號（現清泰街3-10）地籍為4都2圖1617號地塊內的房屋翻建，并于1988年11月向原審被告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申領自建住房房產證，申領時，向原審被告提交了杭州市政府1956年12月核發的房屋所有權證、戶籍證明、雜項工程許可證、1972年“劃分協議書”。原審被告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經審核后，依程序予以公告，公告期滿后，于1995年11月向第三人施壽泉頒發了杭江字第21770號《房屋所有權證》和杭江暫字第00987號《違章建筑暫保使用證》。房屋座落清泰街3-10號，面積分別為60·09平方米及22·55平方米。1996年4月，原審原告施壽賢以清泰街3-10號房屋產權糾紛未解決為由，起訴要求撤銷原審被告杭州市房管局頒發的上述所有權證。
另查明：原總管塘26—32號、34—40號地籍4都2圖1617號有樓屋14間、披屋2間，屬徐阿翠、施壽松、施壽泉、施玉英、施壽生、施玉珍六人共有。1956年6月徐阿翠死亡，其余五共有權人申請變更登記并進行析產，由施壽生取得總管塘第38號房屋所有權，施玉珍取得第31號房屋所有權。其余26—30號、32號、34—37號、39—40號歸施壽松、施壽泉、施玉英三人共有，各占三分之一產權。析產后，原1617號地塊劃出四個支號，分別為1617之1、之2、之3、之4，其中總管塘26-30號仍稱1617號。
還查明：施壽賢、施壽松、施壽泉皆系徐阿翠系之子。施壽賢于1951年1月參軍入伍，于1958年3月復員回杭州市，落戶定居于杭州市清泰門外總管塘30號。1975年5月1日，“在承認圖照的基礎上”（注：“圖照”即1956年杭州市人民政府頒發給施壽松、施壽泉、施玉英三人的《房地所有權證》），施壽賢與施壽松、施壽泉、施壽云簽訂“關于房地重新分配的協議書”，分得原清泰門外30號部分房產，經其翻建，房產新地址為清泰街3-9號。第三人施壽泉分得原清泰門外30號部分房產，經翻建，房產新地址為清泰街3-10號。
本院認為，原審被告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應第三人施壽泉的申請，在審查申請人施壽泉提交的1956年版房產證、共有權人的劃分協議書、雜項工程許可證及其戶籍證明后，認定施壽泉翻建的房屋座落在其擁有合法產權的地號內，且有其他共有人同意的分割協議。依法公告，期滿無人提出異議后，向施壽泉頒發《房屋所有權證》及《違章建筑暫保使用證》，其具體行政行為認定事實清楚、程序合法，應予支持。原審原告施壽賢以第三人施壽泉申請發證的房屋（清泰街3—10號）系母親遺產未作分割為由，認為原審被告向第三人施壽泉的頒證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系因原審被告的發證行為為應申請的行政行為，其所考察的是申請人向其提供的材料是否符合規定，如果符合規定，其有義務向申請人頒證。且為了避免糾紛，原審被告在向第三人施壽泉頒證前曾公告，原審原告未在公告期屆滿前向原審被告提出異議；更為重要的是，杭州市人民政府于1956年向施壽松、施壽泉、施玉英頒發的《房地所有權證》，證明了第三人施壽泉為原清泰門外總管塘30號房產的合法產權人之一，且原審原告施壽賢于1975年5月1日與第三人施壽泉等簽訂了“關于房地重新分配的協議書”，第三人施壽泉將分得的部分房產翻建，并向原審被告申領權證，翻建房屋的權屬并不存在糾紛，故原審原告的訴請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原審判決過分強調原清泰門外總管塘30號等處權屬糾紛，偏離了行政審判是審查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這一軌道，導致了審查范圍過大，審查程度過深，并深陷其中。在判決中，只字未提原審被告向第三人施壽泉頒證認定的事實、適用的程序及依據的法律、法規等，轉而認定涉案的房屋系原審原告母親徐阿翠遺產，即便如此也存在以下問題：首先，大部分證據未經庭審質證，例如原判在“經審理查明”部分，認定徐阿翠等六人領有艮人字18926號《房地產所有權證》及艮共字第Χ號《共有權保持證》，但在庭審筆錄中不能反映該幾份證據曾向法庭提供，并經過質證。在庭審筆錄中能夠明確反映曾向法庭提供的證據只有兩份：①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產權監理處的發文；②1975年8月第三人施壽泉等人簽訂的協議；其次，從原審卷宗載入的證據分析，不能合乎邏輯，順理成章地得出涉案房屋系徐阿翠的遺產。原判根據1953年4月23日的《杭州市房地所有權證存根》背面推出徐阿翠當有樓屋5間，并依據1956年9月13日杭州市公證處的《繼承證明書》，得出涉案房屋系徐阿翠遺產。但這樣推論并不周延，因為既然是共有財產，在明確析產之前，不能確定誰對哪間享有所有權。同時原判忽略了1956年杭州市《房地所有權證》，這是偏離行政訴訟軌道的結果；第三，原判在“本院認為”部分，在認定涉案房屋系徐阿翠遺產這一事實后，得出結論為：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1995年11月23日發給施壽泉《杭江字21770號房屋所有權證》及《杭江暫字第00987號違章建筑暫保使用證》是錯誤的，其具體行政行為不符合法定程序。但原判并未審查過具體行政行為（發證行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不能有該結論。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七十四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判決如下：[Page]
一、撤銷本院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七日（1996）江行初字第7號行政判決。
二、維持被告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1995年11月頒發給第三人施壽泉位于清泰街3-10號有關房屋所有權證的具體行政行為。
訴訟費人民幣100元由原審原告施壽賢承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陳 葉 影
代理審判員 魏 東
代理審判員 李 啟 明
二ＯＯ三年 五月九日
代 書記員 俞 青 芳
代 書記員 顧 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