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3）冀民一終字第15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京都期貨經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陽區安外勝古南里甲34號樓四層。

　　法定代表人：段文毅，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趙麗平，燕趙眾誠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邵寧之，燕趙眾誠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張慶光，男，漢族，1968年9月12日出生。住址：石家莊市新華區九中路120號。

　　委托代理人：馬越平，河北三和時代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李維偉，河北三和時代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京都期貨經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都公司）與被上訴人張慶光借款糾紛一案，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26日作出（2000）石經初字第 6號民事調解書。調解書送達后，京都公司提出異議，石家莊中院于2002年8月19日決定撤銷（2000）石經初字第6號民事調解書，恢復審理。2002 年9月17日，石家莊中院作出（2000）石經初字第006號民事判決書。京都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一審查明：1998年12月8日至1999年4月28日，張慶光分四筆匯入京都公司鄭州代表處在鄭州分理處銀行帳戶上400萬元；該400萬元初始用途為期貨保證金，后轉為借款，京都公司接納后，雙方約定按月給付利息，其中99年4月29日雙方訂立的協議將初始保證金200萬元轉為借款，借款期間自99年 5月1日至99年7月31日，借款利息未約定。99年9月2日，雙方又將剩余200萬元轉為借款，京都公司將此借款用于周轉金，時間自99年7月31日至 99年10月30日止，約定利息為月息3萬元。借款到期后，京都公司以資金周轉緊張為由拖延，至今拒還張慶光借款本金及利息。以上事實有開戶申請、期貨交易委托代理人協議書、電匯憑證、借款協議書及庭審筆錄和調解協議為證。

　　一審法院認為，張慶光與京都公司之間達成的，由初始期貨保證金轉為借款的事實是雙方的真實意愿，不違反法律規定，為有效協議。張慶光已按協議約定事實上履行了付款義務，其訴請法院要求京都公司清償欠款400萬元本金及利息的主張并無不妥，應當支持。京都公司未按約定日期償還張慶光借款本金、利息，屬違約行為，除應按約定償還張慶光借款本息外還應承擔違約責任。依照《借款合同條例》第十六條規定，判決：京都期貨經紀有限公司償還張慶光借款本金400萬元及利息逾期利息（其中200萬元利息自99年7月31日起至執行完畢之日止按月息3萬元計算；另200萬元利息自張慶光提起訴訟之日起至執行完畢之日止，按中國人民銀行利率計算；逾期利息按中國人民銀行利率計算）。

　　京都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其理由是：（一）、本案所涉400萬元資金的所有權人為案外人張慶宏，99年4月29日協議及其他文件的簽署人均為張慶宏，因此，張慶光不具有訴訟主體資格，一審將張慶光列為本案原告并以張慶宏所簽協議作為張慶光主張權利的證據是錯誤的。（二）、張慶宏或張慶光與上訴人之間不存在借款關系。（1）張慶宏將400萬元打入了案外人河南新資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賬號內，該款實為張慶宏委托新資源公司進行期貨交易的保證金，后張慶光又與我公司的韓東達成了將該款轉為借款的協議，此為張慶光、張慶宏與韓東個人之間的事情，與我公司無關，況且韓東在一審時也對上述事實予以認可。一審認定我方向張慶光借款400萬元并判決我方償還本息，顯然是錯誤的。開庭時上訴人對該項上訴理由進行部分修正：第一筆200萬是張慶宏委托新資源公司進行期貨交易的投資款，而非給我方的借款，該款與我方毫無關系；第二筆200萬是張慶宏委托韓東進行期貨交易的投資款，借款人為韓東個人，與我方無關。張慶宏與韓東所簽借款協議中加蓋京都公司鄭州代表處公章的行為，是韓東利用代表處公章為自己借款進行擔保，該擔保未經授權，應認定無效。（2）400 萬元在期貨交易中已虧損殆盡，張慶光與韓東惡意串通，協議將投資款轉為借款，該行為明顯損害我方利益，應認定無效。（3）我方在一審時始終未承認曾借過張慶光400萬元，一審判決稱我方“對借原告款項400萬元本金沒有異議”無任何依據。（三）、一審適用法律錯誤。本案屬于保證金糾紛，而非借款合同糾紛。一審依據借款合同條例處理本案顯屬不當。

　　張慶光答辯稱：（一）、無論原始資金是否屬于我方，400萬元確已籌措到我方名下，我方即對該款享有所有權；99年4月29日協議及其他部分文件是我方委托張慶宏簽署的，張慶宏所有行為均得到我方的追認，因此，我方具有訴訟主體資格。（二）、上訴人與我方存在借款關系。（1）400萬元均匯入京都公司鄭州代表處的賬號內，有銀行憑證可以證實，一審時雙方對此事實也無異議。上訴人主張的400萬元打入新資源公司的賬戶內進行期貨交易沒有任何依據。（2）第一筆200萬雙方未簽訂借款協議，但有鄭州代表處的客戶結賬單、匯款憑證等證據證實有付息的事實；第二筆200萬雙方簽訂了兩份借款協議，協議中均蓋有鄭州代表處的公章。韓東擔任鄭州代表處的總經理，其在簽訂借款協議時的行為是履行代表處總經理職務的行為；而且，鄭州代表處2000年1月5日給我方出具的《結算說明》也對雙方借款付息的事實作了明確總結；再者，在我方與韓東沒有任何個人和業務交往背景的情況下將巨額資金借給韓東，是不符合情理的；此外，韓東是鄭州代表處的總經理，后又升任京都公司的董事、總經理，韓東與京都公司有重大利害關系，其證言不足為憑。因此，上訴人所稱借款是韓東個人行為、與公司無關的主張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3）新資源公司是上訴人的股東之一，不具有從事期貨經紀業務的資格，我方的400萬元在匯入鄭州代表處賬戶之后，再如上訴人所說的“委托新資源公司進行期貨交易”的情形，根本就不存在發生的可能性。（三）、本案中雙方之間有借款協議，有支付利息的行為，有對借款關系及支付利息事實的確認，應屬于借款合同糾紛。一審適用調整借款合同關系的法律來處理本案是正確的。

　　二審經審理查明：京都期貨經紀有限公司鄭州代表處（以下簡稱鄭州代表處）系上訴人京都公司的分支機構。1998年12月15日、12月16日，石家莊新華區欣力食品商店和石家莊航校蘭天印刷廠分別匯入鄭州代表處保證金賬戶內50萬元和150萬元，匯款用途是保證金；1999年4月28日，石家莊宏福電子公司和石家莊信托投資股份公司又分別匯入鄭州代表處同一保證金賬戶內80萬元和120萬元，匯款用途亦是保證金。99年4月29日，被上訴人張慶光之兄張慶宏與時任京都公司鄭州代表處總經理的韓東簽訂借款協議，協議約定：甲方（張慶宏）為乙方（韓東）提供資金共計200萬元，作為乙方所需的周轉金，時間從 99年5月1日至99年7月31日。乙方以京都公司鄭州代表處總經理的名義保證甲方資金的安全，并按時向甲方支付利息（利息額另行商定）。如果造成甲方資金風險，乙方承諾用代表處自有資金進行補償。乙方欄署名韓東，并加蓋鄭州代表處的公章。同年9月2日，張慶光與韓東又簽訂借款協議，協議約定：甲方（張慶光）為乙方（韓東）提供資金共計200萬元，作為乙方所需的周轉金，時間從99年7月31日至99年10月30日。乙方以京都公司鄭州代表處總經理的名義保證甲方資金的安全，并按時向甲方支付利息（利息為每月3萬元）。乙方欄署名為韓東，加蓋鄭州代表處的公章。

　　以上事實，有雙方提交的銀行匯款憑證、借款協議等證據證實，雙方沒有爭議。張慶光一方主張匯給京都公司的400萬元是其向該公司的借款，而京都公司在一審時否認向張慶光借款，主張該款是張慶宏或張慶光與韓東個人之間的借款；本院二審時，京都公司仍否認向張慶光借款，并主張該款是張慶宏委托河南新資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資源公司）和韓東進行期貨交易的投資款。圍繞雙方爭議焦點，本院指導雙方進行舉證、質證，并闡述各自觀點。

　　一、張慶光是否具有訴訟主體資格。

　　京都公司提交以下證據證明資金的所有權人為張慶宏，而非張慶光，張慶光不是適格原告：（1）韓東二審出庭證言。其稱：400萬元是張慶宏進行期貨交易的保證金，文件原始簽名均為張慶宏。張慶光從未參與過期貨投資活動，但張慶宏曾以張慶光名義簽署過部分文件。（2）99年4月29日張慶宏與韓東所簽借款協議，證明張慶宏是資金的所有權人。（3）2002年4月2日鄭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經濟偵查大隊給上訴人的函（該證據未提交原件）。該函稱：400萬元中有 230萬是總裝陸軍裝備科、蘭天印刷廠匯往蘭天印刷廠、宏福公司后再匯至鄭州代表處，無法確定此款是否與張慶光有關。

　　張慶光一方質證認為：（1）無論原始資金是否屬于我方，400萬元確已籌措到我方名下，我方即對該款享有所有權。（2）99年4月29日協議及其他部分文件是我方委托張慶宏代理的，張慶宏所有行為均得到我方追認。（3）金水分局經偵大隊的函，未出示原件，我方不予認可。且從內容上看，該函僅表明上訴人懷疑我方的400萬元被新資源公司的負責人嚴峰挪用，申請公安部門調查，而公安部門對該款與張慶光是否有關沒有作出明確結論。

　　張慶光一方在一審時提交如下證據證明其具有訴訟主體資格：（1）石家莊新華區欣力食品商店等四家匯款單位書面證言。四家單位均證明匯往京都公司鄭州代表處的400萬元屬于張慶光，與匯出單位無關。（2）張慶光、張慶宏書面聲明。稱：400萬元屬張慶光所有，張慶光曾委托張慶宏辦理過部分業務，99年4月 29日協議即是張慶宏委托張慶光簽署的。（3）一審開庭時京都公司并不否認出借人是張慶光，僅對借款人是京都公司還是韓東個人有異議。

　　二、雙方是否形成借款關系。

　　（一）關于98年12月匯入的第一筆200萬元。

　　張慶光一方主張是其向京都公司借款的證據有：（1）99年2月1日張慶光與京都公司簽訂的期貨經紀合同，以證明雙方形成期貨代理關系。（2）鄭州代表處給張慶光出具的99年10月至2000年1月“客戶結賬單”四張，其上均蓋有鄭州代表處結算專用章。該證據顯示張慶光在代表處開立的98號賬戶每月“進出金 60000”（2000年1月為“進出金35520”），以證明99年9月至12月鄭州代表處每月向張慶光支付400萬元借款的利息6萬元。（3） 2000年1月5日鄭州代表處給張慶光出具的《結算說明》，其上加蓋該處結算專用章。《說明》稱：“99年12月份借款400萬利息6萬”，“原99號客戶張慶光初始資金為借款，不記做客戶保證金”，“將2000年元月5號99號張慶光客戶的日末權益加上99年12月份應支付其利息，再減去200萬的借款，得到的差額做98號張慶光的入金。入金＝1975520＋60000－2000000＝35520”。證明400萬元是借款，利息每月6萬。（4）一審時京都公司提交的證明向張慶光支付利息的銀行憑證二張。其中，99年3月9日付息2.4萬；99年4月6日付息3萬。

　　京都公司質證認為：（1）對方所舉期貨經紀合同不能證明雙方形成期貨關系，該合同實際并未履行，只是張慶宏為將來威脅韓東所作的一種鋪墊。（2）對方所舉客戶結帳單和結算說明中的公章是真實的，但內容虛假，是張慶光與韓東在400萬虧損后為讓京都公司承擔責任惡意串通偽造的；客戶結帳單顯示的每月給付6萬元，不能證明是支付利息；結算說明內容自相矛盾，其上所稱的99號帳戶也是虛構的。（3）對方主張的2.4萬和3萬元匯款是存在的，但給的是張慶光在新資源公司其他資金的利息，而非本案400萬元的利息。

　　京都公司主張其不是借款人，實際用資人為新資源公司的證據有：（1）98年7月26日張慶光與新資源公司簽訂的期貨經紀合同（二審提交的新證據）。（2） 98年12月1日新資源公司與京都公司簽訂的期貨經紀合同。（3）張慶光在新資源公司開立的98號和99號賬戶“客戶資金匯總表”（二審提交的新證據）。該表顯示：98年12月22日98號帳戶入資金50萬，98年12月22日99號帳戶入資金150萬；同時顯示，該款在4個月后基本虧損殆盡。（4）新資源公司在京都公司的“客戶資金匯總表”及“入金單”（其上無客戶賬號代碼，無京都公司公章）。顯示：98年12月25日新資源公司的賬號內入資金200 萬。以上四份證據京都公司意在證明張慶光在打入第一筆200萬之前就委托新資源公司從事期貨交易，而新資源公司又委托京都公司從事期貨交易。 98年12月22日張慶光先將第一筆200萬打入其在新資源公司的開立的帳戶內，三日后又轉到新資源公司在京都公司開立的帳戶內，由新資源公司使用該款進行期貨交易，后虧損殆盡。（5）韓東一審書面證言。稱：第一筆200萬元是我個人向張慶宏借款，交給嚴峰進行期貨交易，并由我將資金劃入新資源公司的結算帳戶。99年2月至6月嚴峰通過新資源公司在京都公司開立的賬戶陸續給付張慶宏部份利息。此外，99號賬戶和結算說明都是應張慶宏要求私下編制的。（6）京都公司工作人員李志平書面證言。稱：新資源公司給張慶宏出具一份收到200萬的收據，因張慶宏本人不在鄭州，由李志平回石家莊時將收據交給張慶宏。但李志平未出庭作證。

　　張慶光一方質證認為：（1）新資源公司無從事期貨經紀的資格，即使我方與其簽訂了委托合同，也沒有履行。而且，400萬元打入京都公司帳戶內，雙方對此無爭議，如果我方委托新資源公司，就應該將該款打入新資源公司的帳內。（2）關于京都公司所舉的證據（2）、（3）、（4）與本案沒有關聯性：①我方提交在工商局存檔的99年8月6日京都公司股東會決議等文件，證明新資源公司于99年8月16日就成為京都公司股東之一，其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而且，新資源公司在京都公司的資金匯總表、入金單無客戶代碼，無公章，形式上有瑕疵，因此，我方有理由懷疑上述證據的真實性。②我方的200萬匯入京都公司的保證金帳戶內，雙方對此無異議。如果對方所舉證據是真實的，也是我方將款匯入京都公司后，京都公司挪用自己帳戶內資金的行為，與我方無關。況且，京都公司也不能舉出我方匯入其帳戶的200萬轉到新資源公司的個人專用帳戶內的銀行憑證或其他相關轉款手續。（3）韓東在99年時擔任京都公司鄭州代表處總經理；99年8 月16日京都公司任命韓東為公司董事，并兼任總經理，其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證言不應采信。為此，張慶光一方提交在工商局存檔的99年8月6日京都公司 “股東會決議”、8月16日“董事會會議決議”、2000年1月25日“董事會成員、經理、監事會成員情況”等文件。（4）李志平未出庭，其證言不認可。

　　京都公司對張慶光一方舉出的股東會決議、董事會決議等文件沒有異議，但認為嚴峰因涉嫌犯罪已被立案偵查，其本人在逃，新資源公司已不是京都公司股東。而韓東因本案訴訟，已被免去京都公司總經理及鄭州代表處總經理職務，但仍在公司工作。

　　一審時韓東出庭作證，法院詢問張慶光的錢與韓東和代表處的關系，韓東回答是其與張慶光的借款關系。二審時韓東亦出庭作證，并接受本院及雙方當事人的詢問。關于張慶光與京都公司的期貨經紀合同，韓東表示是真實的，但雙方沒有發生實際代理關系。此外，張慶光98號和99號帳戶在99年初就開始使用，均是真實的。

　　關于第一筆200萬，韓東稱張慶宏以張慶光名義委托新資源公司從事期貨交易，因新資源公司無從事期貨交易資格，該公司又委托京都公司進行期貨交易，第一筆 200萬就是張慶宏委托新資源公司進行期貨交易的投資款，并稱“嚴峰與我是朋友”，“他讓我把款記入新資源公司在京都公司的帳號內”，而“我不知道這 200萬元是怎么回事”。

　　關于客戶結帳單，本院詢問韓東是否真實，韓東回答稱“我無法說清楚”；問其客戶結帳單上進出金6萬元情況，韓東答“張慶宏當時就是要固定回報”；再問其進出金6萬元是否你們給張慶宏的回報時，韓東答“當時給我的那筆錢作為回報打給過他一部分錢，記不清是以什么形式了，聽說他用我給的那部分錢買了汽車了”。

　　（二）關于99年4月匯入的第二筆200萬。

　　張慶光一方主張是借款的證據有：（1）99年4月29日張慶宏與韓東所簽借款協議。（2）99年9月2日張慶光與韓東所簽協議。該協議是針對99年4月 29日協議到期后續簽的。以上兩協議均蓋有鄭州代表處的公章，證明是京都公司向張慶光借款200萬元，利息每月3萬。（3） 99年10月至2000年1月四張“客戶結帳單”。（4）2000年1月5日《結算說明》。以上兩份證據證明第二筆200萬和第一筆200萬均是京都公司向張慶光的借款。

　　京都公司對兩份協議的真實性沒有異議，并認可99年4月29日協議是針對第二筆200萬簽訂的，但認為99年9月2日協議是針對第一筆200萬所簽；二審時韓東出庭作證，稱兩份協議均是針對第二筆200萬元，京都公司對韓東證言予以認可。京都公司對兩份協議提出兩點異議：（1）借款人乙方是韓東個人，而非京都公司，張慶光與韓東個人形成借款關系，應向韓東主張權利。（2）協議中“乙方以代表處總經理名義保證資金安全”，如造成風險，“乙方承諾用代表處自有資金進行補償”的約定，以及加蓋代表處公章的行為，是韓東未經京都公司授權，私下加蓋單位公章為自己借款行為進行擔保，此擔保行為無效。至于客戶結帳單和結算說明，京都公司仍認為其內容虛假，是張慶光與韓東惡意串通偽造的。

　　京都公司提交的證據是韓東二審出庭證言。其稱：第二筆200萬元是其個人借款，由其個人操作進行期貨交易，已全部虧損，“因在我這兒虧的，張慶宏就要求我給其出具了99年4月29日協議和99年9月2日協議”。

　　此外，一審時京都公司提交99年6月1日向張慶光支付利息8.2萬元的銀行電匯憑證，張慶光一方沒有異議，并作為支持己方的證據，但京都公司二審時否認該證據與本案有關。

　　本院認為，關于張慶光是否具有訴訟主體資格問題，雖然99年4月29日協議是張慶宏所簽，但該協議到期后續簽的9月2日協議的借款人卻是張慶光；鄭州代表處給張慶光出具的結算說明亦明確是向張慶光借款；此外，四家匯款單位均證明款項屬于張慶光，京都公司主張的資金所有權人張慶宏亦認可張慶光對400萬元享有所有權，案外人對爭議款項均不主張權利。張慶光所舉證據足以支持其主張。雖然二審時韓東出庭證明400萬元屬張慶宏所有，但其在一審時亦曾出庭作證，稱該款是向張慶光的借款，韓東一、二審陳述前后不一致，而韓東本人又與本案有重大利害關系，其證言證明效力較低，本院不予采納。此外，京都公司手中應持有公安部門給其出具信函的原件，其在舉證期限內未能出示，張慶光一方對復印件又不予認可，故該證本院不予認定；況且，函中稱400萬元與張慶光是否有關問題公安部門沒有得出明確結論，即使該證據有原件，其內容亦不足以支持京都公司的主張。因此，京都公司稱張慶光不具有主體資格的證據和理由均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關于雙方是否形成借款關系問題，首先，張慶光與京都公司簽訂了期貨經紀合同，并在該公司開立98和99兩個個人專用帳戶，對此，京都公司雖否認，但其舉出的韓東證言可以證實該事實，本院予以確認。雖然400萬元匯入京都公司的保證金帳戶內，但按有關規定，保證金應再轉入客戶專用的個人帳戶中進行期貨交易，因京都公司未能舉出該款轉入張慶光個人帳戶的相關證據，故首先排除爭議款項是張慶光委托京都公司從事期貨交易保證金的可能性。

　　關于第一筆200萬，張慶光一方所舉的證據中，首先，200萬元匯入鄭州代表處的賬戶內，證明京都公司收到該款。其次，鄭州代表處給張慶光出具的《結算說明》明確指出該200萬與第二筆200萬均是京都公司的借款，同時說明99年12月應支付張慶光400萬元借款的利息為6萬，扣除有關款項后的余款 35520元轉入張慶光98號帳戶內；與結算說明相吻合，張慶光98號客戶結帳單中收到35520元，結算說明和客戶結帳單相互印證，不僅能夠證明京都公司向張慶光借款400萬元的事實，而且能夠證明京都公司實際履行了付息義務。雖然二審時韓東出庭稱結算說明是在張慶宏給新資源公司和其個人的400萬元期貨投資款全部虧損的背景下，應張慶宏的要求出具的，把虧損的錢寫成借款是在“不可能正常理智情況”，但是，韓東在出具該說明時已擔任京都公司董事兼總經理，對自己行為將產生何種后果應有準確的判斷，韓東的上述說法不符合常理，難以令人信服。鑒于韓東曾在京都公司擔任董事和總經理，且是爭議款項的經辦人，因本案訴訟已被免去總經理之職，訴訟結果對其本人和所在單位均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其證言證明效力小于其他證據，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張慶光主張京都公司出具的客戶結帳單中載明的每月“進出金6萬”就是該公司給其400萬元借款的利息，對此，京都公司雖予以否認，但對該款的性質沒有作出其他合理解釋，且其提供的證人韓東也稱該款是給張慶光的“固定回報”，因此，可以認定99年9月至12月京都公司向張慶光支付利息24萬元。此外，一審時京都公司提交其向張慶光付息2.4萬和3萬的銀行匯款憑證，二審雖又否認，但當事人提交的對己不利的證據，應予認定。

　　另一方面， 因雙方對200萬元匯入京都公司帳戶內無爭議，在此前提下，京都公司若主張實際用資人為新資源公司，就應提供證據證明張慶光與新資源公司就使用200萬元款項達成了相關協議，而且要證明該款已從京都公司帳內直接劃轉給新資源公司使用，且劃轉是由張慶光指令的。首先，京都公司雖提交了張慶光與新資源公司的期貨經紀合同，以證明雙方形成期貨代理關系，但因新資源公司系京都公司的股東之一，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且該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罪在逃，張慶光與新資源公司是否形成代理關系無法核實；即使雙方存在代理關系，此與本案是否具有關聯性，仍須和其他證據相互印證才能證實。第二，京都公司所舉的新資源公司的資金匯總表等證據，在形式上有一定瑕疵，鑒于新資源公司與京都公司的關系，該證據的真實性有待證實；即使該證據是真實的，其上只顯示出張慶光在新資源公司的帳戶內進入200萬，新資源公司在京都公司的帳戶內進入200萬，無法判斷該二筆資金與張慶光匯給京都公司的200萬是否為同一筆，因此不能證明新資源公司使用了張慶光的資金；而且，上述證據也沒有張慶光指令京都公司劃款給新資源公司使用的相關記載，無法證明張慶光與新資源公司發生了直接用款關系。第三，關于韓東證言。雖然二審時韓東出庭作證稱第一筆200萬是張慶光委托新資源公司的投資款，但其一審時亦曾出庭作證稱該款是其個人向張慶光的借款，證言內容前后不一致，且邏輯混亂，鑒于其與本案有重大利害關系，該證言不予采信。

　　綜合分析雙方各自提交的證據，張慶光一方的證據證明力明顯大于對方，足以認定第一筆200萬元是京都公司向張慶光的借款。京都公司稱該款實際用資人是新資源公司，與其無關的主張證據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稱張慶光與韓東惡意串通損害其利益的主張，僅有韓東證言證實，而韓東與本案有重大利害關系，故該主張亦不成立。

　　關于第二筆200萬，雙方均認可是借款，僅對借款人是京都公司還是韓東個人有爭議。200萬元進入了鄭州代表處的賬戶內，并未給付韓東個人；針對該款所簽借款協議中也加蓋了鄭州代表處的公章；而且，鄭州代表處給張慶光出具的結算說明和客戶結帳單已充分證明此200萬是京都公司的借款；此外，一審時京都公司自己提交的99年6月向張慶光付息8.2萬的電匯憑證，也可證明其實際履行了合同義務；韓東簽訂99年4月借款協議時擔任鄭州代表處總經理，簽訂99年9 月借款協議及出具結帳單、結算說明時已升任京都公司的董事兼總經理，因此，韓東的上述行為，應視為與履行職務相關的行為，故該筆借款應由京都公司承擔責任。京都公司主張的韓東個人借款由其個人償還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京都公司所稱的韓東未經授權加蓋單位公章擔保應無效的觀點，因公司對其工作人員，尤其是主要負責人有選任和監督之責，基于此責任，即使韓東實施的行為違反公司內部的有關規定，公司也不能以此對抗善意第三人，仍應承擔相應責任，因此，京都公司該項主張本院亦不予支持。

　　綜上所述，雙方形成借款關系，京都公司應向張慶光償還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承擔逾期付款的違約責任。其中，98年的200萬元借款，雙方未約定借款期限和利息，故自張慶光提起訴訟之月起計息；99年的200萬元借款，借款期內的利息按雙方約定的月息3萬計算，期滿之后的利息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99年 200萬元借款的逾期付款違約金，因雙方對此沒有約定，以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為宜。此外，京都公司已給付張慶光利息37.6萬元，應予扣除。一審認定事實基本正確，但二審中，雙方均認可98年200萬元借款未簽訂協議、本案所涉兩份借款協議都是針對99年的200萬元，一審認定98年借款有協議，屬事實不清，應予糾正。而且，一審法院在2001年2月26日主持雙方調解時，經京都公司特別授權的委托代理人于學會稱“我方同意接受即認可這筆債務的本金部分，但目前沒有資金，無法給付原告”，要求分期償還，并在調解筆錄中簽字，一審據此認定京都公司對借張慶光本金400萬元沒有異議，因當事人在調解中對案件事實的認可，不得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因此一審判決對該項事實的認定沒有依據。此外，一審對99年借款的利息的計算方法有誤，對京都公司已給付利息未予扣除亦不妥，均應予以糾正。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石經初字第006號民事判決；

　　二、京都期貨經紀有限公司給付張慶光400萬元借款本金、利息及逾期付款違約金。其中，200萬元利息自99年12月11日起至執行完畢之日止，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另200萬元利息分段計算：自99年5月1日起至99年10月30日止，按月息3萬元計息；自99年11月1日起至執行完畢之日止，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息。后200萬元逾期付款利息，自99年11月1日起至執行完畢之日止，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以上款項扣除37.6萬元后的余款，由京都期貨經紀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一個月內履行。

　　一審案件受理費負擔不變。二審案件受理費30010元，由京都期貨經紀有限公司承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趙樹經

　　代理審判員 趙 倩

　　代理審判員 王 芳

　　二OO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書 記 員 李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