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蘇民三終字第0119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南京兩優培九種業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蘇省南京市鐘靈街50號。
法定代表人鄒江石,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徐大明,該公司職員。
委托代理人袁勝寒,江蘇南京劉洪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顏大龍,男,1964年3月6日出生,漢族,住所地江蘇省鹽城市建湖縣蔣營鎮人民路8號。
委托代理人顧加祥,鹽城市亭湖區亭湖法律服務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吳艷,鹽城市亭湖區亭湖法律服務所法律工作者。
上訴人南京兩優培九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兩優培九公司)因與顏大龍侵犯專利權、植物新品種權糾紛一案,不服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05)寧民三初字第411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06年8月7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6年9 月12日、10月9日兩次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兩優培九公司委托代理人徐大明、袁勝寒,顏大龍(第二次庭審出庭)及其委托代理人顧加祥、吳艷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
1998年6月10日,江蘇省農業科學院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一種利用兩系法培育亞種間雜交稻組合的方法”,并于2000年12月29日獲得授權,授權公告日為2001年1月31日,專利號為98111352.4。該專利的獨立權利要求是:一種雜交稻的培育方法,包括播種父母本,在母本植株抽穗期噴施赤霉素,其特征在于:利用秈粳中間型不育系培矮64S作母本,以秈稻9311作父本配制雜交種。2000年 8月30日,江蘇省農業科學院向國家農業部申請兩優培九水稻品種植物新品種權,2002年1月1日獲得授權,品種權號為CNA20000064.0。 2005年4月18日,江蘇省農業科學院與兩優培九公司簽訂植物新品種權和專利權授權使用協議,由兩優培九公司在兩優培九水稻適宜種植區域內獨家擁有該品種植物新品種和專利權的使用權,江蘇省農業科學院及其它任何單位、個人未經兩優培九公司許可,不得使用,且上述權利在向江蘇省農業科學院備案的情況下,可以許可他人使用,就植物新品種權使用費雙方約定兩優培九公司每年支付200萬元。
兩優培九公司發現顏大龍未經許可擅自生產涉嫌侵權的水稻種后,即向鹽城市農林局舉報,鹽城市農林行政執法支隊遂于2005年8月9日對顏大龍生產種子的行為進行詢問。顏大龍陳述,其生產的種子系培兩優慈四,母本是培矮64S,但父本是慈選4號,并非9311。故鹽城市農林局于2005年9月5日出具鑒定委托書,并于9月11日取樣,送南京農業大學鑒定。10月22日,南京農業大學種子檢測中心經過分子檢測,依據電泳結果,出具該樣品系9311,非慈選4號結論的檢測報告。
一審庭審中,顏大龍除否認其生產種子所用父本系9311外,對母本系培矮64S及種子生產方法與兩優培九公司專利方法相同不持異議;并確認如構成侵權,對兩優培九公司主張的賠償計算方式也認可。顏大龍生產的有爭議的水稻種子已全部收割銷售完畢。
一審法院另查明,兩優培九公司與案外人吳有峻簽訂的制種技術專利許可與種子收購合同中約定的每畝專利許可費為 55元。兩優培九公司與鹽城市射海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射海公司)簽訂的兩優培九種子許可銷售防偽標識申領協議中約定,射海公司銷售被許可生產的兩優培九種子須粘貼防偽標識,防偽標識按每公斤一枚的數量向兩優培九公司購買,費用為每枚4元。
一審法院認為:
兩優培九公司通過與權利人訂立獨占實施許可合同,取得涉訟專利權和植物新品種權的獨占實施許可權,作為相關權利的利害關系人,依法有權對侵權行為提出起訴,但對其主張的侵權行為有責任提供合法有效的證據予以證明。
庭審中,顏大龍除認為其生產的種子父本是慈選4號而非9311外,對生產的方法與兩優培九公司涉訟專利相同不持異議,對涉訟植物新品種兩優培九系母本為培矮64S與父本9311雜交而成也不持異議。因此,本案的爭議焦點應為鹽城市農林局取得的證據是否應在本案中予以采信。
兩優培九公司提交的證據中,無法證明鹽城市農林局采取何種方式進行取樣,在取樣過程中,也無證據證明曾通知相對人到場。雖然該局執法人員到庭作證稱顏大龍取樣時到現場,但拒絕簽字,但在行政檔案證據材料中并不能反映該過程。另外,該局兩名執法人員在庭審中作證時就取樣數量的陳述未達成一致,因此,取樣的科學性、真實性現有證據均不足以證明。且鹽城市農林局在尚未完成取樣行為時,即早于該取樣行為6天出具鑒定委托書,不符合行政行為的一般規律;檢驗報告出具后,并無證據證明鹽城市農林局曾通知顏大龍本人,因此,顏大龍如對該結論有異議,則失去了通過相關程序進行救濟的渠道。
在行政行為中,行政機關依其職權取得的相關證據應可以在民事案件中作為證據采信,但由于行政機關與其行政行為相對人在地位上的不對等,理應對行政行為在程序與合法性上有較高的要求,也即,在行政行為的程序與合法性上存在重大瑕疵的證據不能直接納入到民事案件中作為定案證據使用,否則將會對當事人的權益產生損害。
綜上,兩優培九公司提交證據不能有效證明顏大龍在生產種子時所采用的父本系9311,因此也就不能證明顏大龍在生產種子時采用了兩優培九公司涉訟專利方法,同樣也不能證明其所生產的種子系兩優培九公司涉訟植物新品種兩優培九。
據此,該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第三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判決:駁回兩優培九公司的訴訟請求。一審案件受理費12915元、其它訴訟費用200元由兩優培九公司承擔。
上訴人兩優培九公司的上訴請求為:1、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支持上訴人的訴訟請求;2、本案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承擔。其主要上訴理由為:一、一審法院認定事實錯誤、被上訴人侵權事實清楚。(一)一審法院關于“取樣的科學性、真實性現有證據均不足以證明”的認定錯誤。1、一審法院對上訴人提交證據的真實性均予以了確認,這說明上訴人提交證據所反映的事實是客觀存在的。鹽城市農林行政執法支隊出具的證明和南京農業大學種子檢測中心出具的檢驗結論均在上訴人提交的證據之列。被上訴人對上述兩份證據的真實性未提出異議,一審法院亦確認了其真實性,這證明鹽城市農林局在被上訴人制種田取樣并送樣檢測的客觀事實是存在的。同時,鹽城市農林局兩位執法人員分別出庭作證,證明鹽城市農林局在被上訴人制種田取樣并送樣檢測的客觀事實。兩位證人陳述內容一致,僅在封存的樣品數量上有所差異,但也已在簽字時予以了更正,并注明記憶有誤。2、被上訴人在答辯狀及庭審過程中并未質疑取樣的科學性,僅認為在取樣過程中未通知被上訴人,取樣、封存、送檢程序不合法。上訴人認為一審法院應居中裁判,裁定當事人之間爭議事實,而不應在雙方并無爭議的事項,即“取樣的科學性和真實性”問題上自行得出結論。(二)一審法院關于鹽城市農林局具體行政行為在程序與合法性上存在重大瑕疵的認定錯誤。1、鹽城市農林局是適格的行政執法主體。植物新品種案件包括品種侵權案件和假冒授權品種案件。我國法律賦予了省級以上農業行政部門查處品種侵權案件的職責,同時賦予了縣級以上農業行政部門查處假冒授權品種案件的職責。因此,鹽城市農林局依法履行職責,不存在不合法之處。2、鹽城市農林局取樣行為在程序上無重大瑕疵。鹽城市農林局取樣時被上訴人在取樣現場,檢測報告出來后通知了被上訴人,其取樣行為并無不當。對此,鹽城市農林局執法人員也出庭作證,作為執法人員出具的證詞應具有較高的證明力。3、一審法院認為“在尚未完成取樣時,即早于該取樣行為6天出具鑒定委托書,不符合行政行為的一般規律”,該認定并未考慮到鹽城市農林局出具的有關說明,在該份說明中,鹽城市農林局對委托鑒定、抽樣方式、抽樣人員以及被上訴人在抽樣現場等情況進行了說明,而一審判決對此并未涉及。二、一審法院對證據的審查標準明顯不當。1、本案中,追究的是被上訴人的民事責任而非行政責任,一審法院應當適用民事案件中證據的審查、證明標準,而一審法院對此并未加以區別,而是將本案作為行政案件審理。2、在當事人對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未提起行政訴訟的情況下,則不應在民事訴訟中對該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和程序正當性進行審查,否則對行政機關是不公正的。在民事案件中對行政機關依職權取得的證據,應側重于審查證據的真實性。對該證據的合法性審查,應當審查的是提供證據方從行政機關收集、取得該證據的手段是否合法以及該證據本身是否具有法定形式。3、一審法院在被上訴人對鹽城市農林局行政行為未提起行政訴訟的情況下,即認定該行政行為在程序和合法性上存在重大瑕疵,該認定不當。上訴人從鹽城市農林局調取相關證據未侵犯被上訴人合法權益或違反我國強制性法律規定,一審法院完全否認上訴人通過合法渠道從鹽城市農林局調取的證據對案件客觀事實的證明價值,使上訴人不能獲得法律及時、有效的救濟與保護。三、一審法院未查清本案的一項重要事實,即被上訴人親本種子來源。被上訴人陳述其親本種子來自江蘇神農大豐種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神農大豐公司),而該公司孫年玉證明未向被上訴人提供親本種子。被上訴人不真實說明親本種子來源,其陳述具有欺騙性。四、一審法院在價值取向上出現偏差,導致實體上不公正的判決結果。植物新品種是農業領域發明創造最活躍、應用價值最大的智力成果,對農業生產、農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但一審法院在價值取向上沒有體現以上因素。
審 判 長 呂 娜
代理審判員 顧 韜
代理審判員 陳芳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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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書 記 員 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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